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利阳:社会结构变迁与经济法治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2-10-07 14:32:31

进入专题: 社会结构   经济法治  

侯利阳  

   为解决企业对于社会的破坏,自19世纪下半叶起近代社会的种种不足开始被深刻反思。后续的发展证明现代社会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说近代社会的形成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现代社会的形成则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三次全球经济危机为主要特征。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百余年的变革与反复之后才逐渐成形。单从经济法的发展与变化而言,现代经济法的演进过程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界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全球大致形成了两套不同解决方案;而在后一个阶段这两种解决方案开始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

  

   第一阶段的两种解决方案分别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运动和社会主义理念的确立与实践。第一种解决方案亦即福利国家概念的兴起。福利国家的概念于19世纪末在欧美出现,虽两度被世界大战打断,但最终于二战之后完全建立起来。面对企业对于近代社会的冲击,福利国家并没有摒弃既有的市场机制,依然认可企业的正面社会价值;但在市场机制之外加大了国家的干预职能,用以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自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政府完全摆脱了其在近代社会中坚守的消极“守夜人”的角色,转而以积极的态度来监管以企业为社会身份的市场主体,保护弱势群体(主要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人的尊严。这主要是借助国家干预的力量,树立国家社会利益仲裁人的身份,用社会政策调和近代社会分配不均的矛盾,经济法正是这些社会政策的法治化表现。这种政策演化的极致则表现为二战后欧洲诸国对于某些重点行业(煤、铁、汽车、基础设施等)实行国有化,以政府身份取代企业,实行政企合一。

  

   第二种解决方案为社会主义理念的确立与实践。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近代社会制度的理论前提自相矛盾,并暗含着“人的异化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解决近代社会制度矛盾的终极途径是社会主义,也即消灭资本主义(或者说企业),从而解放受企业束缚的个体,并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统一。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目的与近代社会类似——同为构建国家与个体的二元治理结构。只是近代社会通过国家取代行会来实现,社会主义则通过国家取代企业来实现。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申言之,虽然社会主义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但社会发展也不允许直接跨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这个问题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纲领,但这一进程被中断。后续的发展表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完全消灭市场经济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的GDP年均增速为14.2%;但在1956—1978年间GDP增速下滑至6.0%。期间,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并未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上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均为纠正企业对社会的破坏提供了思路,但此后二者也都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都面临继续改革的压力。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使得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方式难以为继。在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以“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掀起了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浪潮。放松管制的实质是降低前一阶段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强干预状态,重新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活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也在20世纪70年代举步维艰,但国家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并在随后的四十余年间逐渐完善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实施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无论在我国还是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主要社会矛盾都转变为激发企业的自主性与限制企业的破坏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对市场经济在新阶段发展的深刻认知。现代经济法也正是在对企业控制的一波三折的社会变革之中逐渐得以完善。

  

   (二)现代经济法治的实现机制

  

   事实证明,无管制状态的企业对社会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在经济层面,企业可以剥削劳动者和消费者,并损害社会利益。在社会层面,在企业变成主要的市场主体之后,个人只能以劳动者的身份从属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关系,人人平等这个近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岌岌可危。面对企业对近代社会哲学基础的冲击,现代社会中新兴的与经济相关的法律都是围绕企业这个主体展开,其实质是通过国家干预,给企业施加额外的法律义务,从而恢复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规制的中介性力量。现代社会对于近代社会法律制度的调整(或者说现代经济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规制企业竞争关系的法律。依理性经济人假设,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来源于每一个经济人交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契约关系成为近代社会的核心法律。但市场关系既包括交易关系,也包括竞争关系。竞争产生的社会问题可分为两类: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首先,近代社会假设既然理性经济人可以自己作出最优的选择,那么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作出最优选择的集合就可以抵消过度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过度竞争在近代社会以前主要由行会通过铁腕手段进行维护,但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国家取代了行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恶性竞争对于交易关系的破坏开始暴露出来,而现代民法对此却无能为力,这导致反不正当竞争法在19世纪中叶的出台。其次,近代社会假设竞争是充足的。竞争不足在近代社会初级阶段不是问题,但随着垄断企业的出现竞争不足的问题开始凸显,19世纪末出现的反垄断法正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充分程度而设。

  

   第二,规制企业交易关系的法律。现代社会中抽象平等意义上的自然人逐渐演化为社会体系中的弱势消费者与强势企业,现代社会对于交易关系的调整主要都是围绕消费者保护展开,这在民法中主要表现为私法的社会化。比如,在合同领域赋予当事人更多纠正合同瑕疵的机会,如情势变更原则、显失公平原则、标准合同等;在侵权法领域增加工业侵权中企业的严格责任。但尊崇形式正义的民法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兼顾实质公平,“否则将与民法的固有性质发生冲突”。这客观上要求国家在民法体制之外创造新型的特殊法律,此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承认消费者与企业的差异与不平等,将消费者的抽象人格转化为具体人格;通过对消费者的权利倾斜(换言之,则是给企业施加特殊的义务)来确立自然人涉入社会的参与机制,从而将自然人与企业的关系置于“一种平和而非对抗的基础”之上。

  

   第三,规制企业内部管理关系的法律。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主要涉及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属于契约的一种。但劳动契约与其他契约之间的区别一则在于主体之间的从属性,二则在于契约的长期性。因此,在近代社会适用私法自治对劳动契约进行规制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冲突。鉴于此,现代社会在契约法之外设置劳动合同法,将劳动者的人格具体化,并对之进行倾斜性保护,比如设置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时间、解雇保护等。近期,更有学者倡导继续深化劳动关系中的具体人格,呼吁区分大企业与小微企业、区分一般劳动者与企业高管等。随着对于劳动关系保护的深入,对于整体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也逐渐提上日程,并由此设立了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在劳动法之外对社会性或者体制性原因形成的所有弱势群体进行特别保护。社会保障法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给因意外条件或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者给予物质帮助;社会救济以保险形式对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而不能劳动或暂时中断劳动的劳动者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或相应的补偿;社会福利则是以全体人民为对象的福利事业,如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社会保障虽然是由国家出面进行,但也代表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

  

   第四,规制特殊行业企业的法律。近代社会以契约来解释所有的社会关系蕴含着一个隐藏假设——市场机制是可以自我运行的。但从20世纪下半叶始经济学界证明了“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存在,并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比如公共物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负外部性理论等。在现代社会初期,国家主要采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理论对这些特殊行业进行规制;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只要存在市场失灵就需要国家干预,甚至不惜采用国有化的方式。但后续“政府俘获论”(capture theory)的建立证明了“管制失灵”(regulation failure)的情形。因此,20世纪80年代,各国政府纷纷采纳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将规制认定为公共服务,也存在成本与收益问题;并认为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干预,国家干预只有在收益高于成本的时候才具有合理性;同时,国家干预的目的应当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并应当在竞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之后退出市场,或者说放松规制。放松规制的浪潮引发了大量特殊行业规制的法律,实际上在各个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规制,比如电信行业、金融行业、文化出版行业、出租车行业等。

  

   第五,规制企业行为负外部性的法律。近代社会中的契约假设将所有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交易关系,完全忽略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在近代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对生态环境破坏力度不大的情况下还可以自我维系,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工业污染的问题就不容小觑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深刻指出了经济与生态在演进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环境保护法在现代社会的出台代表了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也体现了人类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重新认识。环境保护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企业施加的超越自然人的额外社会责任。目前,我国已制定有森林、草原、渔业、矿产、土地、海域、水、煤炭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法规。

  

   第六,规制宏观经济活动的法律。现代经济法除了要求国家调控(企业的)经济行为之外,还要求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结构。前述五种经济法规制皆针对具体的市场主体或者市场行为展开,属于微观经济调整行为。宏观经济调整则是为了实现国家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实现经济要素在产业与地区间的优化、保障充分就业、形成国际收支平衡,从而在更宏观的层面实现经济法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宏观经济调整职能的出现使得一些新的法律形态得以产生,比如对于价格结构、金融工具等的调整,以及对于促进特定区域、行业经济发展的优惠措施等。同时,宏观经济调整的出现使得某些传统部门法的性质发生变化,进入经济法的范畴。比如,传统税收的功能主要是为国家机器的运转筹集资金,彼时的征税行为主要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在现代社会,税收的主要功能转变为调控经济、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应当主要从属于经济法。宏观经济法的终极目标是“在实现初级宗旨的基础上,协调和解决国家整体利益和经济个体利益的矛盾,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综上,近代社会以拟制的契约关系创造了人人平等的抽象人格。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展壮大的企业破坏了近代社会所构造的国家与公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得拥有抽象平等身份的自然人成为其附庸。从某种角度而言,此时的企业取得了类似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或者行会的地位。但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但会剥削沦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社会个体,而且会破坏社会利益,因此无法成为国家可资依赖的社会中介性力量。但企业又是市场机制的自然产物,现代社会无法改变市场机制也就无法禁止企业,因此不得不通过国家干预在抽象人格之外创制了具体人格(主要是企业人格、劳动者人格以及消费者人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社会结构   经济法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经济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7046.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