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磊明 李健民:制度实践中的生活逻辑:非正式运作的社会基础与运行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54:31

进入专题: 制度实践   生活逻辑   多维关系  

董磊明   李健民  
也就是以关注原生性的固定关系为逻辑起点37,因此强调人首先处于天然的关系连带而非个体的自我世界。许烺光就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情境中心的,个人总是在关系中定位自我,其情感表现要照顾到情境中的其他人,因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原则。38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人与人之间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环,各种关系维度随即作为整体相结合。同时,与西方信奉上帝和统一的自然法相比,由于深受儒家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信奉过一套外在和抽象的原则,而是依靠相似经验间的推理,采用“以情絜情”“将心比心”等拟情式理解的方法。因此从自己开始推到整个世界,从为人“孝”推到要为人“忠”,从为人“悌”推到要为人“信”,好官被称为“父母官”,恩人要称“再生父母”,实际上习惯于从一个维度推到另一个维度甚至将这些维度捆绑在一起。因此在非正式运作的过程中双方能接受将多个维度纳入讨论的范畴,运作也能在较宽的边界内顺利切换各个维度。

  

   相反,西方社会以高选择性的松散关系为价值起点,预设的是自我保全和个体独立,即使有人情面子也不能太越界,看待问题时往往将价值与事实、工作与生活等予以分离乃至对立,依循抽象原则的推理和确证,尤其文化传统中信奉绝对的上帝和自然法,一视同仁是最普遍的伦理。此种价值体系在极端情况下是可以(并有正当性地)“得理不饶人”的。这在包括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现代性价值重构后更为明显,个体在突出自利性的同时,具有相应的不侵犯他人和群体利益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达成“公”与“私”之间的明确界限。当然,这并不意味西方社会就没有非正式运作,完全依循正式制度的安排,当后者的呆板、低效、机械已经深刻伤害到其他维度时,将唤起人们对在其他维度展开运作的更广泛认同。

  

   (三)不同微观情境下的边界差异

  

   以上构成了非正式运作包括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在内的生成背景,并在宏观的时间和空间轴上提供对现象整体的区分,在某些特定的时空内也就是具体的情境或事件中,我们会进一步发现非正式运作的边界会随着不同情境的转变而扩张或收缩,进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

  

   针对不同的性格、关系和事由,非正式运作的边界不尽相同。一个性格温顺的亲戚和一个横行霸道的村霸相比,运作者想必和前者共同认可的维度更多,前者能接受和帮忙的事情也不会少;收灌溉水费与收订购粮相比,由于正当性和承受能力的差异,前者的非正式运作空间将会更大。每次非正式运作都需要置于具体情境之下,每次也不能均一地使用相同的人情、面子和关系。这些在非正式运作的权宜性和边界部分中已多有涉及,弥补了本土心理学对微观情境研究的不足。同时,微观情境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形塑着非正式运作的空间,这就是利益的一致性。

  

   当正式制度与运作对象的利益相反时,多个维度的正当性和认同感缺失,非正式运作的边界也非常狭窄,运作者将被迫借用各个网络里的社会资源完成正式目标,用各种维度里的低标准要求对方。这种运作往往是零和博弈,运作的成功只是由于对方反应不及,事后必然有吃亏感,多次使用可能会损害和透支运作者在正式制度中的合法性,其他关系维度中的日常相处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亦即利益相斥的非正式运作将消耗和破坏两者间的总体性社会关系。

  

   但当正式制度与运作对象的利益一致时,多个维度具有合理性,将被置于一种共同的目标和方向下,升华出共同感和神圣感。所谓“一条心”,运作者在动员过程中,若动用正式制度的同时又充分利用其他关系维度的资源,能使用各种维度中的高标准要求对方,非正式运作将比正式运作更有效果,使正式制度的能动性倍增,从而更好地完成正式目标。裴宜理的研究就指出,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整风运动中,还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中国共产党都有一套“提高情绪”的办法,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领导人“感动”了他们的同胞,“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39利益一致的非正式运作不仅能在正式制度中取得成功,还带动了其他关系维度,形成多方面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照应,使双方间的总体性社会关系更加紧密,特别的,可能还会形成某种庇护关系,如政治领域中的“官官相护”。

  

   六、结论与讨论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哈贝马斯提出的经典命题,即组织化、功能化的“系统”侵入“生活世界”的各种关系之中,使后者失去了社会整合和文化再生产的作用,转而服从前者的工具理性与技术至上。40换言之,即是一般性的制度逻辑取代了实践性的生活逻辑。这正是哈贝马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主要的现代性危机。然而,即使在现代社会,复杂运作的现实内部仍然包含很大的张力,制度逻辑往往也会受到生活逻辑的反制,例如正式制度中依然存在众多非正式运作,后者可以理解为制度执行者依据生活逻辑对制度逻辑的“改造”。因此,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的背离与回归是非正式运作产生的结构性基础。

  

   与科层制下法理化、程序化和非人格化的正式运作相反,非正式运作恰恰对应着道德性、权宜性和人格性。其实质是借用正式制度之外其他各种关系维度的规则及其正当性,使对方服从正式维度的安排,从而完成正式目标。每次运作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切换关系维度,并在这些维度下动用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特殊主义。但这种特殊主义在构成上又具备一些客观性,包括必须至少符合一项其他关系维度的“游戏规则”,也必须在一定的边界即双方共同认可的关系维度内切换,虽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边界的大小有所差异。最后,运作的成功在于触发了对方对某个道德规则的认同,因此可以说非正式运作的实现结合了客观的正当性与主观的认同感。

  

   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乡土社会的治理者对被治理者渐渐陌生化,不了解对方认可哪些关系维度,也不确定对方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当地村民对留守的亲邻乃至在村里长大的外出务工人员仍保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感,在使用非正式运作时往往依赖过去的经验,但此时的熟悉类型已经从“本体性熟悉”走向“符号性熟悉”。由于对外出务工村民逐渐陌生以及不再捆绑于乡土的新生代村民的大量出现,一个危险是在逐渐偏离了原来的熟悉类型后,还用原来的熟悉感做出错误的预判。

  

   当非正式运作开始变得无所适从,重新返回熟人社会又不再可能,治理者将更加倾向于依循规则之治。此外,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个体的理性化趋势,一系列有意识的法制化建设,还是国家管理向社区的渗透,都造成了规则之治盛行,对非正式运作客观的正当性与主观的认同感都构成挤压,当正式规则被推高为绝对正当,甚至要取消部分非正式规则(如一些地方性规范)的合法性,也就窄化了共同认可的维度即非正式运作的边界。

  

   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在此展现了两对张力:第一是在制度执行的维度上,制度的一般性、刚性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灵活性之间的张力;第二是在利益分配的维度上,制度的非人格化与日常生活的“情”“理”之间的张力。适度的非正式运作在此意义上能缓解第一对张力,使制度润滑,降低制度运行成本,避免官僚主义,例如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特事特办——2013年一名残疾男子瞒着妻子遗弃了身体有缺陷的龙凤胎,青海省副省长了解后亲批对后者免费治疗,41按照制度规定这对夫妻本无资格得此待遇,但副省长的做法符合习近平提倡的对群众保持“温”情。42不过,这也同时面临被异化的风险,如制度落实被软化,并在第二对张力中利用特殊主义的信任导向合谋性的腐败,成为强者通吃的政治游戏,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在制度化已较为成熟的西方社会,非正式运作似乎也并未走向终结,尤其在制度执行的维度中,“简化”逐渐成为美国政府最近的一个思潮43。相反,中国目前更需要的是根治历史上的不规则性与随意性,避免非正式运作的风险,走向规则之治,尤其在利益分配的维度,消除腐败是当务之急。因此,究竟是倾向于标准化还是特殊性,人类社会其实一直都在寻找有效的平衡点,这种平衡既是一种治理技术,也是一种治理艺术,任何偏执一端都不可取。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章。

   ②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③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21期(1997年);丁煌、定明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案例分析与博弈启示》,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戴治勇:《选择性执法》,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④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版。

   ⑤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⑥冯志峰:《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载《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的运作逻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杨爱平、余雁鸿:《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G市L社区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陈锋:《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载《社会》2012年第1期。

   ⑦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⑧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艾云:《上下级政府间“考核检查”与“应对”过程的组织学分析——以A县“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例》,载《社会》2011年第3期。

   ⑨林南、俞弘强:《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⑩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1沈毅:《迈向“场域”脉络下的本土“关系”理论探析》,载《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4期。

   1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 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13应星、晋军:《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载《中国社会学》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制度实践   生活逻辑   多维关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786.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