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赤萌:“双循环”新格局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0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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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赤萌  
构建“双循环”畅通、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的综合支撑体系。

  

   (五)基于制度(体制规则)视角

  

   制度是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落地的根本保证和基础支撑。无论是推进要素市场化、畅通国际经济循环,还是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全球价值链位置,都离不开各个环节制度型改革的支撑。

  

   二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就是全球范围内多元化市场主体的运行规则的高度一体化。而要实现双循环互动,尤其是要形成“以内促外”的新格局,则需要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与市场经济规则的高水平接轨,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吸引更多的高级要素集聚到内循环体系。与此相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将从过去以市场准入为主的门坎式开放,转到以规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为主要方向,促进建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

  

   国际贸易规则正在加速重构。近年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剧了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倾向,国际经贸治理框架正在由多边转向区域,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USMCA(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等大型区域贸易协议,以及CETA(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议》)、EPA(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等双边自贸协议的达成,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演进,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内“高标准”和区域外“强排他”的双重特征:③域内关税减免将进一步强化区域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域外“强排他性”规则将使区域间产业链趋于弱化,原产地规则的“高标准”、毒丸条款等成为域内成员对域外成员的非关税贸易保护工具。此外,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参与、主导的经贸规则重构,意图通过“规则合围”筑高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投资壁垒,将中国排除在新一轮经贸规则改革进程外,例如美国在USMCA中引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条款。而新冠疫情也促使国际经贸规则演变提速。疫情后各方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考虑标准,开始从成本收益和产业分工向价值观取向和产业链安全靠拢,这将对全球产业链布局和流向产生重大影响,也对中国参与外循环提出了更高的制度标准与开放要求。到2020年底,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贸协议,并提出加入CPTPP申请,深化改革与开放的步伐正在全面提速,向国际高标准规则靠拢。

  

   从以上不同视角与维度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更加丰富与有效把握“双循环”内涵及实践着力点。促进要素流动、畅通经济循环是实现“双循环”的基本要求;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价值链竞争力与产业链安全性,是“双循环”补链、强链、拓链的有效渠道;而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体制机制,则是有效打通循环堵点、促进“双循环”互动的制度保障。以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是从外源主导型开放发展模式,向内源主导、内外联动的新型开放发展模式转型,涉及到多层面的综合改革与联动,体现了新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内外环境变化挑战的有效应对与策略调整。

  

   二、发展战略视角的“双循环”:演进与探索

  

   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视角看,以内为主的“双循环”新格局,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因应内外形势变化的发展战略调整,其核心是要解决新变局下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与安全性,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大国,在当今全球大变局中对自身发展模式的一种新探索。如何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如何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通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深化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来促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连通、互动与相互促进。这种以大国分工体系助推国际分工合作,进而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是立足自身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任务的重要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顺应经济发展历史规律的战略选择。

  

   (一)内外循环的结构演进

  

   一个有效运转的经济体,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内循环和外循环。内外循环关系在一国中的结构、地位及其变化方向,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及发展目标有着密切关系。

  

   环顾当今世界,凡属于经济强国的,一般都是以内循环为主;而经济小国、弱国或者在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则多以外向型为主,参与到国际分工网络中。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早期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时通常采用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模式下,参与国际循环的后发国家,通过从外部输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等本地稀缺资源,与本国低成本的人力、土地等资源要素结合,在一定历史时期实现了某种幅度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以外为主”获得的全球化经济红利,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脆弱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只从事低端的加工环节,“两头在外”,如果不能吸收、消化与提升转型,较易进入“低端锁定”。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延长产业链,突破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格局,成功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落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内外循环结构经历多轮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7),依靠低水平的“内循环”独力支撑。建国初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封闭对立,“外循环”处于被脱钩状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仅8.0%;“内循环”受“短缺经济”掣肘,通畅性和稳定性较低,但依靠举国体制民族工业体系从无到有,自主完成工业化发展。该阶段经济年均增速6.5%,波动性高。④第二阶段(1978-2019),转向以“外循环”为主导、“内循环”同步完善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入世后的“国际大循环”,是一种强调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持续增强。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才出现逆转,“外循环”的边际贡献才由强转弱、渐次回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均值为34.3%。“内循环”改革攻坚,“调结构、扩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变,从外向型“世界工厂”逐渐转向内外循环相对均衡的内生增长模式。第三阶段(2020年起),在国际变局中顺势而为,主动重塑内外循环、协同推进外循环发展,进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阶段,从上一阶段“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为主、内外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模式。“内循环”迈向高质量发展,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二)外循环功能的局限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外循环作用受到约束,内外循环结构演化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其一,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外部需求越来越难带动如此体量的中国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转趋疲弱,中国经济调结构、转动能,内部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回升,逐步形成外循环与内循环相对均衡的结构。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GDP达到14.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71%;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日益接近高收入国家门坎,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外部需求的不持续性,难以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从中高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相反,外部循环对中国市场需求的依赖性逐年提高,近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

  

   其二,中国持续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与先发国家合作的存量空间在缩减。中国制造业规模已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尽管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但依托规模庞大的制造体系,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创新研究快速发展,持续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当处于外围的后发国家在科技领域向中心层演进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原中心层国家的摩擦与竞争会显著增大。自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性竞争对手,对华战略急剧转变,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全面封杀中国高科技产业。拜登政府继续将“战略竞争”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框架,并寻求通过增强美国活力和国际伙伴关系来建立一种长期竞争方法。拜登政府在口头上表示要寻求与中国“再挂钩”,但在核心领域对中国的遏制丝毫没有松动,以“小院高墙”方式对中国进行精准遏制,并试图组建国际联盟对中国进行联合围堵。历史发展显示,大国关系中关键位次的跨越,并非单纯依靠开放所能实现,必然会受到现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制约,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阻挠。

  

   其三,国际竞争出现新变局,全球产业链布局呈现新趋势。全球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各国努力在效益与安全的取舍上寻求新平衡,布局趋向本地化、近邻化、区域化。产业链输出国政府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母国生产。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各国政府加大力度促进工业回流,期望将供应链控制在本土或临近的可控范围内,出现一种区域内合作强化、区域外保护抬头的局面。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正常循环会形成一定冲击,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其四,国际创新链合作遭遇诸多壁垒。高科技作为核心技术要素,是难以通过正常贸易投资渠道引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近年来在应用研究上有长足的进步,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2021年在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跃升2位至第12位,⑤但是仍存在以下主要差距:基础研究短板较为突出、原始创新成果较少,底层技术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对外依赖度较高,“卡脖子”技术较多等。⑥美国在创新链上一直处于主导性控制地位,不仅可以限制技术出口、实施各种非贸易壁垒乃至单方面宣布基于自身需要的经济制裁,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还可以借助美元霸权地位对外实施长臂管辖,制裁被美列入实体名单的国家、企业及个人,甚至是与美国制裁对象有间接业务往来的任何机构及个人。严峻的现实显示,“以外为主”国际大循环难以支撑新兴大国的强国战略与国家复兴,在创新链关键核心技术上需要自立自强,形成主要依靠国内要素的内生动力机制。

  

   (三)内外循环格局重塑:转向以内循环为主

  

   一国一地区通过“以内循环为主”格局来获得稳定的增长动能,并实现“以内促外”,需要诸多基础支撑。相较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大循环战略”及其后以外循环为主要动能的发展模式,当下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更加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以及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功能,更加重视自主创新与体制机制改革对经济动能的支撑作用。

  

   衡量“国内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标准,不仅仅是内需在经济中占比的大小,关键是看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死循环,⑦需要集合“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双重优势与影响力。

  

一是需要具有自主创新的竞争实力。在美国关闭技术输出渠道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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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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