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杜荣 周雅楠 于旭: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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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杜荣   周雅楠   于旭  
λ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除比值型变量或虚拟变量外,其余变量在回归中均取对数。

   (二)变量选取

   基于上文的分析和实证模型,本文拟选取以下关键变量: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本文使用科技园区企业的研发费用来衡量企业研发投入,以此来表示企业的创新能力(周阳敏、赵亚莉、桑乾坤,2019)。

   2.关键解释变量

   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来衡量企业家由于个体差异,应对外部环境能力的大小。

   负面事件: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作为外部冲击的代理变量,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始于2019年年末,因此若年份为2020年及以后,[shockt]取值为1,否则为0。

   党建制度:本文以珠海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区管委会和区党政办公室名义发布的文件数为珠海国家高新区企业党建制度的代理变量。完善的党建制度建设可以为企业创新发展指引方向,提供思想保证。

   政府支持:本文以企业是否得到政府支持资金这一虚拟变量来衡量政府支持,若[t]年企业得到扶持,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企业创新绩效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净利润、产值、营业收入、职工人数、专利数量。净利润和营业收入是衡量企业盈利情况的重要指标,企业盈利能力是企业创新的前提条件(张西征、刘志远、王静,2012),净利润或者营业收入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做更多的创新。产值和职工人数是衡量企业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产值越高或者员工数量越多,企业的运营状况就越好,将资源用于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周申、海鹏,2020)。年末有效专利数量是企业过去研发投入的成果,成果越多,越能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广东省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园区企业2018年到2020年的数据,覆盖珠海市富山、横琴、南屏、三灶、唐家湾、新青等六个科技园625家企业,包括企业名称、园区、注册地址及时间、产值、营业收入、研发费用、净利润、职工人数、本科以上人员数、拥有专利数,是否得到政府支持资金,法人姓名、性别、学历、出生年月、毕业院校、专业、籍贯等指标。这是问卷调查数据,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一是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二是剔除超过两年没有披露研发支出的企业;三是剔除超过两年没有披露创业企业家特性变量的企业;四是对于个别数据缺失的企业,通过插补缺失值,构建面板数据,由此最终获取2500个有效样本。表2是企业样本的统计性描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假说的检验

   本文首先验证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图1显示了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的共变关系,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越高的企业家对于创新投入越大。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外部冲击或者环境变量,进行假说检验。

  

   1.假说1的验证

  

   为验证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在负面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创新影响中的作用,本文首先进行简单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负面事件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沈伟和朱音楠(2020)的研究也发现,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其次,以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是否发生疫情的交互项为自变量,并分别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交互项系数均为正数。这表明,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提升,有利于其克服外部冲击如新冠肺炎疫情对创新的负面影响。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越高,企业家越能够带领企业应对危机状况,在困境中挖掘企业发展新方向,研发出具有市场需求的产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此外,加入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净利润、产值、营业收入、职工人数、期末拥有有效专利数等,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的这些特征变量对其创新能力都有正向促进作用。

  

   2.假说2的验证

  

   为验证假说2,本文做以下回归:以党建制度文件数为调节变量,对企业所在的党建环境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第2列引入党建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良好的党建政治环境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叶建宏(2017)对于民营企业的研究也表明,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企业家获取内外部企业资源,有利于企业创新。随后,引入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党建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显著,这就表明加强党建对于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完善的党建制度助力企业获得发展的资源,包括向企业提供政策信息,指导企业发展,提供市场准入机会等。假设企业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党组织也会在关键时刻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家渡过难关。

  

   3.假说3的验证

  

   为验证假说3,本文以企业是否得到政府支持为调节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政府扶持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政府支持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也有促进作用,企业获取的政府支持愈多,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愈显著。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扶持企业,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助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同时,政府通过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商务环境和关系网络。钟卫东、孙大海、施立华(2007)的研究表明这些环境和网络的构建能够为企业家获取外部资源提供更多的信息和选择机会,来应对潜在的发展危机。

   (二)内生性检验

  

   虽然在上述回归中,本文试图加入所有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并且在回归中尽可能控制固定效应,但由于回归数据是企业调查结果,被调查企业的选择本身不具有随机性,因此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采用赫克曼两阶段模型(Heckman two-stage model)解决这一问题(Heckman, 1979)。该模型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包括全样本的多元概率比回归模型(Probit),用来估计企业是否参与调查以及披露信息的概率,然后根据这个模型,为每一个样本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n, IMR),作用是为每一个样本计算出一个用于修正样本选择偏差的值。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率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看回归结果是否仍然显著。结果如表6所示,逆米尔斯比率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样本选择偏差的确影响了原回归的估计,而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原回归结果可信。

   (三)稳健性检验

  

   下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验证。表7的第2列和第3列是针对假说1进行安慰剂检验得出的结果,即假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2018年年底,检验回归结果是否显著。回归结果失去了显著性,证明原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提升的确有利于企业克服外部冲击对创新的抑制影响。第4列和第5列是针对假说2,以企业家是否为党员作为党建代理变量,结果显著为正,与原回归结论一致,说明在完善的党建制度下,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该结论不因党建代理变量选择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第6列和第7列是针对假说3,按照扶持资金的金额大小进行进一步的回归,结果与原回归一致,具有稳健性。

  

   (四)异质性检验——分行业回归

  

   行业性质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很大(姚立杰、周颖,2018)。制造业企业对创新的需求较大,对环境的依赖性更高,因此外部环境对制造业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将更大。由表8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行业差异下,制造业企业相对于非制造业企业,回归系数更大且显著性更强。

  

   五、结语

  

   本文利用2018年到2020年广东省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园区企业的调查数据,将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定义为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能否充分发挥其潜力,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控的程度,并从环境适应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提升,有利于其发挥创新能力,克服外部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创新的负面影响;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完善的党建制度引领下以及良好的政府支持政策下,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建设。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充分发挥潜力,有助于企业发掘发展机会,获取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因此,企业家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环境适应度建设的重要性,通过不断丰富自身工作经验或者提升受教育程度,提高自我抵抗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第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企业应当与党组织建立良好的党企联系,把握经济发展大趋势,按照国家经济战略,聚焦重点产业、布局发展方向,强化科技赋能,践行家国情怀,关注综合效益。地方党组织应当积极将企业家发展为党员,培养成党组织负责人,锤练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新时代精神。第三,强化当地政府支持。政府和企业应当共同制定惠企政策。通过强化当地政府的精准支持,为有潜力的企业家发展企业提供资源、信息和相关声誉保障;通过政府牵头,企业参与,为企业的市场准入、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建立桥梁,联合科技攻关,实现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黄继承、盛明泉,2013,《高管背景特征具有信息含量吗?》,载《管理世界》第9期。

   李新春、苏琦、董文卓,2006,《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载《经济研究》第2期。

   李亚飞、王凤荣、李安然,2022,《技术型企业家促进了企业创新吗?》,载《科研管理》第6期。

   李宇、陆艳红、周晓雪 ,2017,《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家导向、有意识的知识溢出与集群企业知识资本》,载《中国软科学》第12期。

   刘文霞、杨杰,2019,《企业家导向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载《科技进步与对策》第21期。

   鲁传一、李子奈,2000,《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沈伟、朱音楠,2020,《管理层能力、信息环境与企业创新》,载《吉林工商学院学报》第1期。

   姚立杰、周颖,2018,《管理层能力、创新水平与创新效率》,载《会计研究》第6期。

叶建宏,2017,《民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获取外部资源还是提升内部效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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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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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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