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志翔 马戎: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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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志翔   马戎  

   抗战期间,为了避免把“中华民族”与国内满蒙回藏等族同时称为“民族”,当时也出现了把满蒙回藏等族称为“宗族”“支族”“种族”“部族”等提法(黄兴涛,2017:308)。顾颉刚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中说:“现存的满蒙回藏苗……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在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只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一个nationhood,就不能成为一个nation。他们如要取得nation的资格,惟有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顾颉刚,1939b)。在当时的讨论中,费孝通等指出“种族”(race)概念多用于指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之间的体质差异,用于称呼国内的满蒙回藏诸族并不妥当(费孝通,1939)。

  

   1939年日本军部把在华北扶植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同时积极鼓动甘青宁地区回族军阀成立“西北回回国”(丁明俊,1995)。1941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运输抗日物资的西北通道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抗日战争面临一个严峻时期。1942年8月蒋介石紧急飞抵西宁,在对当地各族首领讲话时提出“宗族论”:“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哪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荣辱更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人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对于建立中华民国,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尽到共同的义务,亦都能享受平等的权利。至于国内各种宗教,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构成的一种要素,政府自然要保障人民信教的自由,而无所轻重”(黄兴涛,2017:306-307)。上述观点在他一年后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表述得更加清楚。蒋介石把满蒙回藏等称作“宗族”而不称作“民族”,多少承袭了孙中山1924年“三民主义”讲座中的观点。在国家层面,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即是国族”,在国内群体层面,他指出“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孙中山,2001[1924]:53-54)。孙中山这里所讲的“宗族”主要指汉人中的宗族,1942年被蒋介石扩展到了边疆各部落群体(熊芳亮,2016:104)。这也反映出,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精英的观念中,边疆地区人群的社会结构与汉族的“宗族”是一回事。同时,蒋介石不称满蒙等为“民族”,多少也受顾颉刚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影响。

  

   蒋介石提出“宗族论”后,虽然当时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但也引起了部分少数民族精英的不满(黄兴涛,2017:309-314)。一是“宗族”等概念并不适用于满蒙回藏等群体,二是这一提法使各边疆群体在争取政治和文化权利地位时,无法再以“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等口号来进行政治动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明确批评蒋介石的“宗族论”是“大汉族主义”。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毛泽东,1991[1945]:1083-1084)。

  

   (四)“国族”概念入宪

  

   整个民国时期,与“民族”相关的多个概念同时在社会上流行。1931年“中华国族”一词出现在《申报》,随后“国族”一词开始进入政府公共政治话语。1936年5月,由立法院院长孙科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第一章“总纲”首次写入“中华国族”,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黄兴涛,2017:318)。当时的立法委员陈长蘅曾“主张明确称国内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同时把‘中华民族’改为‘中华国族’”(黄兴涛,2017:320),承认满蒙回藏等为“民族”,提出了一个“国族-民族”双层结构。同一时期,袁业裕、吴文藻、吴泽炎等多位学者也撰写文章讨论“国族”概念(郑凡等,1997:59)。在1942年毛起鵕、刘鸿焕编写的《我们的国族》一书中,反复使用“中华国族”概念,但作者坚持“国族”和“民族”“是同一个东西,是同一的范畴”,因此不把满蒙回藏等称为“民族”而称作“部族”(毛起鵕、刘鸿焕,1942:2)。由此可见,在整个民国时期,政界和学术界对于“民族”和与之相关概念的讨论,各方观点始终未达成统一意见。

  

   (五)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民族”概念的演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民族理论和未来国家体制规划方面受到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国家体制的影响,一度主张我国各“民族”有自决权,同时倾向于建立苏联式联邦制。1922年中共二大《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称:“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91:8)。1930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明确宣布“苏维埃国家根本法最大原则之四,就是彻底的承认并且实行民族自决,一直到承认各小民族有分立国家的权利”(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91:1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21年12月—1937年5月)的正文中仅有两次提到“中华民族”,而且“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同时出现,持续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黄兴涛,2017:340-346)。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各项宣言中,“中华民族”出现频次显著增加。特别是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后,“中华民族”成为共产党推动全民抗战的旗帜。《毛泽东选集》第2卷(1937年7月—1941年5月),“中华民族”出现56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加大对蒋介石政府的诱降力度,国民党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有所转移,所以《毛泽东选集》第3卷(1941年3月—1945年8月)、第4卷(1945年8月—1949年9月)分别只有5处提及“中华民族”。如1945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仅仅提及中国共产党曾组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史实。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继续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宗族论”和“大汉族主义”。1941年延安出版《回回民族问题》,指出“汉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这是大汉族主义的标本”(民族问题研究会,1980[1941]:序言)。

  

   对于未来国家体制的设想,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章》提出的目标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91:748)。日本投降后,考虑到苏蒙联军推动“内外蒙合并”(赛航等,2007:274)和新疆的分裂局面(“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家体制设想的观点做出调整。1946年2月中央对内蒙问题提出的方针是:“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91:1000)。学者考证,“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真正实现了从‘联邦’到‘自治’的转变”(熊芳亮,2016:168)。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体制设想上不再提联邦制,转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三、1949年后我国的“民族”话语

  

   (一)相关概念应用层面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国族”“国语”“国文”等提法不再使用。虽然根据政协代表的提议在代国歌中保留了“中华民族”一词,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国家重要纲领性文件不再出现“中华民族”概念,如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中国共产党章程》和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均没有“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以上文件中与“民族”相关的基本阐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共同纲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共同纲领》),“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法》)。一方面把国内各群体称为“民族”,把中国表述为“多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不再使用“国族”和“中华民族”等提法。这些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相关话语已经把“民族”概念的应用明确定位在汉满蒙回藏等国内群体的层面,同时在谈及民国历史特别是抗战史和历史文献时,仍然保留了“中华民族”提法。

  

   (二)“民族识别”和“民族”话语的制度化构建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在斯大林“民族”定义和相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③,苏联专家曾实质性参与④。“民族识别”工作明确认定各“民族”正式名称、人口边界(个体民族身份)和传统聚居区地域,在行政体制中设立各民族自治地方,为各民族编写“简史”“自治地方概况”“语言简志”,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为有语言文字体系的少数民族创建自成体系的学校教育系统⑤,并在生育、教育、就业、司法等领域实施一系列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的群体优惠政策。在这样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下,“民族身份”逐渐成为我国民众政治与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身份之一。

  

   国家先后在行政建制上设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旗),占我国陆地面积的64%。⑥由政府主导编写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材)成为各民族院校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大学课程的组成部分。由此,在中国社会构建起了与民国时期内涵完全不同的一套“民族”话语体系、制度、政策。“民族”成为特指我国少数民族的称谓,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马戎,2010)。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实际上被虚化。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召开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来看,从1956年的八大到1982年的十二大,其报告均缺失“中华民族”概念。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编写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材)长期缺失“中华民族”概念(马戎,2021:14-15),甚至有些人坚持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的基本观念,不承认存在“中华民族”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2001年修改后仍然缺失“中华民族”这一重要核心概念。

  

“民族识别”造成的后果,是中华各族几千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性”(或共同性)被漠视或淡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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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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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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