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涛:中国道路对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22-10-03 00: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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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涛  
并构成其辩证法的基本内容。黑格尔对中国文化地位的揭示在《历史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较为集中。他认为,成熟的历史无非是有着清晰民族意识的历史活动,人应当是历史逻辑本身,而不是历史学家在历史那里“发现”历史逻辑。历史学家应该成为凯撒,凯撒应该是发现历史逻辑的历史学家。真正的历史,就在于发现这个精神;只有发现这个精神,人才能是真正的人,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个“理性”早期以神的形式出现,“‘神圣的智慧’,就是‘理性’”。然而,黑格尔对上帝的统治并不满足,按照上帝旨意从事活动而形成的世界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式,“仅仅叫人信仰于一个鉴临的‘奴斯’,或者‘神意’,那是不够的”,精神不应归属于上帝,它要返回到自身,上帝从根本来讲是自我意识,作为世界主宰的应该是人类理性。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是意识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意识的最高的统一,就是绝对精神。

  

   黑格尔据此认定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是人的本质,而自由以人对世界本质的掌握——自我意识与意识的统一为前提。中国人既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上帝的鉴临,更没有自觉的世界精神,当然谈不到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更谈不到自觉地创造历史。“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黑格尔将人类历史区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个阶段,而东方世界又区分为中国的、印度的和波斯的三种形态。黑格尔开门见山地讲:“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历史之所以从中国开始,是因为中国专制政体——一个统一的意志的出现,但在中国所开启的不是自由的历史,而是专制极权的任性恣肆,因而他认为,中国在东方世界中是最原始的,“中国是特别东方的,印度可以和希腊相比,波斯可以和罗马相比”。因为波斯虽然也是君主政体,但是波斯元首“一样要受到法律原则的制裁”,元首不是法律本身,波斯人可以透过法律看到“精神”,法所彰显出来的必然性向波斯人启示了精神的存在,因而波斯人生活在道德自觉中。与此相反,在中国,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权力总是归属于极权者个人,以世俗的个人的意志取代精神,并成为一切合法性的根基,迫使中国人生活在命令中。

  

   黑格尔认为,中国从历史开始那一刻至今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这种超稳定结构的根源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因此,“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黑格尔认为,只有发现绝对精神才能成为人,只有绝对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真正统一才是真正的哲学——这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现,是概念的历史演绎。

  

   (二)黑格尔文明观的内在逻辑

  

   黑格尔认为宗教具有一个自身的发展过程,存在着自然宗教、精神个体性宗教和绝对宗教三个阶段。自然宗教的第一个环节是巫术,高于自然的力量存在于个别巫师那里,人体会到了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在自然宗教的第二个环节意识自身分裂,神从人的意识中分化出来,成为外在于人的绝对本质和绝对力量,人要绝对地臣服于神的力量。在这一环节中,精神淹没在自然中,这种自然必然性被中国人称为“天”。“天”无法摆脱自然必然性而上升到精神个体性宗教的层次,“天”始终具有自然属性。

  

   宗教的第二个阶段是精神个体性宗教,分别是犹太教、希腊宗教和罗马宗教。精神个体性宗教将纯粹精神性的东西作为最高的实在,耶和华就是统治世界的纯粹精神实体。精神个体性宗教已经超越了自然宗教,表现出人与上帝的对立。

  

   宗教的第三个阶段是绝对宗教,即基督教。在基督教那里,个人和神完成了统一,神与人不再是相互外在的关系,圣灵鉴临,即作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自身为精神的三种形态。圣父是创造世界的普遍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其创造物的本质,耶稣则是作为圣子的上帝,此时的普遍本质是个体精神的普遍本质。在耶稣基督殉难之后,圣灵在信徒的心中鉴临,个体在自我意识中达成人与神的统一性。

  

   黑格尔哲学在宗教基础上最终完成,其哲学粉碎了上帝的任何外壳,成为最高的精神形式。他从精神形态的演进中揭示精神运动的三种形态,自然宗教是最初的形态,绝对精神则是最高的形态。在绝对精神阶段,黑格尔成为“终有一死的上帝”,从哲学上最终向上帝致敬——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的。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宣告他对人类文明阶段性划分的结论;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揭示这个判断的根据。首先,中国人的思维被物所束缚,与此相对立,西方人的思维却离开了物,回到了精神自我。古代面对的问题和今天面对的问题迥异,古代直接面对实存,近代面对的则是抽象的精神。黑格尔将古代直接面对实存的思维“称之为材料性思维,它是一种偶然的意识,仅仅沉浸在材料里,因此很难做到同时又摆脱材料,完全凸显出它的自主体,并保持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这种材料性思维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弊端:其一,服从于外在必然性;其二,为物所纠缠。黑格尔不仅无视中国传统思维的唯物主义本质,而且根本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以此为标准对中华文明妄加评判,由此,黑格尔哲学也就发展到了它的最后环节,客观规定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作品。“认知着精神的精神是一种自我意识,不仅如此,它知道自己就形式而言表现为一种客观事物。”在客观事物中发现的精神(通常我们所理解的事物的规定),其实是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从现象学看有两种形式,即作为自我意识本身的精神和作为对象规定的精神,都是自为的精神。从根本来讲,这两种精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自身关联活动,是自我意识对作为外在精神的意识(仍然是自我的意识)的认识,而在自然宗教环节,精神是一种实存。黑格尔从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区分中破解精神之谜,因而他称其哲学为“自我意识哲学”。黑格尔将客观确定性归之于主观确定性,最终落入彻底的唯心主义,但他并未就此止步,他的最终目的是要颠倒意识与世界、伦理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

  

   (三)黑格尔文明观的弊端与批判

  

   黑格尔鼓吹绝对精神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讲,伦理、国家、世界是意识的作品,是人类理性——绝对精神的作品,是人的意志的作品。黑格尔按照他的哲学逻辑确立关于伦理的解释,“所谓伦理,无非是指众多独立的、现实的个体在本质上形成一个绝对的精神性统一体。”伦理是个体意志的统一,是一个自在存在着的普遍的自我意识。伦理是自我意识的实现,伦理是“我”的自为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得以实现——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在一个独立的他者那里直观到自己与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或把眼前这个自由的、无异于物的他者看作是我的自为存在”。据此,黑格尔认为,伦理在民族共同体那里得以实现。伦理不仅是个体意志的表达,而且通过伦理个体得以确证自我,“每个人都是在普遍的精神那里获得他的自身确定性”,因此,“一个自由的民族的生活才是一种实在的伦理”。黑格尔期望人应该以共同体的生活为目标,而共同体不是个人世界,而是公民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黑格尔哲学就此牵出了文明和文化的区分,文明的英文单词是civilization,其词根civ是公民之意,亦即文明的细胞是公民。公民首先出现在古希腊城邦中,是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在黑格尔的理解中,公民是能够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共同体意志的个体,卢卡奇同样按照这一逻辑来理解“无产阶级意识”,科耶夫甚至从公民拓展到人的视角,把承认与人相统一,认为“只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得到承认的’公民行动和生活,人才是真正的人,即‘个体’。”与此不同的是文化,culture,其词根cult意指(对生活方式、看法、观念等)狂热,时尚,崇拜,引申为宗教习俗,也就是说,culture无关乎公民意志是否上升为共同体的意志,不牵扯人类政治共同体问题。文明与文化的区分,将中国文化根本拒绝在文明之外,五千多年文明只是五千多年文化。黑格尔根本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并在《法哲学原理》中从绝对精神开出了抽象法、道德、伦理的内在逻辑。他的“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为马克思所强烈批判,由此,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

  

   黑格尔以精神的至上性区分人类文明的等级,这种现代性话语霸权影响了整个知识界。黑格尔的人类文明划分标准存在致命缺陷。其一,从物返回到精神,以纯粹的精神为对象,黑格尔哲学成为一种与现实毫无瓜葛的概念游戏,它只有解释世界的能力。其二,黑格尔仅仅构筑了一个感性世界背后的绝对精神,其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完成,是彻底的思辨辩证法和终极的形而上学。其三,理性统治世界,启蒙成为新的神话,“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黑格尔之后,冲破意识哲学的内在性与理性对人的统治成为哲学的主题,生存论哲学面向事实,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是一条思路,科耶夫断言人是对给定存在的否定,从而走出“我思”;卢卡奇认为世界应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实现,是“同一的主体—客体”。然而,科耶夫专注于个体而无视人类历史,卢卡奇则带有黑格尔的影子。只有马克思的实践才能真正揭示黑格尔哲学只能认识世界而不能改造世界的弊端,揭开人类历史的本质,实现真正的哲学革命。

  

   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冲击只能来自于现实,因为全部精神合理性最终都要落在现实中。马克思一反黑格尔判断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观标准。“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包括人和人的关系,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政治国家的内在权力结构以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精神折射的现代性精神。”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存在中确立文明的尺度,这种现代性批判所针对的具体对象是资本主义。只有现实的力量,才是结束一元现代性和结束西方话语霸权的真实力量,才是多元现代性的根基。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与本质,摆脱“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是传统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近代以来,这种努力逐渐切入中国革命的主题,孙中山的知行观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中国革命之路,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性被马克思哲学激活做了准备。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孕育了新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着根本不同:其一,这种现代性以人的现实活动为根据;其二,这种现代性拒斥形而上学;其三,这种现代性是实践合理性的。21世纪以来,东方社会突飞猛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业敲响了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丧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形态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形式,这一实践的文明形态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身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开始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揭示了人的本质与人的劳动以及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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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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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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