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2 次 更新时间:2007-05-24 02: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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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宝  

  从前引陈寅恪至梅贻琦和牛津大学的信可以看出,陈寅恪从离开昆 明到抵达香港,也没有考虑到交通中断的问题;倒是陈要从香港回昆明遇到了滇越交通受阻 问题。而且,回昆明旅费昂贵,陈私人财政非常拮据,而赴牛津上任则反而有旅费资助,返 回昆明 明显比赴英更为困难。今人常混淆了陈寅恪两次不能成行的原因,笼统地以为欧战爆发,交 通中断是陈寅恪未能赴英之障碍。其实,第二次滞港的原因虽不能说与战争无关,但直接的 原因似乎更多是各种人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至于真相如何,尚待专门研究者解答。

  陈寅恪1940年被郭泰祺通知再缓一年赴英后,本来按照牛津大学当时的决定,应该在1941年 10月之前到任,然而,从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得知,陈自1940年夏寄居香港,任 教香港大学,期间经历日军占领香港,到1942年5月5日才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6月 末抵桂林后,便在桂林留居年余,任教广西大学[注解: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 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6-131页。]。陈寅恪1941 年为何没有赴英,未见任何中文资料的记载,而在牛津大学的档案里,有一份在1941年4月2 8日发出的定期通告,刊载大学已经通过议案,容许陈寅恪延迟到任,直至当时的紧急状况 结束为止的消息[注解:?Acts,? 28 April 1941, Vol. 179, p. xii, CP/1, Fil e 1.]。到底牛津大学这次得悉陈寅恪不能到任,是如1939年般接到陈寅恪的 信函,还是像1940年那次通过郭泰祺和杭立武通报,档案中并没有任何直接材料显示,惟一 一份相关的文件是郭泰祺于1941年10月之前致牛津大学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原函未见,发 出日期亦不详,笔者在大学档案看见的,只是1941年10月21日牛津大学遴选委员会关于此份 电报的讨论记录,全文如下(郭泰祺电报原文无标点,标点为引者所加):

  遴选委员就以下来自郭泰祺的电报做出讨论:

  "请坦诚地给我意见,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们希望陈寅恪教授在明年秋季赴英,还是希望他 再缓一年,抑或是希望中止协议。据我了解,由于其健康不佳,他对此行并不热心,但十分 希望按照你们认为是最好的做法去做。

  郭泰祺"

  遴选委员会强烈反对陈寅恪教授辞职的建议,但同意他应该再缓一年到任。与此同时,应该 查询究竟健康不佳是否陈寅恪教授不愿到任的真正理由。[注解:Electors to the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 21 October 1941, CP/1, File 2.]

  虽然郭泰祺电报的发出日期不详,但可以推测,这份电报是在牛津大学于1941年4月第三次 通过批准陈寅恪再缓上任的决议后才发出的。首先,从档案的内容和排列看,牛津大学在获 悉陈寅恪再度不能上任和通过决议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份电报;其次,郭泰祺提出请牛 津大学考虑的三个可能性,之前在大学档案的文件中一直没有提及。从遴选委员会的强烈反 应看来,"中止协议"似乎从来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他们甚至怀疑"健康不佳"是否陈寅恪不愿到任的真正理由。不论这份电报何时发出,令人更感到疑惑的是,究竟陈寅恪对郭泰祺这份电报是否知情,其中所表述的包括其健康状况是否陈寅恪本人的意思,到底电报中提到的"目前的情况"和牛津大学的议案所提到的"目前的紧急状况"是否同一回事,战争是否造成陈寅恪第三次未能赴英的原因,这都是凭现有的材料不能判断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牛津大学这批档案中见到的是,陈寅恪从1939年接受牛津聘请,一直到1945年因医治眼疾无效正式提出请辞之前,从没有表示过放弃就任的意愿。相反,在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942年到访中国期间,陈寅恪曾与之会面,详细而具 体地商讨牛津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发展方向,甚至迟至1944年9月,还致函请修中诚代 表他向牛津大学提交有关的学系发展方案[注解:Communications from the Genera l Board of the Faculties [For the Hebdomadal Council only], 22 March 1945, pp.32-33,CP/1, File 2.]。有关陈寅恪和修中诚的讨论,下文将做更详细的阐述,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郭泰祺可说是陈寅恪受聘于牛津的首议者,但郭、陈二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却一直背道而驰:先是郭泰祺力劝陈寅恪就任,陈寅恪但觉勉为其难;到陈寅恪决定赴英,郭又请其缓行;正当陈寅恪对赴牛津之兴趣未见有减,甚至越觉有所作为之际,郭泰祺却向牛津大学提出甚为极端的建议,字里行间有意让陈任教牛津一事无疾而 终。郭泰祺于1941年4月17日离英返国就任外交部长[注解: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 外交史料汇编》10册,4707页。],上引郭的最后一份电报很可能是他离英之后发出的,此后,郭便似乎没有再参与其事了。这些事态发展,到底是出于郭泰祺的某些外交或个人方面的考虑,抑或是陈本人的想法时有反复,还望日后发现更多材料,方能做出进一步判断。

  

  学者的追求

  

  以上的讨论表明,陈寅恪受聘于牛津一事,或许可以置于一个政治、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去理解。陈寅恪受聘牛津未果,作为一宗历史事件,其意义不仅仅是陈个人际遇,在事件背后,交织着当时中国外交官员的政治考虑和大学行政部门的财务考虑(关于后一点,限于篇幅,本文未展开讨论)。然而,中国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部门自可以有其政治和行政考虑,而身为学者的陈寅恪先生,一旦决定应聘牛津,一开始便是从推动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陈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外国的环境里,对发展国际汉学和推动中国文史研究有所作为。从牛津档案的其他部分可见,陈和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最乐于花时间和精力的,始终是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1942年至1943年间,修中诚访问中国,其间专程到桂林和当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相处了一个月,两人就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讨论。这批档案保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政府和大学官僚许许多多非学术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映照出学者执着于学术追求的独立人格的光辉。

  修中诚(1883-1956),英国伦敦会教士,1911年来华,在福建汀州传教18年,1929-1932年 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注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20页。],自1934年1月起,在牛津大学任中国宗教和哲学高级讲师。上一节提到的陈寅恪致梅贻琦信谓"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指的应该就是修中诚的研究兴趣,而当时陈寅恪的兴趣已经转到"历史与文学方面"。可见,陈寅恪最初不十分愿意去牛津,很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研究方向与修中诚不能配合,而修中诚原来对陈寅恪似乎也了解甚少。但是,当两位学者在中国见面,一起切磋学术,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时候,他们不但互相了解了对方,并且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展现了对发展汉学研究的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在牛津大学档案中保留着两份至今读着还令人怦然心动的文件,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抱负,也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陈寅恪不能到牛津赴任,对于中国以至西方的汉学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失。因此,笔者不惮其详地将文件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一份文件是修中诚1943年11月29日从昆明发出致牛津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的信[注解:修中诚19 43年11月29日至牛津大学校长函复本,CP/1,File 2。],信中写道:

  (上略)

  所谓我的许诺,是对陈教授--即我们选定的中文教授而言的。让我从头说起:多数对这次聘请感到有兴趣的人士,一定有一个印象,认为陈教授对于这次聘请是半心半意的,并且对于任教于牛津有被流放的感觉,因此似乎居留不会多于三或四年。我凭着对他深奥晦涩的专著的性质的印象,也曾经这样以为。我现在有一点我自以为很清楚的依据可以证实,情况其实并非如此。在此,我向你提出这些依据,希望你认真考虑。首先,我同陈寅恪教授相处了一个月,就我所专注研究的在语言中句法和文体的发展所反映出的逻辑意识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我们研究的中古前期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代,西方汉学家对这个时代知之甚少,而陈教授是研究这一时代的大师。我发现,他不但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教师,他很快可以看出一个人研究的途径和真正问题所在。我亦发现,他用英文陈述他的观点和进行讨论如同他用中文一样好。再者,他尖锐的批判能力和令人喜悦的幽默感,使得所有的讨论生色不少。因此,对于我来说,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其次,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不但认识到西方研究在中国文化史的价值--很多学者也多多少少认识到这一点--我更肯定 地确信,只有等到训练有素的西方人,以他们自己的观点,委身研究历史和哲学的材料,中国学者才有希望得到他们需求甚殷的启发,以重新发现新问题。其三,因此,由于牛津此次聘请为这样的发展开启了一条路子,这对于他便具有策略上的重要性,因而愿意接受在西方从事研究。其四,故此,他所想到的并不是在三数年内可以做到什么,或者要促进什么和睦 的文化交流,他认为对于牛津给予他的荣耀,惟一一个应有的回报是一个实在的、至少为期5年的工作计划。因此,当他考虑到本科中文系学生的基础中文训练时,他觉得他的贡献不应该放在这方面。这类工作,若由一个英语助理承担,应更能胜任。他也希望他要承担的一般教学任务可以减至最少,比如说,每年只需任教一个课程。其五,由于(a)唐代(618-906)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具有关键的文化重要性,可与印度和希腊文化相媲美;(b)此时期尚未以现代方法系统地重新研究;(c)敦煌手稿对于了解此时期极有帮助;(d)此范畴之文献乃陈教授多年来专门研究的课题,因此应该在陈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有关的研究,包括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和就某些方面做专门著述。

  从这封信可以看到,他们的会面,不仅澄清了修中诚以及牛津大学方面原来对陈寅恪没有到 牛津上任的误解(前面已经提到,这一误解多少是郭泰祺造成的),更令修中诚了解到陈寅 恪的学术与人格。根据他们当面商谈所形成的共识,陈寅恪在1944年9月致函修中诚,授权 修代表他向牛津大学提交有关中国研究学科发展的计划,该计划提交到东方研究学院,经由 东方研究学院议事会(Board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和总议事会(General B oard)通过的备忘录,再提交大学当局。下面是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注解:Communica tions from the General Board of the Faculties [For the Hebdomadal Council only ], CP/1, File 2.]:

  高级中国研究计划东方研究学院

  代理中文教授修中诚先生在访华期间,曾专程到桂林,与陈寅恪教授相处一月。以下的建议 出自他们就西方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欧洲和美洲的中国文化研究动态的讨论。这些论点来自 陈教授和修先生的看法:即思考一文化之历史非仅为该文化本身,也是将该文化视做人类文 明生活和思想的经验的一部分。陈教授请修先生代向大学表示敬意,对大学给予他的荣誉, 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诚盼在大学杰出学者的协助下,他能够对卓越研究和高等教育做出 贡献。陈教授授权修先生(参看1944年9月18日的信函)作为"向大学当局提交这个计划的 代言人"。

  计划

  A)该教授应负责将《旧唐书》(刘,220卷,10世纪)及新唐书(欧阳修,225卷,12世纪)以比较形式译成英文的工作,为确保该任务能够在5-6年内完成,应聘请5名专业的协作人为编辑及翻译,即除教授外,再加上2名华人、3名英国人及美国人。

  B)为了提高唐史翻译的价值,应鼓励这5名翻译及其领导(即该教授)在从事主体工作的 同时,运用这种新的比较研究方法,利用敦煌手稿,撰写研究论著,阐明唐代文化;论著应 同时以英文及中文发表。

  C)同时,出版社应该委任雷海宗(哈佛博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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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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