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光: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收入分层——基于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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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光  
由此评估少数民族在不同区域的居住隔离程度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针对102个区县计算出各个少数民族的居住隔离度,随后将其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交互,表5模型组A为实证分析结果。观察可知,少数民族隔离度不会显著影响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无论是党政机关和国有部门,还是私营和个体经营部门,抑或是农业部门,少数民族隔离度和人力资本的交互项都统计不显著。但是,少数民族隔离度会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在党政机关和国有部门,少数民族隔离度不会影响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在个体经营或私营部门,少数民族隔离度会显著地正向提升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但在农业部门,少数民族隔离度会显著地负向抑制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由此可见,考虑各个少数民族在不同区县的隔离度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其次,本文使用多层次模型检验了双重调节效应。这是因为,少数民族聚居度是一个区县层次的变量,而收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是个体层次的变量,因此更加合理的统计模型应是多层次模型。为此,本文采用了多层次随机系数模型,其中高层变量为102个区县,个体层次变量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变量,建模过程分别纳入区县层次少数民族聚居度和个体层次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交互项,由此评估空间聚居对资本效应的调节作用。表5模型组B为实证分析结果,观察可知:无论在何种工作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都不会影响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但是,少数民族聚居对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在党政机关和国有部门统计不显著,在个体经营和私有部门显著为正,在农业部门显著为负。这些研究发现与表4中一般线性回归结果高度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那么,如何解释以上发现?首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提升收入水平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有差异。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为其生产功能,这一过程较少受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影响,因为个体主要是将教育、生产技能或工作经验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投入劳动力市场,最终转化为以收入等形式的产出回报。但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为信息传递和人情效应,这一过程比较容易受少数民族聚居的影响,例如聚居尽管能增强信息传递通道,但降低了信息的异质性,即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是具有共享性和重复性的。

   其次,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受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调节。在政府力量主导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由于少数民族成员得到制度庇护,社会资本对其收入的作用空间较小,因此在这些工作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效应无显著影响。而在市场力量主导的私营企业、个体经营的工作部门,高度的市场竞争性使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取显得尤为重要,此时社会资本就有了较大的作用空间,而少数民族聚居能够提升族群内部社会资本,并且促使有价值信息在族群内部流动,由此在市场力量主导的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对于社会资本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都相对较弱的农业部门,高度聚居尽管可以提升少数民族成员的交往范围,但由于整体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无优势,因此这种高度聚居并不能有效提升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资本;同时由于农业部门市场竞争性较弱,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也就受到限制。因此,在农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产生了负向影响。

  

   五、结语

  

   民族收入分层及其产生机制,是分析民族关系的根本维度之一。本文通过提出一个考察民族收入分层的综合性理论框架,重新评估了西部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收入分层及其产生机制。通过对CSSC2010样本数据分析发现:第一,就业部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民族聚居度分别可以解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57%、22%、14 %、7%的收入差异。第二,布林德-奥萨卡分解表明,这些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欠缺,而非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回报欠缺。第三,少数民族聚居度对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存在调节效应。在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在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在农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回报产生了抑制作用。以上结论虽然在不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异质性,但整体趋势是稳健的。

  

   为何少数民族聚居度对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具有调节效应,而对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提升收入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其生产功能发挥收入效应,而少数民族聚居度对这一过程并无实质影响,因为个体只需将其教育或技能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投入劳动力市场,就可以直接转换为以收入等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回报。然而,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传递信号和施加影响来发挥其收入效应,少数民族聚居度对于这一过程具有直接影响。例如,少数民族聚居度的提高,尽管可以加强信息传递,但是会严重限制信息异质性或者有效信息,因为绝大多数的有价值信息具有重复性,是可以被族群成员共享的。

  

   第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会受到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调节。在政府主导的就业部门内部,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是受限的,因为少数民族本身已经受到政府力量的庇护,其聚居过程很难强化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和收入效应。但是市场主导的就业部门则完全不同,由于高度的市场竞争,对市场信息的控制和占有显得格外重要。在此情况下,少数民族聚居会加强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因为聚居过程会强化族群内部的社会网络,从而导致许多重要信息在族群内部流通。然而,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都相对薄弱的农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尽管可以扩大族群内部往来,但受到整体族群成员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聚居过程很难有效提升社会资本的质量,同时由于低度的市场竞争,聚居会限制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部门和少数民族聚居是我国西部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收入分层产生的重要来源,其作用机制却有异于西方社会的族群不平等。首先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看,美国少数族裔既面临资本欠缺也面临资本回报欠缺,但我国少数民族主要面临资本欠缺,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民族歧视。其次,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社会,少数民族或族裔均有聚居现象,但西方社会的少数族裔聚居主要为社会排斥的产物,其后果是聚居压抑了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入效应。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是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使然,并不会导致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贬值,同时在政府力量较弱的私营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反而强化了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尽管如此,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依然是少数民族收入劣势的根本来源。面向未来,政府通过继续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以提升人力资本,加强族际交往以优化社会资本,加速城镇化进程以提高少数民族的就业质量,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项目“社会网络视角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 2021-GMG-03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郭小弦、陆瑶、马忠才、吴晓刚、王建、姚远、张伊雪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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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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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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