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肖自强: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9 次 更新时间:2007-04-25 01: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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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进入专栏)   肖自强  
用你的话说就是对历史进行呈现。一个“事实”连关联的要素都不齐全,谈何价值?任何材料只要被拆开就不反映任何观点。一句话、一件事,孤立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是逻辑常识。

   杨:这里应澄清一个误解,“呈现”并非是要研究者在史料大海中漫无目的地漫游,而是应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进入。其实这是新社会史第一个要做的工作。人们现在对历史有个误解,认为做历史研究就是要恢复历史真相,追求客观,因此只要在一定程度上下死功夫就行。然而其实我们只有在建立起对历史的基本认知框架之后,才能在选择材料上有可能更加细致。否则只能使自己变成两脚书橱,史料看的越多,就越失去对历史的敏锐感知能力。比如福柯就做得非常细,把一个监狱或者一个医院整个地复原出来。但福柯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那就是把监狱看作西方资本主义结构运作的一个缩影,监狱甚至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的隐喻。由此揭示其内部的运作机制,他并非只是想搞清楚一个监狱的构造状况和发展历史。而中国现有的传统史学按原来客观主义的标准去要求,可能会出现两类情况:一种情况是看史料前脑子里没有任何问题,结果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史料堆砌,就是描绘出一堆不带任何解释意义的历史场景。第二种情况是打着寻求“历史真相”的旗号,却有意无意掉进了政治史叙事规定好了的叙述套路中去,只能是离所谓“真相”越来越远。比如史学界整理过一本《日记》,因为篇幅的限制,删去十几万字。这十几万字,在“新社会史”看来,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主要是关于吃喝拉撒睡的。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跟义和团和戊戌变法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资料。对历史现象的揭示,仅仅被理解为求真,实际上是糟蹋历史学。陈寅恪之所以脱颖而出,恰恰是因为他根本不是求真。他只是从自己的一个独特角度重新解读历史。比如对中世纪家族的大转折(从发生、衰落到流入世俗底层社会的一种转换)的研究。这里面包含他对历史特别强烈的主观观照。所以他的同辈,像陈垣等人,考据功夫很好,但在历史观念和历史格局的架构分析上,远远不如陈寅恪。

   肖:其实“客观主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作为批判或者自我辩护的武器。后来者对前行者的批判往往是以客观主义作为武器。即使强调阐释的“新社会史”最终还得以原来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观念不够客观来进行批判和论证自身的合法性。而任何自认为具有完备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理论都认为自己是最客观的。另一方面是作为无限制追求真理的召唤,这种召唤首先预设了“客观“的存在和主体把握的不完全性,换言之在真理的客观性与主体的把握能力之间留下永恒的期待弥补的裂缝,呼唤人们永远地走在接近真理的路上。“客观”的预设使得追求真理有了永恒的意义和动力。

   杨:客观真实往往跟你的主观能力所能达到的、所能涉及的范围有很深的关系。主观上对事物的认识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或者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里,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所有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实际都是为这个服务的。我觉得现在主流史学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所持有的事实真相的尺度只有政治化的标准,或者说把它转化成政治化任务,比如说“为国家现代化的建设服务”等等这样的职能,而历史学更应该具备反思的功能,包括对现行政策得失进行预警、调整和修正,而不只是一味论证某种状态的存在合理性,光抬轿子的史学家永远不会真正受到尊重。

   肖:但有一点是可肯定的:假如说了解n个历史事实就能够充分论证某一个价值判断和解释模式,即A,而另外还有一个解释模式和价值判断,即B。A与B,谁对谁错有时并不重要,而且一时未必能说清楚,但是假如B要想得到论证,属于A的那n个事实全部包含在里面还不够,还要寻找更多的历史事实,那么B就可能比A更具有包容性。B需要更多的历史事实才能确定下来,但现在没这么多历史事实,这并不等于说B就不行。必须寻找新的史料,或者说拓宽史料的范围和来源。当然也不是把那些可以“证实”的、仍旧具有解释空间的“旧”史料抛掉。一切可以“证实”、具有关联能力的史料,永远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

   杨:一个人在寻找新材料的时候,有可能找到的恰恰是跟他意见不同的人持有的一种观念,也就是恰恰是一些视而不见的材料。如果把这些材料进行一种呈现,岂不是颠覆了在他的范围之内鉴定的一些历史事实?能不能说这是新社会史考虑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更加多元的理论支配的背景下,呈现不同的历史事实,然后通过对它们分门别类,对我们所谓的历史真相,作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判断?我觉得现在中国历史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它太现实,好像就在一个桌子的范围之内摆东西。(肖:它的历史真相都是自我宣布的。)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颠覆对历史真相的单一的解说。

   肖:颠覆之后还得会回到常识中去。任何人都会认为:历史事实都搞错了,由此得出结论也不值一提。这不是我们要批判的东西。当然历史事实与价值判断还是有基本区分的,但就共识的方面来谈,大家都强调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比如研究农民起义或者说农民运动。农民需要基本生存,否则没法生活,就会起来反抗。这时,研究它们的贫困状况也许就足够了,因此贫困事实成为争论的对象。如果谁不同意造反,谁就得提供其他生路。如果同意造反,那么农民如何造反,造反之后怎么办?这又形成新的争论对象,需要新的史料根据。革命之后能不能让农民掌权,又是一个新问题,又需要新的材料和论证,这时就不能光看他们的贫困了,还要看农民的追求目标、权力意识和管理能力等。如果农民不能掌权,又该怎么办?由谁来掌权?这又需要寻求新的材料并对其进行解释。事实、问题与价值总是有某种对应关系,否则就会风马牛不相及。

   因此寻求真相肯定是基本功。什么叫事实真相?我非常强调事实的相关性能力。这个事情发生的基本环境、基本要素和基本过程,不能遗漏。“不能遗漏”是一个什么概念?当然与相关性有关。它表明真相本身与“这个事物”有关,而“这个事物”已经被人们在混杂的“事物世界”里切割出来,并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事物”,也就是说被划分了边界,而且这些边界足够保障“一个事物”成立。真相当然与“这个事物”的边界有关,相关性也是被“这个事物”的边界包蕴着。如果因为想不到而漏掉,那是没得选择;想到了而不去做,那绝对是歪曲。所以追求客观真实也没错。事实呈现中的边界划分问题,自然使得中层理论还有一个研究对象的独立性问题。就是说研究方法有很重要的一点,对象的独立性使它自成一个系统,内部具有足够的相关性或者说自恰性、自足性。但是没有人去研究。

   杨:如果不赋予“中层”以独立性,就无法跟现有的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观等宏大叙事区分开来。但是问题在于如何赋予对象以独立性。(肖:这就是中层理论和新社会史观最大的难点。)这又回到刚才所说的,第一就是避免从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角度去看问题。历史学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其研究结论早在分析展开之前就给定了。这是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的一个通病。比如我们定义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戊戌变法是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是一场推翻旧封建制度的革命。如果这么定性的话,任何论证都是为已有的结论服务,都属于一种循环论证。第二点就是要彻底放弃“求真”的想法,“求真”的基石是传统的经验性实证主义研究,它假设人们有能力百分之百地复原历史的客观真相,却没有考虑历史一旦进入研究领域,就只能以言说和文本的形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真实历史无一幸免地被各种动机所过滤,变成主观认识的组成部分,提倡“中层理论”就是要主动向经验研究中注入解释的因素,以激活各种表面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史料,建构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又自律性地限制这种解释的范围,以免使它与政治意识形态或实证主义成为同谋。第三点就是拒斥所谓的“中国中心论”。“中国中心论”的一个前提是审视“对象”并没有完全独立化,也就是说阐述者本身还是站在一个西方的立场上,把问题变成一个如何东方化的问题,或者如何站在东方的角度把西方东方化的问题,他们在提出“中国中心论”这个命题时,一直有一个西方背景在后面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对象如何独立化?,所以首先应该摆脱这两个表面不同实则相同的思考维度。其次就是我们呈现什么。

   肖:这个很关键。喜欢红色的眼睛首眼看到的就是红色。一个人类学家在一个部落呆上十年,这个部落的东西被他反反复复地感觉、捕捉和记录。十年后他对部落进行全面呈现时,只需要考虑如何抽象,如何归类,如何保证它们的关系,如何确认处于实质作用中的关系。哲学就是要给世界形成一个新的分类体系。历史学的任何一步工作牵涉着哲学的基本活动。(杨:这里面涉及到历史资料的不同组合。如果重新组织,得出的意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就是缺乏对意义进行重新组织的能力。)这几十年,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考证,做得不是很好。他们常常是只要考证出某个东西与革命有关,任务就完成了。考证史实,一个是考证真伪,一个是考证相关联的事物,哪些事物对它曾经发生过作用。

   杨:中层理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能把一个事实,你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你认为是事实,把它分类好,表述出来,把边界之间的关联性清晰的呈现出来,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工作。

   肖:在中国的传统史学里面,我认为是有中层意识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书院特别重视,县官到书院里去,是什么态度呢?那是要执弟子礼的。天地君亲师,君王不在时,县官对老师必须恭敬。这就是传统社会的“中层”意识。中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学科建设,而现在竟变成一个带有思潮特点的思想问题。

   理论的转换:悬置或者批判

   杨:对历史学界来说,我们可以避免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恰恰代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特别强调乾嘉学派那一套所谓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这容易流于琐碎之学。比如八十年代以后国学热兴起而引起的争论。第二个阶段是针对所谓宏大的革命史观。革命史观恰恰是用理论的空洞去解构过去所谓的经验研究和实证主义的乾嘉学派风格,但是它又过于意识形态化。怎样回避这两个极端?当然从技术上来看,从中层进入的话就可能行得通。

   肖:我们可以把宏观分为“具体宏观”和“空洞宏观”,微观分为“琐碎微观”和“相关联的微观”,而中层理论实际上是在“具体宏观”和“相关联的微观”之间。假如对两边的事物不是很了解,中层理论就无法被定位。反过来说,一个人的中层理论做得很成功,他的思想里绝对包含丰富的关于“具体宏观”的思想。中层理论同样也零零散散的隐含了丰富的“相关联的微观”。换言之,在中层理论上能够成功的,一般也至少具有模糊的宏观理论和微观考据的能力,这种能力虽然模糊,但是非常实在,足够构成中层理论建构的背景视域。

   “空洞宏观”和“琐碎微观”,往往是相辅相成的。“琐碎微观”的研究成果常常成为“空洞宏观”任意利用的材料。而“琐碎微观”的价值观念也是“空洞宏观”直接赋予的。中层理论使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不成为一个任意的论证关系。过去任何历史研究,一下子就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琐碎微观”没有相互之间的解释,它肯定能够任意论证。宏观上用“琐碎微观”来论证,绝对是空洞的。而中层理论可以使“空洞宏观”成为一个“具体宏观”、具体的抽象,而“琐碎微观”成为相互之间“有关联的微观”,自身能够成为有一定自足性的微观。中层理论能够使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任意性的论证。

   杨:你说模糊意识也好,模糊感觉也好,它可能具备上升到宏观的基本意象,但还不具备构成上层更大框架的基本能力。

   肖:这个问题切换一下,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批判“空洞宏观”和“琐碎微观”,来找到中层理论的位置?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认为,你们这一代史学学者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工作。

杨:这涉及到你对中层理论本身的要求。其实刚才我们的讨论多少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应该在中层范围之内,提出独立的解释模式及寻找到我们所认为的在中层理论范围内应该进行解释的一些材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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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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