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极:间接关系的人情链及其内在机制——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个案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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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极  
对他具有高度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城市中产阶层会认为“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如下例。

  

   个案9:45岁的杜先生,来自湖北,原来是A市工业区的农民工,后在工业区开个小商店做小生意。妹夫是A市一名成功的生意人,认识很多中产阶层人士,他通过“人托人”联系到校长,让杜先生的两个小孩进了公立学校。别的农民工利用房东、雇主或社区干部的关系,都不如杜先生利用自己妹夫的关系便利。妹夫也是湖北人,来A市二十多年,生意也越做越大,在A市有几处房子,完全属于该地的中产阶层了,结识很多同阶层的朋友,为了帮助大舅子,他多次请人喝酒并打听谁与校长有关系,经过“人托人”终于找到关系,成功帮了大舅子的忙。(2018年7月24日,对杜先生的访谈)

  

   但这样的个案在这个工业区也是极少的。间接关系常常会受到阶层的限制,难以在更高阶层形成“人托人”的局面。

  

   五、研究讨论

  

   (一)“人情链”:“义务”推动人情的流动

   在此研究中,“人托人”是找关系的常用方式,它通过一个或多个中间人的委托或介绍,最终获得了更远社会网络的资源,形成人情相欠和感情相连的“人情链”。使用间接关系的背后往往隐含着动机,即利用自己的关系去帮助他人,通常需要有较强的动力促成。否则,为什么人情链上的节点自己帮不了忙,还会为求情的亲友四处打听,并再去托人情呢?笔者认为,这是由节点的“义务”和“回报期望”决定的。本小节重点分析“义务”,下小节将会详细研究“回报期望”。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义务”(obligation)产生于接受恩惠或礼物,即接受者产生了返还恩惠的义务(Simmel, 1978;Blau, 1964)。布劳(P. M. Blau)认为,义务是交换的“存在条件”,而不是互惠规范的结果,尽管这样的规范可能会加强和稳定“社会交换本身固有的特性”(Blau, 1964:92)。涂尔干(E. Durkheim)指出,交换构成了“相关或互惠义务”的基础(Durkheim, 1964:124)。

  

   在中国,人们通过为人办事,给他人帮忙,使对方长存感激,最终表现为报答(翟学伟,2016:197),这产生了中国社会人情的一个重要规则:还人情。还人情是建立在“报之规范”的基础上,人情投资或帮助的受惠人有回报的义务(黄光国,1985;翟学伟,2004)。中国人希望施报者的付出要大于受报者之前的付出,即所谓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样一来,使得受报者反倒又欠施报者人情,下次对方有需要时又得报回去,如此,报的不等价性通过长期实践便建立起了稳定的人情关系(金耀基,1993:38;翟学伟,2016:210;费孝通,2007)。假如,一方总是收到恩惠而没能力回报,就会表现为对另一方的服从和尊敬,形成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Blau, 1964)。

  

   这些人情相欠、人情投资的论述来自社会交换产生的“交换义务”(exchange obligation),此外,还有来自社会角色的“角色义务”(role obligation)。社会角色是各种社会互动和关系的基础,是先于结构化模式或网络的元素(Borgatti, et al., 2009:893)。帕森斯(T. Parsons)认为行动者的“角色是由他所属的团体成员的规范性期望来定义的”,这种期望如得不到实现会受到社会制裁(Parsons, 1954:230)。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种种关系即种种伦理(梁漱溟,2011:76-91)。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五伦,都是在强调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角色义务。传统上,中国是差序格局社会,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人们常用不同标准对待不同关系的人,对不同亲疏的人有不同的义务(费孝通,2007:25-32)。儒家庶人伦理中“仁-义-礼”伦理体系也强调各种不同角色有不同的义务(黄光国,2010:78-79),即在不同的伦理关系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色义务(梁漱溟,2011:79;黄光国,2010:131)。履行义务贯穿了个体的一生,不因感情好恶改变,如果逃避义务可能会导致社会交换和网络建构失败(阎云翔,2000:94,113)。

  

   因此,人情不只是指“人情债”(交换义务),还指合乎人情,即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角色义务)。你没有执行你的角色所应尽的义务,就是“不懂人情事理”,“不近人情”了。例如个案9中杜先生的妹夫,全力帮助杜先生,便是承担了妹夫这个角色的义务,作为妹夫,如果不去帮他的大舅子,大家就会觉得他不近人情,没有承担角色义务。而对于一些收了礼物或者受了别人恩惠而没有报答的人,我们会说他忘恩负义,没有执行他的交换义务。

   此研究还有一个发现:许多城市中产阶层热衷社交,总会收到亲友的求助,且很少拒绝这些求助。他们往往通过宴请、送礼、上门拜访等方式,千方百计把各种关系联系并调动起来,以帮助亲友。人情链上的节点会以上一个节点与自己的亲疏程度和人情相欠的情况来决定要出多大的力:对亲近者,会竭尽全力,身边的人帮不了,还会去“人托人”;对疏远者,如果找身边的亲友能解决,就送个顺手人情,如果有难度,需要再去“人托人”,常会推脱婉拒。考虑亲疏远近而决定是否帮忙源自角色义务,考虑之前有没有欠上一个节点的人情,这就是出于交换义务。

  

   如果关系强弱只是用亲友还是相识来衡量,通常表达的只是一个角色要承担的责任,即角色义务。然而,有时候关系很弱的人由于欠了对方的人情,或者是拿了别人的钱财必须替人“消灾”,就承担了很大的义务去帮助对方,这就是交换义务。很多“拉关系”的行为就是用送礼请客、照顾情面等行为来影响强关系,促使他们形成交换义务。

  

   “人托人”的人情链,可以同时包含交换义务和角色义务,并形成义务的传递。比如,A将承担的义务传递给B,B将之传递给C,以此类推,形成人情链。人情在三人以上的关系中显得尤为复杂,不但C知道自己对B的义务,有时还要知道B对A是什么义务,多大义务。在ABC的人情链中,B作为中间人,受到A的委托,去找C帮忙,C可能会问B,“你跟A是什么关系?”B可能说,A是他非常铁的好哥们或很亲的亲人,你一定得帮忙!也可能说,A就是一个远房亲戚,能帮就帮,难就算了。还有一种情况,A与B关系并不太亲近,但B收了A的好处,所以,在C面前,B故意说A是他很亲的人或很铁的朋友。B用他的角色义务作为借口去执行他的交换义务。这种做法在笔者的调查个案中常有发生。

  

   不但人情会产生义务,中国人之间的感情也会产生义务。当对一个人有感情了,就会总觉得有义务帮他。关系中的感情总是伴随着一些物质上的义务(material obligation),这也是中国人的感情(affection)有别于西方人的地方(Kipnis, 1997)。人情和感情共同影响着节点传递任务的动力。

  

   在“介绍型”中,C不但可以打听到AB之间的关系与人情互动情况,还见到了A,这时候A可以直接跟C互动,其互动情况也会影响到“拉关系”的效果,所以,多了A跟C之间的这层联系,也使得ABC之间的人情变得复杂。多人“介绍型”自然更为复杂。假如E看A不顺眼,很讨厌A,其帮助的意愿可能就不强,但如果E不帮,又可能会得罪ABCD四个人。又或者,E与A虽被介绍认识并互动了一段时间,但依旧很疏远,停留在弱关系,但E看在BCD的人情上,或在利益的诱惑下也可能会帮A。这时,义务和回报期望交错结合。

   (二)“回报期望”影响人情的跨阶层流动

  

   人情链上的节点,除了会考虑对上一个节点是否有义务,有多大义务,也会掂量上一个节点的权势地位,帮他有没好处,有多大好处,来决定为上一个节点出多大的力,而节点本人的地位和能力,也会影响到下一个节点给不给他面子,也就是“回报期望”的结果。

  

   布劳认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资源的交换除了基于义务,也基于对回报的期望(expectation of return)((Blau, 1964:91)。回报期望基于信任他人会履行他们的义务(Blau, 1964:94)。这里的信任是指对施助方的回报承诺和回报能力两方面的信任。因为相信他的为人(如有恩必报),也知道他有能力、有资源回报,所以人们乐意向他进行人情投资,但如果两者缺一,投资就会打水漂,人们可能不会去帮他,最多给个顺手人情。然而,如果知道不但有回报,而且回报颇丰,人们可能会排除万难,“人托人”去帮他。

  

   回报期望不只是物质上的,也包括情感。爱默生(R. W. Emerson)认为,如果一个人接受礼物,他的“独立性就受到了侵犯”,因为礼物带来了“感激的期望”,因此,礼物的接收者是一个“有义务的人”(Emerson, 1950:404)。中国人的随礼大多是出于理性考虑或道德义务,同时它也是表达一个人的情感反应最通常的方式,对感情好的那些人,随礼是愉快的,是发自真心的(阎云翔,2000:152)。不过,这些感情好的人也期望下次能得到对方同样真心对待的随礼。另外,礼物交换者会记礼账,虽然他们并不会算清彼此之间的账目并立即等价回礼,避免把礼物交换视为还债,但他们期望在长久的未来能得到回报(阎云翔,2000:136-137)。在社会交换中,回报期望可以说无处不在。

  

   然而,跨阶层找关系,如果上层对下层的回报期望低,就会影响其进行“人托人”。假如五个人(ABCDE)都是城市中产阶层,同一阶层之间的“人托人”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假如求助者A是农民工,中间人是一个社区干部,施助者是校长,社区干部也许会受农民工的委托找校长帮忙,形成ABC的间接关系。但若社区干部本人不认识校长,他的一个朋友认识校长,这时候他可能不愿意托朋友帮忙找校长。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托人”,人情链很短(A-B-C),难以形成A-B-C-D的链条,更不用说连接到更多的节点。也就是说,跨阶层的“人托人”会困难许多。

  

   为什么人情的流动在相近的经济社会阶层之间容易发生,而跨阶层的人情流动就会变得困难呢?当农民工利用强关系中的城市中产阶层时,后者往往不愿为了帮前者而去调动他们所有的关系,如果他们认识校长则帮,不认识也不想再通过别人找到校长而动用太多资源,欠太多人情,因此,跨阶层的“人托人”一般只能用到一个中间人的间接关系。除了后者对前者的义务不强(普通的强关系),更关键的是,他们对农民工的回报期望太低,所以帮忙的动力不足。一方面农民工的社会资源少,可以说是无以为报;另一方面,农民工不是本地人,流动性较强,以后到别处打工,联系就会中断,没有机会回报。因此,受回报期望低的影响,农民工找到一个强关系的农民工并通过这个强关系的农民工去向他的强关系城市中产阶层求情,是很难的。④

  

跨阶层的“人托人”很困难,这体现了人情理性算计的一面。回报期望影响人们的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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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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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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