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斯·费尔德曼:权力、劳动力和生产力

——福柯对《资本论》的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00: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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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费尔德曼  
但是,在《资本论》中,这个术语从复数变成了单数,并与劳动力形成了概念上的联系。尤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劳动力与生产力这对概念主导了大部分内容的展开。在后面的用法中,生产力指的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表达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资本主义在市场上发现的东西已经或多或少地在社会上正常化了,不仅是工人的装备,而且是平均生产力,即平均的价值因素。”⑤生产力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可量化的,它取决于劳动力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普遍化。因此,一旦争论的焦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时,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特征就会被技术—经济陷阱所掩盖。权力的扩张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权力和服从形式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与马克思主义流派并无二致,两者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进行了批判,而不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上。

  

   (二)对《资本论》的第三次引用

  

   福柯指出了规训的两种功能:增加身体的效用;在使身体顺从的同时减少政治反抗。福柯在他对《资本论》的第三次引用中转向了规训的驯顺性特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二章“规训的手段”中。“dressement”一词非常重要,其动词形式“dresser”确实可以表示“规训”,但也可以表示“驯顺”或“闯入”,通常这个动词的宾语是动物。它与英语动词“direct”有一个共同的拉丁词根。“dresser”的词源表示把某物摆正或保持在一个直角上:使它变直或对齐。工厂管理者的任务是“整顿”工人或帮助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资本的需求。因此,第二章的标题或许可以改为“通往正确方向的手段”。

  

   福柯列举了规训技术的三种基本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三种手段的顺序并非偶然,检查是前两者的综合。层级监视不仅仅是观察,而且是一种整合异质性的策略。监视整合了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生产过程,旨在使身体变得顺从和可管理。福柯对《资本论》的第三次引用涉及马克思本人对监视在生产中的作用的理解:

  

   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⑥

  

   在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时,福柯一定特别关注资本主义工厂中建立起来的监督、服从和管理之间的联系,这三种功能之间形成的联系改变了每一种功能,尤其是管理功能,使它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就像生产力在协作中成为社会生产力时呈现出与个人力量不同的特征一样。

  

   让我们看看工场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生产系统之间的区别。在手工工场时期,工匠们被聚集在一个公共空间中,仍然按照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完整的生产,但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可能会偶尔进行检查,并强制实施某些规章。他们可能会建立起某些规则,有时会利用民法和刑法以不公平的方式执行合同。然而,在大工厂中,偶尔的检查变成了连续的监督或监视。监视是持续的、密集的和侵入性的,劳动过程本身发生了变化,劳动分工和任务区分变得像军队或管弦乐队一样细致和精确。马克思认为,为了使所有环节连贯起来,工厂需要持续的监视。换言之,监督或监视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压制工人的反抗(当然也有这种功能),而且是把生产过程本身的各个环节联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原有的手工生产过程的自我检查模式已经让位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严格分工。因此,监视承担着控制的职能,即了解劳动过程本身,监督和改造劳动过程,从而使其更具生产能力。

  

   权威、指挥和服从的关系因此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在引入持续监督或监视之前,资本家可能会尝试通过规则和命令来控制生产过程。不过,这些都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外部因素,而非“实际的生产条件”⑦。检查是否符合规章只是不连续的和偶然的行为,随着持续性监视的引入,监工变成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其作用从禁止和命令转变为激励、调解、强化和协调。马克思关于管弦乐队的类比在这里特别贴切,在演奏过程中,指挥必须确保第一小提琴的节奏与中提琴和第二小提琴相适应,保证首席小提琴不会比其他小提琴演奏得更响亮。对于这位小提琴家而言,他的服从并不在于服从特定的命令或规则,也不是作为特殊个体被指挥,而是以首席小提琴手的身份被指挥家指挥。

  

   我已经指出了《规训与惩罚》中的“权力”一词所具有的奇特的多义性——它游移于能力与支配之间。历史上有很多服从模式通过向服从者灌输某些能力——而不仅仅是压制它们——来发挥作用。然而,生产力的范畴表明了资本主义权力关系下能力与服从相结合的独特之处。正如皮埃尔·马切里(Pierre Macherey)所指出的:

  

   因此,确实是一种权力关系支撑着将劳动力作为一种力量来对待,这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还赋予了个体劳动者一种渐进的、递增的生产力,他们在自己的劳动力被剥削的方式方面没有任何主动性。⑧

  

   工人的能力从其生活和经历中分离出来,又作为某种强加之物和某种服从于无限增长的要求之物回归自身。这种分离让人想起福柯所说的规训的效应:它们带来了“身体与体能的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形态,即只有当它服务于积累的必要性时,才能开始真正普遍化。

  

   这种新型权力模式确实像钟表一样运转顺畅吗?事实上,这种权力的赋能—服从模式是通过斗争和抵抗来实现的。整个生产方式取决于某些无规律的特征,这些特征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精准计算出来的。因此,层级监视只是规训的一个方面,《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二章的其余部分涉及伴随层级监视而来的新的制裁和惩罚技术。对于福柯来说,权力不仅仅是控制或决定他人行为的能力,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权力关系还包括监督和惩罚失控者的权力。

  

   (三)对《资本论》的第四次引用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三章讨论了他著名的全景敞视主义之后,在结尾处又回到了《资本论》。他总结了前面的内容:

  

   如果说西方的经济起飞始于导致资本积累的技术,那么或许也可以说,人员积聚的管理方法导致了一种脱离传统的、讲究仪式的、昂贵和粗暴的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那些陈旧的权力形式很快就被废弃了,被一种巧妙的、精致的征服技巧所取代。实际上,这两个进程——人员积聚与资本积累——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一种能够维持和使用大规模人力的生产机构的发展,就不可能解决人员积聚的问题。反之,使日渐增大的人群变得有用的技术也促进了资本积累。在一个不太普遍的层次上,在生产机构、劳动分工和规训技术制定方面的技术性变化维持了一组十分紧密的关系。⑨

  

   在这段话之后,福柯在注释中再次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虽然不甚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的起源是《规训与惩罚》的一个关键主题。

  

   福柯所使用的“人员积聚”(accumulation of men)一词在这里引人注目。人的积聚和资本的积累是否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种物。因此,我们必须区分资本积累与囤积。那么,“人员积聚”在福柯看来至少不是对预先存在的对象的积累——把人聚集起来。抽象的人通过异质性要素的集合成为了社会关系的总和。另外,如果要证明人员积聚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可类比性,那么这个集合的要素必须通过人进行安排,以便为进一步积累而进行积累。

  

   福柯的系列讲座《精神病学的权力》(Psychiatric Power)为这种表达提供了重要的诠释。人员积聚包括“存在于这些身体奇点(somatic singularities)中的劳动力分配”。福柯显然不打算将劳动力视为按一定比例分配的有限的量,更确切地说,他通过对身体奇点的归类、划分和安排(或安置)等三重过程,展现了法语中“分配”一词更广泛的含义。首先,这种对劳动力的安排通过规训的方式使得每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成为可用的劳动力,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真正得到利用,而是为了有一支数量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在这方面,人员积聚不涉及身体奇点的同质化,而是根据可理解的背景原则进行区分。它需要新的人员分类形式,不再以旧的种属来分类,而是根据可用性和能力划分成不同的层级。其次,规训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将这些不同的权力集结在一起。最后,这种安排还具有积累时间的功能,包括工作时间和培训教育时间。可见,福柯的意思并不是指“人员积聚”中只有人的积累。相反,人作为可理解的背景空间取代了旧的分类和排序系统。规训是人类科学的实践之根,人类代表着一个精细分级的权力连续体(continuum),在这个连续体中,性别、年龄、种族和性别差异可以被重新编码、定位,以衡量它们与规范之间的距离。

  

   在《精神病学的权力》中,福柯将规训的普遍化归因于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人员积聚的特殊作用。持续的资本积累需要社会的全面重组,包括对劳动过程的实质吸纳,而这远远超出了生产的范畴。人类必须至少成为劳动力的潜在承担者,必须对大量的人进行监视和分类,以确保劳动力的后备军随时可用。福柯把这种社会重组的终点称为规训社会,规训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

  

   三、劳动力与非法活动的管理

  

   到目前为止,论点一直是:规训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将个体劳动者的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转化并非纯粹属于经济或技术问题,它重构了社会和政治斗争。规训有助于生产的“主体”方面的变革,即用于管理情感、性格和能力的人类新技术。规训还决定了生产力本身的形式,使得生产力变得可衡量、可计算和可标准化。这一范畴甚至通过把反对工作条件恶化和工作强度加剧的斗争定义为非理性的、守旧的或反生产的,来取消这些斗争的合法性。

  

   然而,“劳动力”的出现是个体劳动者的劳动力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前提,规训的概念没有、也不打算充分解释劳动力这一形式的出现。现在让我们从《规训与惩罚》的第三部分转向第二和第四部分,看看福柯所说的“非法活动的差异化管理”。正如纪尧姆·勒布朗(Guillaume Le Blanc)所指出的,该书至少有两个“切入点”,即规训问题与非法活动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第二个切入点实际上在概念上先于规训问题,而且劳动力的出现起到了解释作用。在这部分,我们还会发现失控者是如何得到管理的,它填补了监视—惩罚这对概念的“惩罚”一面。

  

在分析非法活动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惩罚的社会》。它比《规训与惩罚》早了两年,是福柯最不加掩饰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马克思、阿尔都塞,甚至E.P.汤普森(E.P.Thompson)对谷物暴动和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开创性研究,都在福柯的分析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福柯的目标是理解19世纪头40年在欧洲出现的新惩罚体系,他主张将分析的层次从具体的惩罚转移到刑事体系,认为不应从其公开宣称的目的、而应从其在社会内战中的地位来看待惩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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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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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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