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蒙: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1848—1852年社会主义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23: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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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蒙  
“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唯物史观,是“革命的科学”在现实的社会革命中的具体化。在马克思看来,当生产力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还未充分释放进而奠定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时,“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资本与劳动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隐含的存在”“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1]102-103,此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尚未发展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其革命要求只能借助于理论想象,投入不顾社会现实的空论家的怀抱。可见,社会革命需要社会本身提供新的历史内容,现代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将决定革命是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还是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1]176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的理论引导,就不是以某种外在的学说塑造无产阶级,而是后者对自身所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觉悟:当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成熟,无产阶级能够将自身理解为资产阶级存在的根本条件,将“资产阶级制度”作为革命对象时,“会直接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身行动的结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1]88。

   这正是从理论上“主张变革的党”转变为实践上“真正革命的党”的关键所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是立足客观的社会革命、揭示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来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使得无产阶级“日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1]166。那么,可以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布朗基等人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异同?这就涉及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自我革命论与不断革命论。

   第二,“真正革命的党”推动的是不断的自我批判、自我革命。

   基于唯物史观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已经表明,生产力的阶段性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属性,意味着社会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进程,是一场不断的革命;相应地,这要求身处其中的“历史剧中人”也要根据对历史运动的阶段性判断而持续自我改变。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相较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1]474。可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自我革命,是植根于经济的发展与自身的成熟的运动,并且克服运动中产生的革命行动以及观念意识的局限性。

   自我革命的不间断性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基础性作用。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要求,缘于革命进程本身的长期性,从大的历史时段来看,民主革命只是整个历史运动的一个阶段。由于领导不同阶段的阶级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将按照他们的需要所改造的世界视作一切革命要求的实现和一切革命冲突的扬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对阶段性的斗争成果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而须着眼社会革命的总进程,将该成果视作继续前行的“新的作战基地”。所以,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作为物质条件的生产力基础,也包括作为精神条件的“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1]474,477;当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无产阶级的规模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时,共产党人就要主动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积极介入并引导民主革命。另一方面,一旦新的危机孕育了新的革命的可能性,“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1]66,宣布不断革命,将“消灭一切阶级差异”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作为对抗资产阶级专政及其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的必要手段。

   这种不断革命论的依据不是布朗基式的唯意志论,而是唯物史观。1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夺取政权的举措,不是政治上的主观选择或暴力行为,而是作为社会力量的资本本身为无产阶级掌握生产力提供的客观可能。由此出发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在现实运动中同步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1848年无产者的观念中,社会主义者强调经济理论论证和民主革命联合,共产主义者凸显大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及其主动性。马克思立足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已经多次批判当时从头脑出发、主张变革的社会主义空论家;更重要的是,他也明确反驳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沙佩尔为代表的布朗基派的意志论:“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布朗基派却“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16]465

   第三,“真正革命的党”致力于夺取科学上的胜利。

   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不仅表现在对社会革命的历史性认识和自我改变的自觉行动上,还集中反映在“为我们党的取得科学上的胜利”[18]554的不懈努力中。按照恩格斯的叙述,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没有就怎样采取行动而争论不休,“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599。这个新世界观的运用和拓展,就始于马克思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马克思在此期间对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的再诠释,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所取得的新突破,无不深化了“革命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为此后探索“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铺平了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前后并未将危机与革命视为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而是认为新的危机会直接催生新的革命。然而,通过在伦敦摘录“通货原理”派和“银行理论”派的货币危机理论,马克思觉察到,危机固然从流通信贷领域最先发生,但根源在生产过程,只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才是把握危机周期、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依据。危机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走向灭亡的直接标志,而成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般特征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长期参照。正如马克思在1852年下半年提到的:“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16]416-417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进一步佐证了社会革命的持久与复杂。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开始形成对生产关系的自主理解,并指向新的革命理论。当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将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界定为“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19]95,这只是在流通关系、分配关系层面理解生产关系,使得生产关系自身的特殊历史内容被抽象掉了。通过评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剖析了“价值的余额”问题:分配或流通中之所以有余额存在,是因为它已经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价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能是工人阶级”[20]140,这种关系便是具有历史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于是,当从生产关系而非简单流通关系出发时,阶级斗争就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了,而是使身处生产过程的工人阶级科学认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拜物教,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孕育新社会之基础的历史进程了。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创立国际工人协会时构建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并系统展开为《资本论》的动因所在。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1852年探索社会主义的历程表明,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在社会革命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和价值。在他们的著作中,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却蕴含了影响深远的理论启示:其一,共产党人是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是在自觉参与、引领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其二,共产党人在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和革命意识的退转时,不断推进自我批判、自我革命,它不是在理论上主观地要求变革,而是在实践中自觉地介入革命;其三,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不是狭义的政治行动,而是含括了革命者的自我锻造、革命队伍的团结凝聚、革命理论的科学探索,它对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做出理性判定。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征途上继承发展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启的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彻底的自我革命推动深刻的社会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解,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自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曾特别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之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便需要我们始终秉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21]1438-1439习近平总书记则更明确地提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22]100-101

   这种自我革命精神典型地体现在:其一,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积极投身中国社会变革与中华文化转型的历史性实践,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相继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孕育了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二,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复兴道路上的复杂局面和困难时,始终以“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的信念决心,在思想观念上不断克服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及形式主义,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能力,逐步成长成熟起来,实现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其三,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基础上,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以全面从严治党诠释了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探索出一条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5]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8] 韩蒙:《马克思思想变迁的社会主义线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9] Marx K.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4.Berlin:Dietz Verla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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