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志翔 马戎: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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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志翔   马戎  

  

   如果我们从“族群”内涵来理解现有各政治实体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将他们与美国黑人、亚裔等同样称之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15,这些有共同或相近族源、语言、生活习俗但居住在现有国境两侧的群体,可以称作“跨境族群”。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蒙古族、哈萨克族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蒙古族、哈萨克族,蒙古国的蒙古族和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属于蒙古民族、哈萨克民族。这样的概念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在我国少数族群民众中构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削弱一些少数族群“民族主义”分离活动的思想基础。

  

   目前,境外群体在看待中国有关“跨境民族”话语的回应有两类:第一类是境外群体在该国是主体民族,例如蒙古国的蒙古族,他们其实并不反对中国蒙古族对该国的“民族认同”,只是碍于两国正式关系较少公开宣扬。第二类是“跨境群体”在两国都属于少数群体,此时邻国政府坚决反对“跨境民族”概念。如越南政府认为本国苗族与中国苗族是两个群体,作为一个小国,越南非常担心中国利用这种“跨境民族认同”把越南少数族群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引导到中国一侧而危及自身的政治统一(马戎,2016:207)。

  

   五、中国“民族”概念史作为民族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

  

   综上所述,在今天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必须讨论“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准确定义,梳理这个源自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进入中国人话语体系的过程及其后续演变,包括:第一,这个外来概念与中华文明传统的群体认同观念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曾经如何呈现?第二,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学者们在初始时期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个概念?本土学者和留洋学者之间曾经有过哪些对话和讨论?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对于“nation”的其他解读和译法(如“国族”)曾经有过哪些争议?第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在“民族”理论上出现的差异是如何呈现的,其思想根源和各类影响因素都有哪些?第四,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概念的讨论及其影响。

  

   有关“民族”概念演变史的梳理还需要沿着语言体系的三条脉络展开:一是,梳理英文“nation”及相关词汇引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以及汉语“民族”一词的演变史;二是,为了深刻理解“民族”原型词“nation”及其他相关词汇(如“nationality”“ethnicity”“race”)的政治文化内涵,我们需要追溯这些词汇在西方文明体系中的演变进程;三是,我国各少数民族接触英文“nation”和汉语“民族”一词的过程,本族文字(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藏文等)中的相应译法何时出现,以及分析各族知识分子对其内涵的解读与应用的历史过程。

  

   此外,还需要在政治话语层面梳理“民族”概念的流变: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nation”(民族)话语,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有关“nation”议题的辩论,苏联成立后的“民族”话语体系及制度实践;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政治思想史中有关“民族”一词的使用及演变。这些议题可归纳为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政治语言史”(history of political languages)和“政治话语史”(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研究。我们应当在以上专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群体关系话语体系。

  

   从“民族”这个概念出发,还衍生出多个与之相关并对人们的认同意识和社会运动影响深远的重要概念,如“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族区域自治”等,这些概念也影响着人们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我们在分析“民族”概念演变史时,这些相关重要概念在西方国家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与政治变迁中的演变史的追溯也不可忽视。对这些相关概念的梳理,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系统地理解“民族”概念。

  

   在近二十多年国内学术界有关“民族”“族群”用法的讨论中,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观点,主要集中在对两个核心概念的不同解读以及两个概念在中国社会中的适用性(庞中英,1996;周传斌,2005:王星,2009;潘蛟,2009;何菊,2010;金志远,2010)。这些讨论对于我国学术界进一步厘清核心概念,更好地理解有关讨论的深层次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把相关汉语词汇译成英文时也需要特别注意。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翻译的《宪法修正案》英文版,起初把“少数民族”“民族区域自治”分别译为“minority nationalities”“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同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的十九大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把“少数民族”“民族区域自治”译为“ethnic minorities”和“regional ethnic autonomy”(叶江,2018:1),经反映后全国人大的译法已经调整。如果仍然把“少数民族”“民族区域自治”译为“minority nationalities”和“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会对国外媒体和读者造成误导。前些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英文译法从“State Commission for Nationalities Affairs”改为“State Commission for Ethnic Affairs”,但其下属各院校的英文译法仍不统一,如中央民族大学从“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西南民族大学改为“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即使用“民族”的拼音,同时中南民族大学仍为“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由此可见,即使中央文件已统一译法,但获得普遍接受仍需时日。

  

   对于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概念演变过程的研究,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黄兴涛,2017;熊芳亮,2016)。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和相关核心概念的演变,特别是1949年后的“民族识别”“区域自治”等重要议题的史料发掘和讨论,仍然是中国民族研究学者必须面对的重要研究领域(马戎,2019b)。关于如何使用“民族”一词,目前国内仍然存在分歧意见。在达成共识之前,我们应当尊重现有习惯用法,以免在干部和民众当中造成思想冲击。但是对这些核心概念应当如何定义、如何使用和如何翻译,应当允许学术界对相关议题开展充分讨论。这些讨论将为今后这些关键话语的调整创造条件,也将成为重构我国群体关系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

  

   六、结语

  

   总而言之,今天在中国开展民族研究,离不开对核心概念“民族”的讨论。有的学者建议不再拘泥于追求“nation”一词的统一翻译和使用,如改用拼音“minzu”16,或认为相关的具体名词之争并不重要,只要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尊重他们学习母语的权利和文化权益,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即可保持稳定与和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这个核心概念“民族”的解读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削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客观上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及弱化“一体”,并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进行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启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组织和行政机构在各边疆地区的建立和巩固,随着经济制度的同质化(合作化、公社化、承包制等)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边疆地区与内地省份的制度差异已迅速缩小,随着全国性大规模跨地域人口流动和就业市场一体化,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质的飞跃,1949年以前留存的制度性族际传统区隔模式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跨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的民族人口地理分布格局和社会分层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也正因此,当年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然将根据我们面对的新时代和新任务做出必要的调整。在族际互动全面增强的今天,如果我们不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阐释得非常清楚,仍然保留含混和多重含义的不同解读,那么我们的民族理论、制度、政策将始终处于争论之中,不可能真正予以厘清并达成共识。

  

   中国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外交活动日益频繁,我国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的民族关系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在其他多族群国家(如美国、印度、加拿大、新加坡),具有不同族源、语言、宗教、习俗的少数群体通常被视为“ethnic groups”(族群),我们应努力把国际学术界和各国媒体对我国汉维关系、汉藏关系、汉蒙关系的关注引导到“ethnic relations”(族群关系)这个层面的少数群体权益维护上,而不关联到与“nation”(民族)相关的“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上。中国今后的发展必然持续引发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国内的任何社会问题也将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热点议题,各族民众必须逐步了解并适应这一国际新形势的快速变化。

  

   在风云变幻的21世纪,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之根,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引入和演变历史说清楚。在认识这一核心概念的真实社会作用时,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实地调查和分析相关理论、制度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客观影响,分析其引领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还是淡化了各族分享的共同性和削弱了对祖国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只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我们就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民族关系实践的调查和讨论中达成某种共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在学理上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就无法形成服务于树立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知识和话语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构建的民族理论和相应法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促进我国的民族平等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在改革问题上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大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不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否则没有不跌跟头的。但是,毕竟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前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法规法律同21世纪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相比已有了不适应之处,今后必然面临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完善的问题。在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指引下,可以预见我国的民族话语在适当时机很可能会做出某些调整,而今天学术界对相关核心概念所开展的讨论,正是为未来的话语调整做学术上的铺垫。

  

   参考文献:

   白振声、杨建新(主编),2010,《民族、国家与边界——“跨国民族文化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丁明俊,1995,《日本在西北建立“回回国”阴谋的失败——兼论宁马绥西抗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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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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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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