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成飞 邓雨:近代中国留美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基于学生群体角色的初步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00: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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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飞   邓雨  
政治须建设,法律须建设,铁路、开矿、实业及一切之事莫非建设问题。故吾人生于今日,非性情天才不太近于实用之学者,不可不注重实用之学”27。学生认定:“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末由”;28“救中国者,万口同声,莫不曰教育实业,夫教育实业,皆不能离科学而独立者也。科学者,教育之中坚,而实业者,科学之致用,则欲为根本之救国,舍科学安归?”29这些学生还认为留美求学之目的主要为学习美国工艺工程,这是其无可比拟的长处,因为美国以工程实业立国,其赖以发达者即工艺工程,“工艺之巧,工程之精,各国中当推美国为第一。我国学生留美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最多。留学美国者,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最多”,“习实用之学,铁路、矿物、农、工商、法政等科,诚为当今之急务”。30此一思想是留美学生群趋实用之学而相率弃社会之学的思想渊源。

  

   初始,留美活动多系官方行为,官方对学生群体约束甚严,且明确以提倡科学和预防革命为目的导向。两江总督端方在选派学子出洋时,为避免学生“到美之后所短各科尚须另行预备,旅居旷日,不无窒碍”的弊端,发布公告称:“出洋学生应习何科何书,并应及何等程度,及早先行开列宣布”,“庶使预备游学诸生得此可以分科用功。”31此乃出国前的知识储备,主要包括语言、文化、历史及理工学科之基础知识。放洋之后留学生应学何种学科呢?端方等清末官员青睐之学科皆集中于实用学科,如商务、管轮、驾驶、电学、医学、物理、矿学、铁路、土木工程、农科、天文、法律、机械工程、造船工程、海军工程、林学、教育等等。321909年,外务部尚书、曾经的留美幼童梁敦彦也明确表示,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应学习经济实业等实用科目,如工程等相关学科,以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33为此,政府也有一系列的规定,要求重视实用科目,限制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人数:“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政法、理财师范诸学。”34

  

   在庚款留美学生的选拔考试中,政府对学生应该具备之专业知识有更为清晰的指向。1909年,清政府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一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国文和英文的基本功课外,主要考核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国史、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等科目。此后,留美考试科目也大致如此。这些考试内容除基本素养考核外,一为实用的现代科学知识,二为了解世界大势的历史文字功夫。政府要求庚款赴美学生留美前具备西方新式实用科学知识背景的同时,也为其留学专业选择指明了方向。1909年第一批47名庚款学生中,43人学习科学技术知识。35

  

   留学前辈亦再三鼓励留美后辈,“抱定宗旨入专科肄业,如工艺路矿商学农学等吾国人才最为缺乏,急宜讲求,为将来学成归国,以大用于世”。36国人对于留美学生之期望亦在实用之学,“吾向者崇拜政治家,崇拜法律家,以为政治法律足以救国,故能变易吾崇拜英雄之心,以崇拜政治法律界之人物。今而后乃知真能救国者不在政治法律而在实业界之人物,故又变易吾崇拜政治法律之心以崇拜实业界之人物。……今赴美留学生皆以实业为重矣,他日学成而归能为祖国实业界发一异彩,则虽为之解其靴纽所欣慕焉”。37梁启超也曾谆谆教导学生:“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骛哲学文学政治。”38为此,学生赴美之后时时有改习实业学科者,如曾有留美学生葛燮生、章祖纯,分别要求从法科改习电气机械、农科等。当时,一二学生改习学科之细碎琐事竟登上《申报》,亦说明国人对此问题之重视程度。39

  

   以上因素之叠加,形成了留美学生多习实用之学的风气。曾经的留美学生竺可桢回忆说:“我们这批七十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40清华大学对庚款留美学生学习专业的分布统计发现,“学理、工、商、农、医的占62.7%(其中学工程的占31.3%,学理科的占9.9%,学商科的占11%,学农医的占10.5%——笔者注),学文史哲的占7.2%,学政法的占24.5%(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新闻等,其中以学经济的比例最大,占9.6%——笔者注),学军事的占2.2%”,专科女生“只限于采矿、电机、土木、化工及农业等科”。41据《申报》1925年统计的952名留美学生中,学习政治学、文学、社会学者仅69人,占总数的7.25%,其他皆习实用之学。421930年统计的1280名留美学生中,其所学专业多达72种,其中习文史政哲等科目者为133人,约占比10%。43直到1937年,中国留美学生“大部分攻读工程,次则选读经济、商业及教育学等”。44

  

   考察清末留日学生群体情况,我们则发现,当时留日学生中绝大多数人习文科。如1903年的1300多名留日学生中,习文科者达1100多人。451905年,清政府曾派300名官绅赴日留学,所学科目为法律、政治、理财和外交。“大都趋重法政,愿习实业者少”,以至于1908年张之洞等奏议:“凡官费出洋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自费留学生如改为官费生,则必习农工商科,否则不给官费。46可见,当时留日学生之专业以人文科学为主,这一专业背景为留日学生群体日后成长为辛亥革命生力军、新文化运动旗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主力军埋下了种子。

  

   对比留日学生的专业选择及其志向,留美学生埋头实用之学,一心谋科技救国、科学兴国,时刻准备“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找的是实用治病的“甘露”和“灵芝”,自然轻忽了社会科学这些“无用之学”,甚或抵触之,以为不必学、不能学,“崇实业工科,而贱文哲政法之学”。47期间,留美学生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之认识大抵如梁启超所言,“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48这一思想一直如影随形,影响了留美学生群体对于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当时,留美学生的实学志趣与国内学生的学业选择也大异其趣,甚至整体游离于国内知识群体社会政治救国、社会根本改造的潮流之外。民国初期,中国大学肄业生的学科专业,基本上选择文科,比如1912年中国大学生在文科与实科之间的专业选择比例是8:1,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文类(文、法、教育、商)学生占74.5%,实类学生(理、农、工、医)占25.5%。49给国人的观感是,差不多“人人相率趋于文法科,实科即无人过问”。50其后,实科专业学生比例逐年有所提升,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文、实科专业占比才基本持平。51教育部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文重实轻之畸形状态”,以至于国民党政府内一致倾向于“抑文重实”,甚至酝酿停招文法艺术等科学生。52这自然是政府担忧青年学生因熟习社会文法思想而转趋激切激进,进而与政府之相对保守的治理理念相对立而有意限制的结果。这一重实轻文的取向和较早前的留欧学生相似。其时,由于清廷指定其学习的专业,限制其学习环境,使得学生对政治的兴趣淡薄,除严复等少数人外,对社会政治学说关注不够。

  

   留美学生的科学兴国之目的,决定了其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走科技救国之路的方式和方法,至于国家发展的长久方向和路径选择,则是他们不太关注的“空洞之方”。这一倾向既使该群体脱离了中国国内汹涌澎湃的社会改造大潮,也与高等教育的研习宗旨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大学的科目是应人求知的欲望和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的,并非凭空捏造的。无论大学有无文科,法科,及艺术科,人们自然而然的要知道政治经济制度的所以然,人生的所以然,文化的来源和变迁,美的所以然和美的创造”。53国人仍然认同,文法之学作为形而上之学关注的是国家民族的长久变迁和个人美的创造,此乃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

  

   四、美式教育与价值认同

  

   留美学生入乡随俗,潜心向学。生活学习年限既久,受美国价值熏陶日长,渐渐产生了对美国主流价值的情感认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自然生出疏远、怀疑,甚或抵制的态度来。

  

   与留日、留欧勤工俭学的学生群体比较起来,留美学生多以理工科目为主,学业踏实,在美留学年限较长,学习生活更为深入。有学生认为:“今日中国已醒矣,已从新矣。铁路当实行建筑,矿务当实行开办,财政当实行整理,至机器化学造船等事皆非言论所能之事,非学浅者所能举办,又非无实习者所能大成。事为建设之事,时为建设之时,欲于此时而欲有影响于国事者,非有建设之学、建设之能及建设之精神不可。”54要潜心研究、长期积累,从而养成建设国家之学问、能力和精神自非一朝一夕之事,于是学生们大抵能善用其光阴,孜孜以求。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评论中国留美学生说:“大率刻苦沉实,孜孜务学,无虚嚣气,而爱国大义日相切磋,良学风也”。55端方也这样评价留美学生:“在欧美游学之人,其得有卒业文凭者,大半学问精深,学术纯正,颇多可用之材。”561906年,清政府举行归国留学生选拔考试,参加考试的100人中,留日生占80%以上,结果考中的全是留美学生。国内报纸不时有留美学生刻苦向学、成就斐然的报道并详列其原因。57

  

   留美学生孜孜务学,获得了现实回报——取得世人认可的学业成就。据1917年和1918年编印的《游美同学录》所列名单来看,537名留美学生中,227人获得学士学位,202人获得硕士学位,47人获得博士学位,未获得学位者仅61人。1909年至1929年的二十年间,在美国各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共5362人,其中取得学士以上学位者四千余人,约占总数的80%。58这些学业成就的取得,非但留日学生无法比拟,初始以勤工俭学为口号,后来更接近社会革命学说的留法学生更无法望其项背,大约只有民国以前的留欧学生可以与之相侔。

  

   成绩的取得要靠时间的累积。笔者在对部分清朝末年赴美留学而简历完整者的统计发现,他们在美学习年限最短为2年,最长为13年,平均在美学校读书时长为5.9年。59而且,这尚是他们在美国的大学入学和毕业时间,实际待在美国的时间应该会更长。其中,个别留学生自幼在美长大,生活年限更久,而且留美学生大多年龄较小,留学时期恰是其价值观确立的黄金时段。外务部咨派留美学生时,一再强调“多派年轻之人”,“易资造就”,要求年轻人占2 / 3以上。60在能确切统计到年龄的11685名留美学生中:12岁—19岁,1401名,占比12%;20岁—29岁,7918名,占比67.76%;30岁—39岁,2135名,占比18.27%;40岁以上者231名,占比约2%。61二三十岁的留学生超过2 / 3,他们是近代留美学生的主体,此乃美国人称中国留美生为“少年”之原因。

  

年轻,长时间留居,加之理论学习之外的社会实践考察等,留美学生群体几乎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所同化,习惯用其政治标尺去评论中国社会的是非。相较之下,留日学生恰好相反,他们留日年限较短,甚或速去速回,并未能学到日本新学之精髓。“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621908年清政府发现在超过一万名的留日学生中,“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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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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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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