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德明:革命的修养与修养的革命——作为儒家修身学现代形态的革命修养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00:32:16

进入专题: 儒家修身学  

焦德明  
作为一种修养论,革命修养论也一定遵循修养论的一般逻辑。但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的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修养论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修身学,又在哪些方面做出了现代化的变革。限于篇幅,我们也只能简要地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中心进行讨论。我们一般认为刘少奇此文主要是讲思想意识上的修养,但其实,在他本来的计划里,完整的文章还包括组织纪律方面的修养。他后来的演讲《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就体现了这一部分内容。22因此,我们可以说革命修养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思想意识上的修养,一个部分是组织纪律上的修养。前者处理每个人意识中的思想斗争,后者处理革命团体内部的人际关系。而这样同时注重修养的两个方面,似乎就是继承了儒家修身学“内圣外王”的传统。革命修养论肩负着改造世界的理想重任,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将同属于中国传统修养文化的佛道思想与革命修养论的渊源区分开来。而且,革命修养论同样秉持一种类似“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模式,个人修养必以“天道”为终极理由,只不过此时这个“天道”被换成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已。23刘少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在社会生产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关系,也同时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三者是同一个活动的三个不同方面。但是,与儒家修身学注重由内而外、先内后外的方向性不同,革命修养论注重由外到内,以客观改造主观,这就显示出它含有更多现代性主体塑造的意味。尽管这一段从生产关系到阶级斗争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但却一举改变了近代以来政治观念为西方所统一,个人修养以传统为主的“道出于二”的局面,意义十分重大。24下面我们从思想逻辑和组织逻辑两方面进一步加以解析。

  

   (一)革命修养论的思想逻辑

  

   首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文献和修养格言来诠释共产党员的修养方法。这一现象不是特例,延安同时期的许多关于党建问题的演讲、文章都有这个特征。25而被教育的听众感同身受,也同样使用儒学话语来表达心境。26这是革命修养论继承儒家修身学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虽然引用儒家经典文句并不代表拿来了儒家的价值体系,但不得不说,革命修养论确实继承了儒家修身学德性高于知识的实践意趣。也正是因为具备这一特征,革命修养论才是一种修身学,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或理论。这种修身学的实践意趣,在革命修养论中表现为“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是革命修养论的核心,也是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心观点。相对于“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不能把这些书籍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27的教条主义和投机分子,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革命者,才能彻底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28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认为革命修养论走向了伦理中心主义,因而打上了封建残余的烙印,则言之过早。尽管以“坚定而纯洁”的立场作为掌握理论和方法的前提,确实是一种信仰决定理解的观念,因而与首先寻求论证自身合法性基础的科学知识不同,属于以传统为合法性基础的“叙事知识”29,但并不因此就一定不具有现代性。革命修养论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修身学“事上磨炼”的品格,并强调在革命的实践中加紧学习和修养,否弃静中体认的方法,形成了一种彻底的“动”的修养的观点。因而,革命修养论不像儒家修身学或者其他宗教修道论那样规定一个时间次第或境界的演进,没有规定入党年限与革命修养程度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规定党内职务的高低与革命修养程度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彻底的“动”修的观点,一方面是修身学实践意趣的一种彻底贯彻,另一方面也因此接入现代社会的境况,不仅因为它是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知行统一观来保证的,30也是因为现实中资本主义扫荡了一些“固定的僵化的东西”,使“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静和变动”。31

  

   革命修养论对儒家修身学又继承又更新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在修养论的心性论层面。在论及党内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时,虽然归咎于阶级性,看起来是革命修养论的独有内容,但实际上它在整个修养论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解释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即工夫所对治、所要改变的对象,因此阶级性与宋明理学中的气禀说在修身学中有同样的意义。人之所以有种种落后的思想意识,是因为来自落后阶级,而阶级之多样,正如气禀之清浊厚薄。朱子认为象山学说简单粗暴,正因为象山不知气禀之杂,32而革命修养论却深刻地了解党员们所出身的阶级背景之“杂”,33只不过是将刚、柔、善、恶、中变换成了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工人贵族、流氓无产者等等。气禀之杂造成了不同的气质之性,不同的阶级出身造成了不同的阶级性和不同的阶级意识。在这里,党性/阶级性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关系类似。针对自身的阶级性加以改造,就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肃清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意识对应党的利益,而党员个人利益则来自阶级性。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要遵从党的利益,而少考虑或不考虑个人利益,可见在省察克制的问题上二者又构成了道心与人心的对峙。

  

   当然,革命修养论中的一些内容是传统儒家修身思想所不能涵盖,也无法转出的。而另一些内容,虽不能涵盖,却可以转出。共产主义的理论、阶级斗争的学说,虽然是儒家思想所未见的,但是在修身学中,无产阶级/剥削阶级有先进/落后之分,在价值上就可以与儒家传统的君子/小人之辨相结合。因此,从事革命修身的主体便可以从君子小人之辨去理解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之辨。实际上,也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被赋予了传统的君子之风,而与阶级意识本不必然绑定的道德修养才会骤然出现在革命修养的目标之列,因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认为落后阶级在道德上也必然败坏和落后。这一转化已经蕴含了革命修身文化之扩大的后果,但也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理解方式——君子即是德位统一的先进群体。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革命修养论与早期共产党人所讲的修身有着重大的区别。尽管“提高自身觉悟”也反复被提及,但并不真的强调“觉悟”。因为修养论意义上的“觉悟”是一种突然获得本质性的新知识或新体验的顿教,往往对人的思想状态造成巨大的震撼。在革命事业中,这种觉悟意味着与过去的旧家庭、旧阶级和旧思想的决裂,是加入革命大家庭以前的思想转变。这在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极为普遍。革命的“觉悟”之所以能够从修养论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主要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断裂点使其前后的主体状态发生巨大转变,这一转变构成修养的核心意义之一。修养论中的觉悟,往往是一种特殊意识状态的体现,34但面向政治的思考并非不能同样具有如此本质的意义,就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讲的“辩证意象”(dialectic image),作为对历史总体思考所产生的顿悟,从资产阶级史学的不断进步的历史连续体中“爆破”出“革命”,即是一种思想的飞跃,一种顿悟。本雅明对这种社会政治思想的描述结合了大量神学和有关心灵体验的词句,因而体现出一种总体性的主体转化,暗示了主体修养与社会历史变革之间的某种连续统一体,其意义与本文所论述的革命修养论有异曲同工之妙。35可是,革命的修养虽然也通过学习革命理论继续完成思想转变的任务,却并不以这种突然的、爆破式的断裂为主要目的。例如有一种认为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可以一下子肃清的观念,被称为斗争中的“绝对态度”。36从刘少奇对这种态度的反对可以看出,革命修养论实际上并不倡导“心力”,是反对“顿悟”“顿修”的。革命修养论者更加关注的,或者说其主要任务,是统一思想,是巩固和坚定革命者的品质,提高革命实践的成功率,甚至是掌握提高这种革命成功率的各方面技能。刘少奇提到了修养的各个方面,包括理论、战略战术、道德品质、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作风、联系群众以及各种科学知识,37这使得革命的修养具有朱子学或经世之学的特点。因此,它虽然倡导立场高于知识,但为了“理论联系实际”,它并没有将修养的中心放在立场的培养即促进断裂式的革命顿悟上。换句话说,革命修养论是革命技能加强班,而不是革命预科班。这就体现了它作为一种现代修养论的特征,不是遵循反抗的逻辑,而是遵循规训的逻辑。因此,在柏格森所谓两种不同的道德类型中,它更倾向于是封闭和稳定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开放和动态的体系。38

  

   (二)革命修养论的组织逻辑

  

   革命修养论的组织逻辑即是“民主集中制”。但本文并不计划讨论其哲学意义。39当然,个人在有组织的人际关系中实现其本质价值的逻辑虽然是现代性的特征,但并不一定是对儒家修身学的创新之处,因为这一点本来就为儒家思想所发扬。相比而言,恰恰是对修养进行严密组织化的实践,体现了修养论的革命性发展,这便是我们所谓“修养的革命”。革命修养论的思想逻辑的核心是“规训”,而这种规训相对传统修身学的“革命”之处在于加入了组织逻辑,实现了思想逻辑与组织逻辑的统一。这完全符合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揭示的现代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即那种在16—17世纪第一次被共同付诸实施的,结合两种先前分开的思维方式——政治家对国家的治理和神学家对灵魂的拯救——的混合型新管理艺术。40革命修养论具备福柯所讨论的塑造主体的各种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法承担的是通过知识塑造主体,整风运动中的组织修养是通过权力塑造主体,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思想斗争则是一种自我技术。因此它是完整的权力/知识/自我对主体的塑造,真正完成了传统修身思想的现代变革。

  

这种组织化、行政强制性对于修养论变革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革命修养论得以成功推行的关键。我们可以对比儒家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的几个并列的选项。梁漱溟是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理论家中的佼佼者,其乡村建设尤其重视修身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推崇陆世仪的乡约,而乡约首要的就是“人生向上”,“志气的提振”,也就是“立志”,就是儒家修身之道的劈头第一个工夫。41所以实际上,延安整风运动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于面对同样的农民阶级,在采用农民阶级最可以理解的修身之道作为“思想改造”的技术支持方面,是异曲同工的。而二者一成一败,则更体现出重大的思想史意义,即共产党人对于这套技术的应用加入了列宁主义的“灌输”,采取现代化的组织方式推进,使其彻底不同于明清两代由古代国家力量推行的“乡约”,这对于儒家修身之道来说,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传统儒家思想所根本不能转出的内容,即是组织纪律方面的修养论。儒家士人从来没有形成过现代意义上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历史上的儒家修身实践,都是个人的自愿行为,即使形成团体,也只有松散的约束力,成员来去自由。但如果仅仅靠个人自觉,对于组织来说,不仅无法检验每个个体的修养程度,也无法依靠这些自愿的修养者形成具有战斗力的团体以应对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因此,必须依靠行政命令强制个人进行反省,迅速统一思想。行政命令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修养实践的效率。因此,修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权威的行为,不再只是个人对自己的改造,而且是政党或国家对其成员的改造。组织力量之强弱,可以决定儒家修身学的成败。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党也同样加紧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例如,陈立夫提出唯生论;蒋介石鼓噪阳明心学,其新生活运动亦不可谓不重视修身。42但组织力量之弱势决定了其不能成功。43由此可见,组织化力量才是儒家修身之道重新登上现代世界舞台中心的真正法宝。而当这种革命修养文化超出党员范围向全民扩展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家修身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791.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