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夫:论己卯庚辰本——《红楼梦版本论》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14: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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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夫  
注曰:

  

   此本照庚辰本校讫,二十五年丙子三月。

  

   3.第四十回卷末,注曰:

  

   三十六回至四十回,庚辰本校讫,廿五年丙子三月。

  

   以上几处提到的时间,二十五年,即中华民国纪年,干支为丙子,合公元1936年。这一年使用庚辰本作校,是可能的。这时,庚辰本尽管还在徐家,但已露过面,1933年胡适已经用此本校甲戌本,写有跋。由此也可说明,“丙子校讫”云云,年份没有任何疑问。

  

   各家研究文章都曾述及,己卯本归陶洙收藏,即由董氏手中转到陶家,已是1945年之后。那么,丙子年(1936)本子还在董康收藏中。由此产生另一疑问:这些校文出于谁氏的手笔,究竟是董康还是陶洙,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董康的《书舶庸谭》中,有说到陶洙与《红楼梦》事,并引为同好,二人之间似有较密的过从。如果说,某些校文是董康收藏期间由陶洙捉刀完成,也是可能的,但无直接证据,至多只能作此猜测。

  

   己卯本的这些校文,其他疑问亦复不少,尚有待于作进一步探究。

  

   (二)己卯本的构成

  

   己卯本的构成,比较特殊。据现存的这个本子状况看,可以确定的是每十回书编一分册。分册前有个本分册的十回书的总回目。据庚辰本推断,全书为八个分册。今己卯本存留部分,为第一[残]、第二、第四、第六[残]、第七,共五个分册。第三、第五、第八三册全佚。每十回书编一分册,是一种新做法,庚辰本同,后出的杨本、王府、戚序几种本子,看来也是如此。而甲戌本和梦觉本,每四回为一分册,则是另一种状况了。

  

   此本第一分册第一回的开头,以及卷首状况,如:有无序言和全书的总回目,有无其他有关文字,恰在残阙部分,难以确断,只能据庚辰本推测其大概面貌。

  

   第二分册,即第十一至二十回,分册前本来应有个十回书的总回目。但这个十回的总目中,只列八个回目。因为己卯庚辰本形成时,第十七、十八两回犹未分开,第十九回虽已分出,但尚未拟成回目。

  

   第四分册,即第三十一至四十回,十回书的回目一页,书名《石头记》下,有“己卯冬月定本”字样。本子的定名,或者认为此本为己卯年所定,盖以此也。

  

   第六分册,即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残本。以残阙过甚,尤其是分册回目页亦在阙中,分册的整体状况,已无从判断。

  

   第七分册,列出第六十一至七十回总目的一页,有两点很值得注意:其一是此页亦仅列八个回目,并以小字注明,“内缺六十四、六十七回”。缺这两回书,是这个本子形成时的原貌。今流传本中由署名武裕庵者另笔抄补。武裕庵其人,亦已无考,抄补文字末页有“据乾隆抄本补”之语,当是较为晚近的口气。其二,这目录一页的书名《石头记》下,是残破之处,此处有无字迹,已无从目验。我怀疑这里可能有字,说不定就是“庚辰秋月定本”。为什么有此怀疑,另详下文。

  

   这个本子的纸张,虽然都用的是素色竹纸,无边框界栏,但行款却比较严整。一律是版二十行,即版心两侧各十行,行大致三十字。偶然亦有长缩一二字者,少数行少至二十四五字,多至四十一二字。字数有所增损的,出现于各版的末行为多,此亦过录中常见的现象。

  

   (三)关于怡亲王府本的疑问

  

   版本研究专家大都认为:今存的己卯本即怡亲王府主持过录的原本,几成定论。

  

   从本子的状况看,这种说法依然还有可疑之处。今存的己卯本是否即当怡亲王府主持过录的本子,早在1981年之春,梅节先生于《论己卯本》一文中就提出疑问。上文已及,此前不久,我们几乎同时提出存在“己卯庚辰本”的意见,就此本是否即怡亲王府本的问题,也交换过意见,想法也很接近。

  

   怡亲王府确曾主持过录一个本子,那是毫无疑问的,今本有避讳字为证。然而,怡王府组织抄手过录的本子,当是较早的己卯庚辰本。如果说,现今尚存的这个“己卯本”就是怡府本,可疑之点也不少。现今存在的这个己卯本,更像是据怡府本再过录的一个本子。

  

   疑点在于:现存的这个“己卯本”,抄胥的过录状况,还有一项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从全书各回的字体笔迹看,参与抄写的是五名抄胥。各抄胥的文化水准,参差不一。其中两名,字写得颇为稚嫩,错别字也时有出现,似为略识“之无”者。比之于庚辰本抄六十回以后的那名抄手,固然要高明一些。但从这几名抄胥所抄的各页看,却不像是出于专业抄胥之手。

  

   怡府藏书颇丰,可算是一代藏书大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不仅收有怡府条,而且,王欣夫先生的“补正”部分,还引耿觐光《明善堂诗集序》说:“冰玉主人于九经诸子,靡不详加厘定,便阅其书者不致有亥豕鲁鱼之叹。”怡王府收藏书籍,除了收购现成的本子外,自己组织抄胥过录,当是比较考究的。说部虽不比经、子,没那么神圣,但总还不至于随便找几名邪邪污书手来动笔。抄胥的字迹如何,当然也不排斥某些特殊情况,但联系此本的其他版本现象一起考虑,就不免产生是否系怡府原本的疑窦。此其一。

  

   其二,在己卯本中,存在避两代怡王名讳,即允祥和弘晓。这是此本的一个重要版本现象,但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吴、冯两位先生的研究文章,首次论及避讳问题,举出本子中“祥”“晓”这几个字敬缺末笔书写的例子。如第十七、十八合回中的“华日祥云笼罩奇”,同回批语中的“用一不祥之语为谶”,第三十三回“门客们见打的不祥了”等等,都是避第一代怡亲王允祥名讳中的“祥”字,又第十二回“我是初造贵府、本也不晓得什么”,第十三回“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等,都是第二代怡亲王名讳弘晓的“晓”字缺末笔。从而证实了怡王府确曾主持过录了一个《红楼梦》新本。对己卯本的研究,这当然是一项重大的进展。

  

   然而,己卯本的避讳问题,也留下一个费解的疑点,这就是本子中避怡王名讳的字固然很多,不避这些字的,亦复不少。如第十二回的回目,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回前分目中,祥字缺笔,写成,而在第二个十回的分册回目中,祥字却完整无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回正文,“世人只晓神仙好”“世人都晓神仙好”一连串几个“晓”字,也都完整无缺。这些,又都是在开头,照说该避的,而今却无任何避讳的做法。这是抄胥的疏忽马虎吗?似乎不是。

  

   这种或避或不避的现象,怎么解释?

  

   如果,这确实是个怡王府组织过录的本子,书中“祥”“晓”这些字,或避或不避掺杂出现的状况,是不应存在的。或解释为,避是正常的,不避,那是抄胥随意下笔,不严守规定。

  

   这种解释也颇勉强。因为,古代的避讳,不仅仅是对尊者长者的客气尊敬,而是国家功令。各个时代,如圣讳、国讳、家讳,其范围和避讳方式都有明确规定。在民间,而这又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说部,疏忽马虎固然有其可能。如今说的是王府组织并主持过录的本子,对两代王爷名讳,抄手们居然也马马虎虎,则就不好理解。

  

   避讳在具体执行中,有时往往比规定更为严格。如规定的有“临文不讳”“二名不偏讳”,等等。可是,临文谁敢不讳。唐代诗人司空曙,到宋人手里,为避英宗赵曙名讳,成了“司空晓”。唐人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到宋代,这两个小说集的书名,为避艺祖赵玄朗讳,改为《幽怪录》《续幽怪录》。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尚书省六部的民部,改为户部,又如“葉”字写作,成为谁也不认识的天书。因为这个字的构成中含有李世民的世字。岂止是二名中的一偏不敢不讳,连讳字成为另一字的部件时,书写都不敢。到清代,即《红楼梦》的时代,乾隆名弘历,即位后,连家家都使用的皇历,有一“历”字,为二名之偏,都得改称为“时宪书”。

  

   这些都是国讳,但并不意味着家讳可马虎一点,这方面古代文献中有无数记载。如:唐诗人李贺要去考进士,有人攻击他犯父名晋肃的讳,于是韩愈写了篇《讳辩》,为之辩解。据一些笔记说,这位攻击者不是别人,正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韩文中,理说得很堂皇,但李贺后来还是没有去参加进士考试。这篇文章大家都读过。又有记载说,五代冯道,封瀛王,他的某门客,在王府读《老子》,一开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恰遇上冯道的名讳。这位门客为避讳,读成“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那位门客是在王府读书,身临其境,避讳与否,是不敢有任何随意马虎或疏忽的。

  

   如果这是个怡亲王府主持过录的本子,抄胥是不敢不避两代王爷名讳的。疏忽是疏忽不得的,尤其是开头,更不能马虎。所以我怀疑现存的这个己卯本,不是怡府主持过录的原本,而只是原本的再录本。过录者不在怡亲王府,无须照避怡王的家讳,但底本是个严格照避的本子,过录时,有的也不免照样描画。于是就出现如今这种时而避、时而不避的状况。

  

   疑点之三,各回都是由几名抄胥拼凑抄成。按照传抄过录的一般规律,如果是几名抄胥合作抄录一个本子时,每一名(或特殊情况下两名)抄胥,各轮所抄的,往往是相当于一个分册的回数,也就是他手中的底本,是一个分册。最明显的是梦觉主人序本,每四回是一种笔迹(其中有两名抄胥合抄,说另见《论梦觉主人序本》)。多名抄手合作的情况下,每一名抄手所抄的回数,都很有规律。其他一些本子,虽然没像梦觉本那样有规律,但也都是一种笔迹连抄若干回。这都说明,底本是装订成册的。

  

   唯独这个己卯本特殊,每一回书中,几乎都可看到两种以上的字体笔迹。字体变换十分频繁。每一种字体的连续和变换,又都是整页。出现这种状况,最大的可能是,过录所据的底本是一些尚未订装成册的散页。如果底本不是散页,而是装订成册的,那么,传抄中如此频繁地倒手,那是不胜其烦的。只有散页,才好如此分页抄录。

  

   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某一位经手散页的人,要自己也过录一个本子,于是就形成现在的这个再录本。有机会经手这些散页的,可能就是参加怡府组织过录的抄胥之一。我们测想,这位抄胥为了在短时间内交回已抄就而又未装订的散页,便组织多人,不问水平高下,一起动手,分页赶抄。否则,一回书中出现多名抄胥的笔迹,就不好索解。

  

如此说来,今存的己卯本,虽然与怡府本并非无关,但却不是怡亲王府组织直接过录的原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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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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