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从“视民如伤”到“为人民服务”——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22-09-28 0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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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海军  
“全心全意”未必能把“正心”“诚意”的道理传达准确,却无疑给“心意”留下了空间。更何况,“全心全意”与“匍匐救之”的古老传统可谓一脉相承,在精神实质上并无二致。当新冠肺炎疫情由中国战疫升级为全球抗疫时,中国政府最初确立“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积极方略,与许多国家的消极态度相比,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彰显了一线抗疫人员尤其是医护人员“匍匐救之”的精神。其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照应,勾连的是整个“视民如伤”的传统政治文明。

  

   四、从“赤子”到“人民”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赵岐注云:“大人谓君。国君视民,当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谓也。一说曰,赤子,婴儿也。少小之心,专一未变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时心,则为贞正大人也。”25焦循明确赞同前一说而强烈批判后一说,理由是“婴儿无知,大人通变,其相异远矣”,不可能以“赤子之心”比拟“大人”。焦循费了大量笔墨辨析,以赤子的无知比拟圣人的真朴,完全属于老子、庄子的做法,孟子绝不可能有此意。他引用《老子》中的“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庄子》中的“混茫之中”(《庄子·缮性》)进行分析,主张不得与之混同。26焦循的持论不为无据,《老子》书中还有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第十章),“如婴儿之未孩”(第二十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五十五章)等,都表明赤子之论属于老氏之学的典型。孙奭疏解赵岐注的后一说时,就直接表示孟子所言“大人”与老子“复归于婴儿”之意同27。焦循的辨析固然可以视为针对孙氏,批判的矛头恐怕主要指向朱子及其理学,因朱子采用的正是赵岐注的后一说:“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28在其后整个宋明理学的传统中,对于孟子所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理解,完全延续了朱子的注义,大人的赤子之心甚至成为理学的重要论域。焦循的批判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若仅以老氏之学为由,与宋明理学形成的传统相比,未免有些单薄。孙奭不辨儒道,固然糊涂,朱子注义却有自身的思想脉络,不可能混同老氏之学,与孙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焦循显然还是看轻了。比如“无为”是老子、庄子的典型主张,却并不意味着儒家论说“无为”就是混同了道家。

  

   在朱子之前,儒家典籍中的“赤子”主要用来比拟百姓,这个判断大致不差,焦循也引用了不少文献加以证明。即便孟子本人,也有云“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孟子·滕文公上》),朱子亦谓是以赤子无知譬喻小民无知29。孟子的说法来自《尚书·康诰》篇中的“若保赤子”,此实为儒家典籍中“赤子”论之渊薮。《荀子》一书中屡言“如保赤子”“若养赤子”,《韩诗外传》中“如赤子之归慈母”几成熟语,凡此种种,皆延续《尚书》“若保赤子”之义。这一涵义在《说苑》中有清楚的表达:“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惟恐其不至于大也。”(《说苑·贵德》)“若保赤子”可与《诗经》中的“民之父母”相互发明,父母之于赤子,将、养、育、长,含辛茹苦,真所谓“惟恐其不至于大也”,其呵护之心溢于言表。虽说这种以父子言君民的传统政治话语已经不被看好,可有一意味依然不该忽视。《大学》在论治国必先齐家时,亦引《尚书》此语,其云:“《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便是这“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意味着有一种东西不待学而能,此即“全心全意”中的那个“心意”。这个意味实不可忽视,不然“全心全意”就没法讲了。

  

   郑玄注曰:“养子者,推心为之,而中于赤子之嗜欲也。”孔颖达疏解云:“言母之养子,自然而爱,中当赤子之嗜欲,非由学习而来。”30为人父母者,从来不需要先学好如何养育子女,然后再谈婚论嫁。这一生活经验至今有效,哪怕今天的年轻父母热衷于参加各种育儿培训班,那也是学习育儿技能,而非学习如何成为父母。天下的父母从来不是通过学习培养出来的,父母之于子女“自然而爱”,父母基于对子女的这种爱而成为父母。父母之爱不须学,也学不来,或者学习各种育儿技能,可以让人成为金牌保姆,却不可能变成父母。有父母之心,“心诚求之”,养育子女虽未必事事皆当,却也能相差不远。这并非轻视育儿技能的经验积累,实乃为人父母之心意为先,不可看轻这种不学而能的“心意”。儒家典籍中的“赤子”之论,重在传达这种对待子民而不待学的“全心全意”。赵岐章指云“人之所爱,莫过赤子,视民则然,民怀之矣”31,是以待民如赤子,自然视民之危急如己之危急。所谓“视民如赤子,救祸如引手烂”(《潜夫论·救边》),赤子之说与视民如伤、救民于水火皆能照应。又有如:

  

   《诗》曰:“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如是则近者歌讴之,远者赴趋之,幽闲僻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若赤子之归慈母者、何也?仁刑义立,教诚爱深,礼乐交通故也。(《韩诗外传》卷四)

  

   与前文论孔子“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意义足相发明。“匍匐”既与“全心全意”相勾连,“赤子”论又落实了“心意”的内涵。毫无心意、半心半意、三心二意或假心假意,都没法通过参加哪种培训班,学成一种所谓的全心全意。视民若如赤子,则“全心全意”不待学而能,“全心全意”与“视民如伤”的传统政治文明高度契合。那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能否从传统的“赤子”论中转出呢?恐怕不能。

  

   看起来,“视民如赤子”中的“民”可以很顺利地转出“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实则不然。从传统中的“人”或“民”到现代的“人民”,这是一个复杂的历程,两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就比如,对“人民”而言“服务”,不可能对着“民”说,其与为民作主的传统根本不相融。从“赤子”没法实现到“人民”的跨越,却并不妨碍通过理解前者而启发对后者的理解。“人民”的范围经常被讨论,即使考虑到这个范围在不同时代会有变化,大致相当于传统政治中“民”的范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人民”有时称作“人民群众”或“人民大众”,有时也称作“民众”。《诗经·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烝”即“众”,“人民”或“民众”在范围上与“民”并无太大出入,关键在于定位。以“赤子”喻“民”,事关“民”的定位,赤子无知无识,将“民”定位于有待教化的人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正是这一定位,通常被认为与现代政治中的“人民”相背离。在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社会的主体这样一种叙事中,与“民”相对的“君”或作为教化者的君子,都没有存在的空间了。“人民”需要重新定位,毛泽东认为:“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2于是国家认可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也被确认为国家民主政治的本质。人民获得这种崇高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需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显得顺理成章,“人民”的定位看起来已经十分清楚。

  

   所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声称,共产党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33。与“勤务员”类似,毛泽东还有“孺子牛”“长工”和“公仆”之类的说法,“人民的公仆”也早已写入党章。这样就有一个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毛泽东所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4共产党员本身有一个定位,比如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同时还有很多要求,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毛泽东借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说,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35具有如此觉悟的人诚然为先进分子,则“先进”或“觉悟”与“人民”之间构成一种怎样的关系?难道不会让人察觉到与传统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有某种契合吗?但“服务”斩断了这种可能性,“草上之风”(《论语·颜渊》)的教化不可能与“服务”相勾连。那么作为先进分子的共产党员在何种意义上服务于人民?基于当下疫情时期的特殊治理,再回过头仔细琢磨传统的“赤子”论,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某种线索,有助于理解这一服务关系。

  

   在新冠病毒的肆虐下,国家在特殊时期的治理集中在治疗和防范病毒感染上。从一线医护人员与病患之间的关系看,前者就像有觉悟的先进分子,而前者对后者的精心治疗类似于一种全心全意的服务关系。在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中共产党员冲在最前面,足见共产党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一关系的落实。人民遭受病毒的折磨时刻得到医护人员最好的治疗和无私的看护,还不需要任何花费,体现了崇高的主体地位。在这场抗疫斗争中党与人民的服务关系就是真实的写照。由此,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及两者之间的服务关系,都得到了落实。当然,这毕竟是非常时期。全心全意的服务关系需要全方位的体现,如何才能落实为常态的服务关系,这就需要从传统中的“赤子”论获得启发。以“赤子”喻“民”固然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辜”的一面。一般对前者论说甚多,对后者的关注则明显不够。孟子所言“非赤子之罪也”,若归罪于赤子则不当,是赤子为无辜也。从《尚书·汤诰》中的“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开始,到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及孟子云“为阱于国中”(《孟子·梁惠王下》),传统儒家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以“民”为无辜的思想脉络。被病毒折磨的人民是无辜的,但并非只有被病毒折磨才显示其无辜,几千年来历史实践中的人民从来都是无辜者。无辜的人民需要有先进分子的照看和呵护,这一服务关系真实而可靠。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在两年多的抗疫斗争过程中,形成“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基本理念,也可以理解为对过去历史实践中人民作为无辜者的一次翻转。疫情终将成为过去,生活需要恢复常态,然“民已安矣,而视之犹若有伤”,共产党只有自始至终坚守这一宗旨,人民才有可能不再陷入无辜。从“赤子”到“人民”,虽不能直接转出,却特别富有启发。

  

   五、“为人民服务”:“与民同乐”的变奏曲

  

   虽由“赤子”并不能直接转出“人民”,但在传统儒家以“赤子”视“民”的政治视域中,对“与民同乐”有着极为丰富的论说,而在“与民同乐”与“为人民服务”之间,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上的转折与承接,比单论“赤子”与“人民”,有着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与民同乐”的思想主张在儒家经典中颇有渊源,多次明确表达“与民同乐”的是孟子。孟子与齐宣王有一段关于“独乐乐”与“众乐乐”的对话,从“王之好乐”谈到“与民同乐”,堪称经典。孟子对宣王说: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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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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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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