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利阳:社会结构变迁与经济法治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22-10-07 14: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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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利阳  

   当以家庭或者行会为主体的中介机制(身份)消失之后,契约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普遍性的中介因素”。由于契约这种普遍性社会关系的存在,17、18世纪的社会先贤也都普遍使用契约来解释所有的社会关系,此即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在纵向上解读国家和个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在横向上构建个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假定存在一个人人平等和自由的自然状态。这一点与古代农业社会的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现实中的个体总是不平等的,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被熟人社会所认可,并可以得到人情的特殊照顾。但由于社会中介性机构的缺失,这种特殊照顾在信息不对称的陌生人社会无法通过国家在个案层面进行衡量。因此,近代社会不得不将个体进行政治上拟制化,形成了只具有契约关系的抽象平等人格。这种政治上的抽象人格推动了现代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的形成;申言之,每个个体都是利益最大化主体,同时也都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既然每个人都能对如何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作出准确的判断,那么每个人也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独立的责任。只有通过国家干预将每个个体都设定为平等的理性经济人之后,契约的社会合理性才能得以保障。因此,对于刚刚脱离农业社会的近代社会来说,民商法确实体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色彩。在通过民商法构建起一系列的社会体制之后,国家就只须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来保障契约的顺利履行即可;其余则交由市场机制这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处理。如此,近代工业社会中的国家成功地在家庭和行会消失之后,构建了市场机制这个非实体的中介性社会机制来调整社会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

  

   近代社会对于个体平等人格的转变暗含着两大成功。第一,社会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脱离了家庭身份的制约,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成功实现了个体人格的解放;但个体也不得不接受社会无法对其特殊情况进行个别照顾的现实。第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扩张了自己的权威,成功将国家机器的触角直接延伸至每一个社会个体。但国家也失去了中介性社会组织的协助,只能通过市场机制这种非实体性的机制来直接管理个体。同时,熟人社会的交易主体之间不但拥有相对方的完全信息,并且可以在未来的连续性交易中惩罚相对方的违约行为。但陌生人社会中的主体性交易都是个别的、一次性的。因此,近代社会在社会体制重构的进程中还面临两大难题:(1)如何消除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2)如何保证交易的顺利履行。〔〕这两个问题在古代农业社会中是通过血缘信任以及基于血缘的处罚而实现的,但在近代社会中却完全失效。为了实现市场机制这个时代性话题,19世纪中形成的民商法应运而生,并通过构建主体平等、物权神圣、契约自由、司法公正等四个方面来解决这两大难题。

  

   但近代社会转型成功的背后蕴含着社会治理的妥协。由于近代社会中的国家在立法技术上无法实现对每个个体资格的单独认定,只能将所有个体作抽象性的等同认定。因此,民法中的“平等主体”概念与其说是“天赋人权”的自然体现,毋宁说是立法的无奈选择。抽象的平等主体排除了自然禀赋的影响,将社会个体拟制为没有任何差别的法律人。近代民法中“平等主体”概念的形成既是当时社会政治革命的需求,也是为了实现陌生人社会经济交易的需求。平等主体的概念假设社会个体无所不知,因此也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当平等主体的概念确定之后,物权神圣的设立也就自然而然了。虽然政治上的人无须任何财产的支撑,但一旦进入经济社会,财产跟人格就密不可分了。物权制度是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社会契约,使得物可以不受家庭身份的限制而自由流动。物权神圣同样也是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使得物的交易不需要第三人的介入。进而,抽象的平等主体也推导出了古典契约理论。古典契约理论以意思自治为要义,以契约自由为核心,以契约神圣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纯粹的形式主义合同理论。简言之,合同只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不论其基于何种情事、何种前提、内容是否公平,均可产生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契约自由使得合同双方摆脱了身份的限制,而契约的相对性又消除了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古典契约理论一经建立就获得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广泛承认和尊重,被推崇为法律的基本原则。

  

   此外,熟人社会中的契约因血缘而生,因此自带可执行的保障机制。但陌生人社会中的契约并无内生性的保障机制,从而只能由司法公正这种外生性的制度来保障。熟人社会可以由裁判者基于人情作出个性化的评价,但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官完全不了解纠纷双方,只能基于法律进行判案。因此,近代社会中构建的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司法独立与法官不得造法。司法独立要求法官在判案时不受任何其他个体的约束,只能根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进行评判。司法独立除了防止司法腐败之外,也防止当事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影响法官,这一方面意味着身份并未消除,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契约不是社会交往的唯一依据。法官不得造法是社会契约论的必然结果。法律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如果法官可以临时造法,那么社会契约的合理性就会被推翻,同时也会产生溯及既往的不正义。因此,近代社会中的法官被认为是“只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的‘法匠’”,不应当享有自由发现或制造法律的权力。

  

   (二)近代社会后期的危机

  

   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解体之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先贤以其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构建了近代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原则和法律原则。这些原则以契约理论为基础一方面弥补了身份社会消失后社会制度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建立起国家与人民个体直接联系的二元社会结构。但这个时期所创立的各种原则都具有非常强烈的绝对性,突出表现为近代社会的抽象平等人格完全不考虑个体因资源禀赋而产生的实质不平等。作为平衡,近代社会将这种抽象人格置于无人能够干预的市场机制的保护之中。近代社会这种抽象的、绝对的社会体系在产生之初就备受争议。比如,马克思就认为近代社会“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但这种机制在个体间实质性差异不大的近代社会具有时代意义,在旧有的家庭体系被打破、新型的社会力量尚未形成的近代社会之初尤为重要。相关文献显示这种机制与近代社会之初的社会现状非常契合。18世纪末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大大提升了生产力,但并未改变社会的生产结构,直到19世纪70年代小规模的、家庭式的手工作坊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这种非集中化的市场结构客观上保证了市场机制可以不受任何社会主体的干预。但这些绝对性的原则在19世纪中叶开始遭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挑战。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社会迅速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开始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企业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终极产物。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个体存在的目的是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了个体最终必然选择联合其他个体形成企业来组织生产活动,此即企业的本质。申言之,企业是降低生产成本而最大化利润的产物。因此,企业不仅不被近代社会禁止,反而是这种制度运行到极致的必然结果。这也表现在后续民商法中法人制度的产生上。我们传统上认为法人制度的设立“使构成财产集合体的资本与投资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通过一种抽象的拟制方法,赋予具备特定条件(包括拥有界限分明的独立财产、能够产生其成员的共同意志亦即独立意志)的团体以一种与投资人相区分的法律地位,使之成为财产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独立承担者,借以限制投资人风险,鼓励投资积极性”。因此,企业在民商法体系中也被认可为具有与其他自然人同等的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市场主体资格。但企业的出现打破了近代社会建设之初的种种假设,并使得近代社会面临破产危机。总体而言,企业对于近代社会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组织层面,企业的出现破坏了近代社会国家与个体的二元社会体制。近代社会构建了国家通过市场机制直接管理社会个体的制度。但企业的出现却将市场机制中的外部交易关系转变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企业作为法人被假定与自然人(社会个体)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国家无法干预企业的内部组织管理关系。随着企业市场力量的爆炸性提升,其不但通过垄断的市场力量获得了可以对抗市场机制的能力,甚至可以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对抗国家的能力。同时,随着企业力量的增大,社会个体也失去了与企业抗衡的能力,只能以劳务合同的形式成为企业的附庸,即成为劳动者。劳动关系属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关系;如此,蜕变为劳动者的社会个体在企业出现之后也失去了平等人格。此外,企业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因此近代社会无法真正禁止企业剥削劳动者的行为,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还持一种鼓励的态度。事实证明,企业对于现代社会二元体制的破坏非常剧烈,并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转变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甚至诱发了政治革命。

  

   其次,在市场组织层面企业的出现破坏了社会个体在经济上的抽象平等人格。近代社会中的平等人格也体现在契约身份的互换性上,或者说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的互换;简言之,一契约中的生产者可以是它契约中的消费者。如此,即便某社会个体在甲契约中遭遇生产者与消费者力量的不平等,也可以在身份互换后在乙契约中得到补偿。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份的互换性至少在哲学层面保证了社会个体在所有的交易中能够整体性地获益,而不是一直受损。因此,抽象的平等个人虽然形式上不考虑个体之间的实质不平等,但在逻辑上也具有一定的自洽性。在具有市场力量的企业出现之后,个体在绝大多数的交易中再也无法成为能够匹敌企业的生产者,从而被迫一直充当消费者。不过,一旦社会个体彻底蜕变为消费者之后,个体只能依赖生产者提供的信息来购买商品,从而导致生产者与消费者实质不平等的契约关系(或者说消费关系)。

  

   最后,在社会组织层面过度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又诱使企业破坏社会利益。虽然近代社会提倡个体的绝对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近代社会完全忽视社会利益,只是近代社会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趋同。这个假设得以满足的主要途径有二:竞争机制与契约的内部化机制。首先,竞争机制可以保障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若每个个体都不愿通过竞争获利,那么社会发展或成死水一潭。但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方面造就了独占状态的垄断企业,另一方面也导致垄断组织(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的产生,二者均大大削弱了竞争机制。此时,市场机制不受任何主体干预的假设破灭。其次,个体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趋同必然要求契约行为产生的成本只能由契约当事人承担,此即契约的内部化机制。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壮大,契约的负外部性问题开始凸显,其中最为严重的即是工业污染。这暗示着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

  

   三、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法

  

   当以血缘为纽带的古代社会解体之后,近代社会的革命先贤以浪漫主义的精神构建了政治拟制的平等主体,并以此为基础推导出近乎数学公式般的各种法律原则。这些高度抽象的原则弥补了家庭身份消失后的社会空白,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之后,这些绝对性原则不得不面临破坏性的危机。正是这些危机诱发了自19世纪中叶至今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现代经济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形成、发展及完善。

  

   (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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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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