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天下”比邻:19世纪东西方文明碰撞下俄国的中国形象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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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  
称:

  

   当英国人用武力将他们的工业品从东部边境带入天下帝国时,俄国臣民悄悄地、和平地穿过死气沉沉、毫无欢乐、危险的柯尔克孜-凯萨克草原向西方前进,前往楚古恰克城。长期以来一直有传言,在中华帝国边境上的楚古恰克城,有许多中亚民族在进行贸易。34

  

   这则短文讲述了喀山鞑靼人从车里雅宾斯克州的边境居住点穿过草原到达现今新疆塔城的故事。通过调动无力自保的“天朝”形象,借助“暴力胁迫通商的英国贪婪殖民者”与“艰难寻找互市点的俄国友好开拓者”的形象对比,俄国强调自身的对华关系理念有着不同于西欧征服心态的温和亲善,也最适合代替衰落的中华帝国成为亚洲弱小草原族群的庇护者和启蒙者。在该文刊出八个月后,俄国催逼清朝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成为沙俄继强制吞并哈萨克部族后,以伊塔为据点侵略中国西北地区的开端。35引文对英国船坚炮利的鄙夷,或许还同当时俄国对华贸易受到英国严重挤压有关,也反映出俄国对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劫取中国利益的自我肯定。19世纪末,沙俄加紧推行远东侵略政策,清朝对俄国胁迫恫吓的疲软抵抗也被刻画成古老东方帝国对友邻俄国的认可信任乃至依赖感激,成为俄国自证其文明优越于西方的最佳论据。这种自我想象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达到顶峰。早在1896年中俄签订修建中东铁路的密约之前,帝俄晚期订阅量创下纪录的通俗插画周刊《田野》就已在1895年9月的一则“政治评论”里掩人耳目地宣称俄国将对中国修建铁路伸出援手,并打着中俄友好互助的幌子提前为占领旅顺作舆论铺垫:

  

   设立俄中银行将极其有利于扩大我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预计中国很快要建造一个辽阔的铁路网络。俄中银行将帮助中国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俄国在关键时刻向中国提供帮助,博格德汗(俄国人对清朝皇帝的称呼——引者注)必当不胜感激。有消息称,中国将把旅顺港移交给俄国以表谢意,这个不冻港会对我们非常有用。现在俄国人整体上比其他欧洲人在天下帝国更受欢迎;就连德国人和法国人都遭到中国愚民的袭击,但俄国人平安无虞。这是因为俄国人谨慎地避免干涉中国内政,也没有传教活动。我们现行政策取得的成就让很多人心怀不满,他们反过来刺激日本对付俄国。但英国这是白费工夫,因为日本应该很清楚,不管他们是扩增舰队还是升级武力,都不要想着和俄国作战。俄国将坚定地继续保守和平的远东政策。36

   综上所述,对华论说和想象,构成19世纪俄国在军事力量和思想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张之时37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1812年卫国战争唤醒了俄国人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随后俄国知识界对国家文明道路的论辩中,作为西方文明反面的“天上帝国”形象得到广泛的引介和传播。1853年—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对西方文明排斥俄国的强烈失望和在亚洲殖民扩张带来的成就感则刺激俄国寻求一种超越欧洲精神的独特欧亚国族身份。然而,无论是秉承欧洲使命向亚洲撒播文明的俄国,还是以东西方文明集大成者自居而寻求东方归化的俄国,同其扩张主义勾连的衰落天朝意象都是丧失言说能力的“他者”。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俄国对“天下”称名的发现是否暗含某种超越“他者”视角的跨文明交往意义,下文将继续探讨。

  

   四、以中观中:邻国交往中的“天下”形象生成

  

   俄国对“天下”形象的构建,远非只是跟随西方亦步亦趋,亦非仅是将中国视为俄国破除欧洲中心论继而确立自身文明独特性的参照物,还融入了俄国同中国的直接交往经验及跨文化知识生产。上一节开头引自《圣彼得堡新闻报》的语料即显示出,俄国没有完全接受来自欧洲的中国印象,而是将流行于欧美的“Celestial Empire”改写为“Поднебесная”。“Celestial Empire”的俄语直译“Небесная империя”在19世纪也有较多使用,多见于俄国西方派的杂志及其译介的西欧文章中,20世纪20年代使用频率降低,后主要出现在西方文献的俄译本中。例如,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撰写系列英文通讯稿时也曾使用“Celestial Empire”一词,苏联195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则将其译为“Небесная империя”。从字面来看,“Поднебесная”一词将“天朝”从西欧语义中的“天上”挪回“天下”,似有揶揄“天朝”也不过是普通无奇的地面国家的意味,但不宜夸大其中的戏谑成分。一是“поднебесный”一词在俄语中早已存在,有着“寰宇、世界、苍穹之下、接近天空的”等崇高意涵,常见于诗歌、神话、童话及宗教叙事。该词稳固勾连的美好意象还在持续调动着当代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文学想象。二是“天下”不是出自俄国的臆想。当时俄国确切地找到了能够透视明清时期不断膨胀的天朝上国意识的关键词——“天下”。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已超过一场不甘西欧之后的文字游戏,暗示着彼时俄国的“天朝”形象建构内嵌一条自主的知识生产暗线。

  

   16世纪中期,俄国就从寻路富足东方大国的英国商旅那里获知中国的消息。17世纪帝俄向东扩张,不仅能够从亚洲内陆众多部族那里获知中国的消息,还与中国成为邻居,展开正式接触。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8年《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促成俄国早期对华贸易交往繁荣,特别是后者还允许俄国在北京城设立货栈教堂,定期派人赴京贸易布道及派遣学生驻京学习——这些俄国独享的特权直到1861年北京向英法美外交开放才被打破。38尽管俄国这种认知中国的优势直到19世纪才发挥出来,但一经调动,就迅速达到西欧汉学的前沿水平。在此之前,由于精通汉语的东方学学者人数不足等原因,大量从中国搜集的文献资料被束之高阁,使得俄国社会主要靠译介西欧著作来知晓中国。39比丘林在1807年—1820年曾任驻北京俄国传教团团长,一生翻译并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政经国情、哲学历史的著作。边疆史地从一开始就和文史哲、政治律法一并成为俄国汉学重点关注的领域,持续从内部观察中国的独特实践也让俄国汉学家们能够审慎地看待西欧人关于中国停滞野蛮化的观点。这些都有助于俄国形成阐释“天下”的独特路径。而当时的欧洲知识界则在19世纪30年代陷入一种自认完全了解中国,实则“对它几乎一无所知”的状态,40在对华认知上落于俄国之后。这从俄国杂志《读者文库》1836年推介比丘林新书的书评可见一斑:

  

   在阅读尊敬的雅金福神甫的著作时,我们时常遗憾,他没用法语或英语发表自己的文章。俄语一直并将永远停留在欧洲东方议题的学术辩论圈之外……没有哪位当今的东方学学者能像我们不知疲倦的雅金福神甫那样,从浩如烟海的东方文献中挖掘出这么多的新史实,这么多有趣而重要的东亚历史知识。但这些都被埋没在书堆中,只因为是由一种学界尚不知名的语言书写的。41

  

   俄国当时先进的汉学知识能够用于“天下”意象的构建,得益于两个历史条件。其一,不同于17—18世纪俄国汉学家的珍贵手稿大都未能及时发表,4219世纪俄国对华关注度飙升及新闻出版业的持续发展,使得比丘林等人的新近中国研究能够及时见刊,带动中国知识以新闻时事为载体在俄国社会快速流通。其二,19世纪20年代新词“天上帝国”在欧洲的流行及其背后不断加剧的中西文明冲突,是引发俄国汉学界阐释“天下”的重要契机。在此前近两个世纪的对华交往中,俄国不是没有接触过“天下”话语。1676年,俄国使团团长斯帕法里(Николай Спафарий-Милеску,又译“尼果赖”)同中国大臣就朝贡礼仪、扩大对华贸易产生分歧,一位中国官员对他解释道:

  

   你这位使臣不要对我国有此习俗感到惊讶,而要转告你的大君主,正如天上只有一位天帝一样,地上也只有一位地皇,他居于大地中央,所有国君之间,所有国家都环绕在他的四周;正如天上只有一位天帝一样,博格德汗的话也是至高无上、务必遵循的。43

  

   这则史料出自俄国古文献学家班蒂什-卡缅斯基(Николай Бантышъ-Каменский)1792年—1803年编纂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对于所编文献反映出的中国“天朝上国”观念,卡缅斯基未使用特定名词加以界定。斯帕法里在使华归国后写就的《中国漫记》一书中论及“其他国家的人都是野人”,“除了自己的皇帝,他们不承认其他任何皇帝”等传统中国观念,也谈到天地人、天子等敬天思想,却不曾提到“天朝”“天下”。441829年出版的比丘林译著《三字经》也仅是将“天下”视为中华帝国的众多自称之一,将“家天下”译为“帝国家传”,45未作专门注解。由此可基本判断,19世纪30年代之前,俄国尚未意识到“天下”蕴含着传统中国独特的国家身份认同。直到“天上帝国”话语在欧洲流行,俄国才开始拼凑起隐约可寻的历史线索。

  

   除了依照西方视角发现中国自主决定的外交原则充斥着天朝中心主义式的狂妄傲慢,觉察到其与中国保守封闭的社会精神一脉相承,俄国还有着深层次的新发现,即发现亚洲内陆和近海的藩属纳贡体系是一种名为“天下”的区域秩序,早于欧洲意识到“天下”是中国数千年政治文明的产物。最直观的表征之一就是“Поднебесная”一词的发明,象征着西方社会意识中互相割裂的中国“天朝”身份和东方实存的天下秩序(all-under-heaven)从一开始就在俄国语言系统中是统一的。天下秩序在中国内政外交上的具体操演及其同华夏传统宇宙观的内在关系也随着“天下”一词在俄国报刊上的流行而得到社会体察,这同样得益于汉学家的史学考证与通俗解读。1842年出版的比丘林《中华帝国详志》一书在介绍中国国名时,除了遵照此前汉学著作的惯例讲解中国的正式国名“Китай”、历朝历代名称、俄蒙及西欧历史上的对华称呼之外,还对“天下”做出如下解释:

  

   中国人自古就将自己的帝国尊称为“Tianxia”,即“Поднебесная”(流行于欧洲的“天上帝国”称呼在中国不为人知),但这个词意指的并非整个地球,而是中国皇帝权力覆盖下的各个民族居住的广袤土地。在他们看来,皇帝受命于天来统治世界。中国人自视甚高地将天下的称谓完全留给自己的国家,认为它应当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帝国。46

  

中国自古流传下来华夏、九州、神州、海内等许多自称,只有“天下”被俄国汉学界正式收编并流行至今。尽管“天下”在19世纪的俄国常与“帝国”一词连用,但这则语料在“Tianxia”同“Поднебесная”之间建立起来的充分语义映射关系至关重要,推动后者能够脱离“帝国”这个概念而独立指称中国,最终使得俄文里的“天下”意指的并非中国的某种国家历史形态,而是作为文明实体绵延不息的中国本身。同时,在这则语料里,比丘林还对欧洲的“天上帝国”界定做出修正,强调天下共主的权力存在地理边界,并非寻求整个世界的臣服。《中华帝国详志》进一步指出“天下”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中国君主权力和法律管辖下的政治统一体,覆盖中原、满洲、西藏、蒙古、“东突厥斯坦”等领土;二是实质性依附中国但拥有自主法律的领地,包括朝鲜、安南、暹罗、琉球群岛、尼泊尔,强调那些对华享有外交礼制的国家不属于第二类。至于天下秩序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朝贡制度的内在关系,比丘林也用浅显扼要的语言对公众做了解释。在俄国杂志《祖国之子与北方档案》1829年刊登的短文《汉字“贡”为何意》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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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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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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