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光: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收入分层——基于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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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光  
由此得到社会资本指标(均值为29.7)。

  

   5.少数民族聚居度的测量

   少数民族聚居度包括个体和区县两个层次。个体层次的测量源于问卷中“您现在的居住区内汉族大约占的比例”,本文据此计算得到个体层次少数民族聚居度,其均值为0.32。区县层次聚居度,是通过汇总在调查所覆盖的102个区县中的每个区县少数民族所占比例而得到,其均值(0.31)和个体层次的测量结果很接近。为了进一步捕捉特定少数民族在本民族聚居区和其他民族聚居区的不同影响,本文引入西方种族隔离研究中比较前沿的双向信息指数,简称“M指数”(Elbers,待刊),测量了102个区县内部各个少数民族的隔离程度。个体层次聚居度主要用于同一层次的回归模型,区县层次聚居度或隔离度将用于多层次模型。

  

   6. 其他变量

   其他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身份、户口、工作部门和职业类型。工作部门是根据被访者的“单位类型”和“所有制类型”划分而来,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农业部门。根据被访者职业和最新人口普查职业编码表,职业类型被划分为六类,包括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一般工人、自雇或雇主和农民。

   四、统计模型与实证结果

   (一)民族收入分层的产生机制分析

  

   本文针对民族收入差异建立了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2。为了展示不同因素对民族间收入差异的作用,本文采用嵌套模型策略。

  

   首先,我们聚焦整体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模型1到3)。模型1为基准模型,仅纳入少数民族整体。可以发现,不控制任何变量时,少数民族整体的收入比汉族平均低31%(1-e-0.372,下同),但模型仅能解释2%的收入差异。模型2增加人口学特征、部门和职业等重要的收入决定因素,此时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的收入差异缩小为10.3%,但系数依然在0.001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表明,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男性收入比女性平均高57%;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收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党员的收入比非党员平均高26%。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户口居民比农村户口的人收入平均高52%。就工作特征而言,农业部门比党政机关的平均收入低67%;和管理干部相比,办事人员、一般工人和自雇/雇主的收入分别低33%、31%和20%。总体而言,控制变量表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收入差异,部分是由两个群体在人口学特征、城乡、工作部门和职业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但是,这些差异无法完全消解两个群体的收入差异。

  

   模型3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少数民族聚居度。此时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模型能够解释44%的收入差异。具体而言,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收入平均增长4.3%;社会资本每增长1个单位,收入平均增长1.1%;少数民族聚居度对收入的直接影响为负(系数为-0.065),但统计不显著。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差异,是两个群体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但是,仅从模型3我们无法获知这种差异是由少数民族整体的资本欠缺导致的,还是由资本回报欠缺导致的,下文将通过收入分解来检验。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本文建立模型4到6。模型4仅纳入不同少数民族变量,观察可知,当不控制任何变量时,蒙古族的收入比汉族平均高70%,回族、维吾尔族、藏族、土家族和其他民族分别比汉族低32%、45%、46%、33%和36%,壮族和汉族之间收入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增加人口学特征、户籍、工作部门和职业等变量,此时民族收入分层依然存在。模型6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少数民族聚居度等变量,此时回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但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和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再统计显著。总体而言,和汉族的平均收入相比,蒙古族具有相对优势,但回族、维吾尔族、藏族、土家族和其他民族处于劣势;引入控制变量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少数民族聚居度之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异缩小,这意味着模型引入的变量对于解释民族收入分层有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不同少数民族相对汉族的收入优势或劣势,其产生的中间机制是否存在差异,目前的实证分析未能提供相关证据。

   (二)民族收入分层的布林德-奥萨卡分解

  

   为了分析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收入差异的产生机制及其差异,本部分使用布林德-奥萨卡分解。该方法可以将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分解为禀赋效应和系数效应,前者是能被两个群体的禀赋或特征差异解释的部分,后者是无法由禀赋特征差异解释的部分(也称歧视效应)。对于本文而言,这种分解方法有两大优势:第一,它可以评估出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是由自身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欠缺导致的,还是由民族歧视带来的资本回报欠缺而导致的;第二,它可以评估出各个因素对于收入差异的实际贡献。

  

   表3为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收入差异的分解结果。首先,全部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少数民族整体的平均预测收入(对数)比汉族低0.429,其中特征差异为-0.407(占均值差异的94.87%),系数差异仅为-0.022。这就说明,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两个群体资源禀赋不同造成的特征差异,而非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歧视造成的系数差异。

  

   其次,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少数民族聚居度来看,三者分别可以解释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21.91%、14.45%、6.76%的收入差异。通过分析各变量对特征差异、系数差异的贡献,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特征差异的贡献分别为-0.094和-0.062,并在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对系数差异的贡献分别为-0.043和-0.015,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就说明,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少数民族整体的收入之所以比汉族低,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整体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存在欠缺,而不是因为少数民族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回报方面存在欠缺。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度对收入差异的作用主要存在于系数差异而非特征差异,这意味着少数民族聚居实际上对其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效应。

  

   再次,工作部门能够解释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56.88%的均值差异。如此之高的解释比例,印证了以往学者的发现,即部门隔离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出现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吴晓刚、宋曦,2014)。但是,全样本分解结果表明,工作部门对收入差异的贡献主要存在于特征差异,而非系数差异。这暗含着,部门隔离效应主要体现于进入不同工作部门时的门槛效应。门槛效应是指,不同工作部门的职位会设置一定资质需求(如教育程度),只有资质达标者才有机会获得相应职位。在由政府主导的工作部门中,政府为了保护少数民族整体的利益,会降低相应职位的进入门槛,因而那些资质较低的少数民族成员也有机会进入这些部门。但在由市场主导的工作部门中,其职位分配是以资质为先,很少会因为少数群体而降低进入门槛。为此,由于少数民族整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欠缺,容易进入有政府力量保护的工作部门,较难进入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工作部门,而资本最为匮乏的少数民族成员只能进入门槛最低的农业部门,这就是部门隔离的主要来源。

  

   那么进入相同工作部门后,少数民族相对汉族而言,是否会存在收入劣势?如果存在,这种劣势能否归因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歧视?为此,本文针对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农业部门分别进行收入分解。表3显示,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门、农业部门内部,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并不存在收入差异;但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少数民族整体的收入显著低于汉族(系数为-0.280)。这一劣势能否归因于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中存在民族歧视?布林德-奥萨卡分解结果给出否定答案,它表明这一劣势主要来自特征差异,而非系数差异。具体而言,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的工作部门内,少数民族整体的收入劣势主要源于其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欠缺(贡献分别为-0.028和-0.048,并统计显著),而非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回报欠缺,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度和缺乏城市户籍也是收入劣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在私营/个体经营部门内部,职业对特征差异、系数差异的贡献均为正,工作部门对系数差异的贡献也为正,意味着少数民族整体比汉族在相同的职业、部门上具有更高的收入回报,本文认为这主要来自少数民族在个体经营上的成功。总之,尽管在缺乏政府力量保护的私营企业 /个体经营的工作部门内,少数民族整体相对汉族而言存在收入劣势,但这种劣势并非来自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歧视,因为在市场主导的工作部门内,收入分配是基于绩效主义原则进行的,即“能者多得”,而少数民族整体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的匮乏,限制了其收入获得。

  

   (三)民族收入分层的双重调节效应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空间聚居和工作部门在解释民族收入分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这些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互动效应?例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是否受到空间聚居和工作部门的调节作用的影响?从现实来看,中国少数民族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种区域性聚居很有可能影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同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不同工作部门的收入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依据调查覆盖区县计算出少数民族聚居度,分析区县层次聚居度如何影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

  

   表4为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影响资本效应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模型组A纳入的是少数民族整体和汉族之间的比较,观察可知:第一,在不同的工作部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收入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第二,无论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还是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人力资本与少数民族聚居度(区县)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意味着少数民族聚居并不会影响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但在农业部门,随着少数民族聚居度的上升,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会下降。第三,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无显著影响;但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对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效应(系数为0.009);而在农业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对于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系数为-0.007)。

  

   表4模型组B纳入不同少数民族和汉族。结果显示,纳入不同少数民族之后,无论在哪类工作部门,少数民族聚居度对人力资本收入效应的调节作用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表明少数民族聚居不会影响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但是,空间聚居会显著调节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并且在不同工作部门调节效应的方向存在差异: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调节效应不显著,在私营企业/个体经营部门调节效应的方向为正,在农业部门调节效应的方向为负。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结论的稳定性,本文做了一系列敏感性分析。首先,本文检验了少数民族隔离度对资本效应的调节效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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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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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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