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志翔 马戎: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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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志翔   马戎  
同时研究者们极力发掘、凸显,甚至“创造”少数民族群体各族特性。长期以来,我国各项制度、政治话语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突出的仍然是“多元”而非“一体”。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老一代人逐渐过世,历史上存留的“共性”在各族民众记忆和实践中渐次消融,各族曾经共享的文化符号已基本淡逝。由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符号不断被发掘和创造,“中华文化”逐渐缺失了实质性内涵和具体表现形式。也正因为这一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⑧。

  

   (三)“中华民族”概念的重现

  

   “中华民族”概念重回我国政治生活,是改革开放的必然。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中华民族”,但是有一段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⑨这里的“民族”指的只能是“中华民族”。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⑩,“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被提及3次。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启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回归的谈判。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港澳台居民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基础只能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再次受到重视并出现在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话语中。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了3次。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5次会议的报告中,“中华民族”一词出现的次数分别是4次、12次、16次、15次和18次。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报告(一年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他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0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然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费孝通,1989:1)。费孝通试图通过梳理中华民族这个政治文化体几千年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努力重新建立“中华民族”(一体)和56个“民族”(多元)之间的系统性关联,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及中华民族近代出现的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过程。他沿用了56个“民族”的习惯用法,同时突出强调近代“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的这项研究,接续了20世纪40年代的概念之争,并试图突破推进国家整合与保护少数群体权利之间的巨大张力。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疆、西藏等地民族关系显著恶化并危及社会稳定和国民生命安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央特别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得到了认可,并进一步阐述为“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二者辩证统一”11。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了43次。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中华民族”两次写入宪法序言。在2021年8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12。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已经成为现时中国政治话语中出现最频繁和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

   四、与“民族”概念相关的话语调整思路

  

   鸦片战争后,西方“民族”(nation)概念被引进中国,此后一百多年的艰难历程中,国人一直在讨论应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个重要概念。有一点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等理念在二战后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政治正确”,而这些理念均以“民族”(nation)概念为核心。因此,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内部的56个群体也称为“民族”,很显然是把这个核心概念用在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体层面:一是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涵的“中华民族”,二是在族源、语言、社会组织传统等方面彼此存在差异的56个“民族”。这两个层面,在英文中有清晰的概念,可以严格对译,若非有意强调中国少数民族有成为“nation”的潜力,断不会将其译为“national minority”或“nationality”。在国内研究和教学中对这两个层次的群体若不加区分,客观上是在模糊“nation”(民族)与“ethnic group”(族群)两种群体之间的本质差别。

  

   目前,“民族”这一核心概念在中国社会的使用方式在思维逻辑上存在争议,而且有可能造成对民众群体认同意识的误导。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统一,避免外国势力介入国内族群矛盾并出现分裂倾向,今天中国学术界必须对“民族”概念进行深入讨论,对其内涵给予严格的界定,对处在不同层面的社会群体不宜继续采用混同的名称。这是当前中国民族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与此同时,为了保持现阶段民众思想稳定和政治话语使用的连续性,政府和主流媒体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在公共话语和政治文件中暂不做调整,仍然继续沿用目前的话语,但是,我国的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讨论清楚,并争取早日达成共识。

  

   (一)“民族”还是“族群”?

  

   有关今后如何对“民族”相关概念进行调整,有多种思路和选项。2000年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能够称得上具有“nation”内涵的“民族”概念群体,在中国只有中华民族,建议把55个“少数民族”改称“少数族群”,具体人群称“✕✕族”,而不称“✕✕民族”(马戎,2000:135)。笔者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其社会学属性上相当于各国的少数族群(如黑人、亚裔、印第安人、西班牙语裔、阿拉伯裔、穆斯林等)。这些少数群体在英文中被称为“ethnic minorities”或“ethnic group”,汉语译作“族群”。如果把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改称“少数族群”,不仅可以把“中华民族”跟56个“民族”在政治内涵上区分开来,还可以引导国外学术界、媒体和公众逐渐从理解“ethnic relations”(族群关系)而不是“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民族自决)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国内群体关系,把汉维关系、汉藏关系与讨论美国黑人、拉丁语裔问题放在同一层次。这个思路无疑将显著降低相关议题的政治敏感度,有利于把国内族群关系问题与公民平等权利、发展机会和公平司法等议题联系起来,并为妥善解决少数族群的现实问题打开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空间。

  

   但是,把“族群”概念运用到目前国内56个“民族”的层面,并把拥有13亿人口的汉族称作一个“族群”,似乎又不适宜。今天庞大的汉族人口,最早以中原经济文化区为人口凝聚核心,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南移,并一路融汇周边群体最终成形,其本身便是一个极其庞杂的血缘与文化融合体(费孝通,1989)。所以,无论族源、历史,还是语言、文化等方面,内部多源多元的汉人和几千人的小族群(如赫哲族、独龙族)在性质上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美国社会也不把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称作一个“族群”。美国学者在研究白人中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指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犹太人、爱尔兰裔、俄罗斯裔等群体时,也称他们为“ethnic groups”(族群)。而汉人中的“客家人”“闽南人”和澳门“土生葡人”等群体也符合西方“族群”概念。但是,如果把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称为“族群”,而把汉族不叫“族群”——尽管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似乎又有悖于“民族平等”原则。

  

   以上讨论充分表明,无论是“民族”(nation)还是“族群”(ethnic group),这些来自外部文明体系的概念引入中国都会显得“水土不服”,其内涵与分析逻辑同中华民族演变历史和传统认同观念总是无法完全契合,难以扎下根来。把这些概念简单地移植到中国,自然成了没有文化之根,似是而非的政治话语,非但不能促进中国社会健康发展,反而会引发许多预想不到的新矛盾,冲击维系了几千年中华“天下一统”的政治与文化秩序。这就是我们在“民族”概念讨论中必须面对的历史处境。

  

   (二)重新起用“国族”概念

  

   在概念调整中另一个可供考虑的选项,就是把目前使用的“中华国族”(Chinese nation)改称民国时期曾经流行的“中华国族”,同时保留56个“民族”的提法。由于“nation”具有政治实体的内涵,完全可以译为“国族”。前述孙中山等人在民国时期都曾多次使用这一概念。潘光旦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国家’容易和‘民族’相混,例如西文的nation一字,便有人译作国家、民族,或国族”(潘光旦,1995[1936]:48)。《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在阐述“民族”与“国族”的区别时说:“民族可不必有政治上的自治权及国家的形态,如过去的犹太民族是;而国族则必须有国家的实质,如中华国族是”(王云五,1975:94)。近年来已经有些学者重提“国族”概念。1985年宁骚指出:“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宁骚,1985:14)。90年代一些学者建议重新起用“国族”概念:“我们认为‘国族’提法值得重新给予重视,并且重新加以阐释”(郑凡等,1997:59)。这一建议在今后的术语讨论中值得考虑。

  

   但是,如果把中华民族改称“中华国族”,保留56个“民族”用法,这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因为自民国到今天,我们有关“nation”和“nationalism”的所有文件和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几乎都使用或译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如果今天把“nation”统一改译成“国族”,把“nationalism”统一改译成“国族主义”,那么我们近百年的巨量出版物和译本中的词汇都需要在解读中进行调整,这将给当代和后世的读者带来很大的困扰。但是如果不加调整,则又会造成国内“民族”概念与国际话语中“民族主义”“民族自决”直接挂钩的可能。相比之下,把少数民族称作“族群”,也许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要小一点,涉及的主要是1949年后有关“少数民族”的文件和出版物以及少数民族关于自身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属性的知识社会学问题。

  

   (三)关于“跨境民族”概念

  

20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提出“跨境民族”概念。这是从我国56个“民族”这一概念延伸出去的。我国的蒙古族是“民族”,与蒙古国蒙古族同属一个“蒙古民族”,所以国境两边的蒙古人属于“跨境民族”。类推的还有哈萨克族、朝鲜族等多个沿国境居住的群体。有人归纳出我国有“30多个跨国民族,总人口为6600多万人”(白振声、杨建新,2010:4)。如果这些群体的性质都属于“跨境民族”,那么无论按照西方经典的民族主义理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13),还是按照列宁和斯大林提出的“民族自决权”14,这些跨境的“民族”都有合并建国的政治动力和情感期待。这个推论逻辑也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把国内56个群体都称为“民族”所带来的政治隐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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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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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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