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延友:论刑事被追诉人自行聘请律师的优先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22-09-22 0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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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延友  
也不符合自由优先原则。这也是罗尔斯正义论与功利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免费的律师帮助权只有在符合两个正义原则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也才具有正当性。具体而言,第一,根据正义论的第一个原则,任何人平等地享有与他人的自由相兼容的自由。律师帮助权作为一种自由,任何人均应平等地享有,但是这一权利仅限于用自己的财产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不包含获得免费律师帮助的权利。第二,根据差别原则,免费的律师帮助只能提供给社会成员中的最少受益者,也就是经济困难者;同时,只有在不损害任何人自行聘请律师的权利的前提下,为经济困难者提供免费律师帮助才是正当的;也就是说,不能以必须为经济困难者提供免费法律帮助为由,侵犯任何人根据自由原则享有的自行聘请律师的权利。

  

   三、委托律师对法援律师的优先性

  

   在确立了以上基本前提之后,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委托律师和法援律师之间的优先性问题。本文认为,允许法援律师“占坑”以对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自己聘请的律师,既不符合自由原则,也不符合最大最小化原则。先说第二个原则。根据最大最小化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当有利于社会中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不平等的安排,因为有些人能够享受这一制度带来的实惠,有些人则不能享受;有些人需要花费上百万甚至上千万雇佣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有些人却不需要花钱就能享受律师辩护的服务。这是典型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安排,能否有利于社会上最少受益者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安排得当,是可以的,那就是,只有确实请不起律师的人才能享受这一不平等制度的福利。因为,这部分人由于经济状况不佳,基本上属于全社会的最底层,不仅连律师费付不起,甚至生活都存在困难。法律援助制度设置的本意,也是让这些在经济上处于社会中最少受益者的这个阶层,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和法律服务市场发达的利益,让他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也能获得有效的律师帮助。

  

   但是,如果一个有钱人,哪怕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并非顶级富豪),甚至没达到中产阶级富裕标准,但是通过东拼西凑,还是能够支付律师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就不符合最少受益者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因为这样的当事人、近亲属并不属于社会中最少受益者这个阶层。他们最多属于俗话所说的“夹心层”——就是既不富裕,但是也没有穷到揭不开锅的程度。笔者将这些人以及比这部分更加富裕的人群统称为“相对富裕人群”,其所对应的是“贫困人群”,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经济困难者。本文的命题是:正义的制度安排,仅对贫困人群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除此以外的其他人群包括夹心层在内都属于“相对富裕人群”,制度上不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笔者并不是说夹心层的人不需要帮助,而是说如果对这些人提供帮助需要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达到一个更加发达的程度。当然,笔者也不是说在制度设计时可以完全不考虑经济发达程度,因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也是以客观环境中等匮乏为假设前提的。(16)就我们的社会而言,“客观环境中等匮乏”——至少是相对匮乏的判断应当是一个符合常识的判断,因此罗尔斯的理论原则完全适用。如果真的实现了“共同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完全一致,不平等的问题完全不存在,也就无须讨论这些问题。

  

   为“相对富裕人群”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不仅不符合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第二个原则,而且在某些场合下,也不符合其第一个原则——自由原则。首先应当澄清,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有一定的支付能力,能够支付至少是当地哪怕最便宜律师的律师费,但是却没有聘请律师为被告人辩护,这时候,如果政府为其提供免费的律师帮助,则并不违反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个原则(政府为了给被告人定罪存心为他指派一个律师进行卧底调查的情况除外)。因为在这里,除非被告人明确表示自己不需要律师,完全可以自行辩护,否则根本谈不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自由予以干涉的问题。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已经聘请了律师,哪怕是本地最便宜、最不靠谱的律师,则政府再指派法援律师为其提供帮助就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如果还以法援律师来取代委托律师,对抗委托律师,就构成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的侵犯。

  

   这种侵犯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地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聘请律师、从自由市场上获得律师帮助并支付相应的律师费乃是当事人的一种消费行为,是当事人自主支配自己财产的行为。政府一方面指派法援律师担任刑事被追诉人的辩护人,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当事人自行聘请的律师介入辩护,实质上是剥夺了当事人自由地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包括以何种价格聘请何种档次的律师的权利)。这种自由本质上属于财产权利范畴。其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反抗性权利,也就是自行聘请律师与追诉机关对抗的权利。一个人一旦成为刑事被追诉人,就拥有反抗政府任意追诉、恣意压迫的反抗性人权,获得律师帮助的目的就是让刑事被追诉人对政府任意追诉、恣意压迫的反抗更加有效,因此属于反抗性人权的范畴。之所以说法援律师的“占坑”现象侵犯了刑事被追诉人的反抗性人权,就是因为法援律师既然为政府所指派,在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并未建立起来、统一的律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法援律师沦为指控方助手的可能性通常就比较大。在此情况下,以法援律师来取代甚至对抗委托律师,就会给人以一种被追诉人权利有可能不会得到真正保障的感觉。

  

   值得强调的是,如前所述,在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之间,其实是有优先性顺序的——自由原则优于最大最小化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社会,不得以最大最小化原则为借口,剥夺或侵犯每个人基于自由原则享有的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兼容的自由。换句话说,任何社会不得基于第二个原则的要求损害第一个原则;以最大最小化原则为基础设置的不平等应当以不损害每个人的基本自由为前提。由此观之,即使是在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已经足以为所有人包括绝对富裕人群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场合,也不得以法援律师取代委托律师,因为即便在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富人也仍然享有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以及针对政府的压迫进行反抗的自由;不允许富人自行聘请律师,仍然是以所谓的公平去侵犯个人的自由。(17)

  

   四、委托律师优于法援律师的域外法例

  

   美国有明确的判例宣示委托律师优于法援律师。在2006年的美国诉洛佩兹一案中,被告人洛佩兹被指控收购大麻,其亲属为其聘请了法勒律师为其辩护。初次聆讯之后,被告人自己提出要一个姓罗的律师加入;后又变更为要求罗单独为其辩护。但是法庭指派了迪克豪斯为其辩护,同时拒绝了迪克豪斯请求让罗一起为被告人辩护的请求,还下令罗只能坐在旁听席。审判的结果是陪审团裁决被告人罪名成立。洛佩兹提出上诉,第八巡回法庭裁决被告人上诉理由成立,初审法院的做法侵犯了被告人享有的自行付费选聘律师的权利。政府方提出抗辩,认为初审法院虽然拒绝了被告人自行选任律师的权利,但除非被告人能够证明政府指定的律师提供的是无效辩护,否则就不能说他的律师帮助权受到了侵犯。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政府的抗辩,指出在选任律师的权利受到侵犯的场合,完全没有必要探究指定律师的辩护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只要被告人按照自己意愿聘请律师的权利受到拒绝,无论替代律师的辩护质量如何,该项权利都受到了剥夺;提出相反的主张其实就是混淆了选任律师和获得有效律师帮助这两项不同的权利。(18)

  

   应当说,美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暗暗契合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早在1932年的鲍威尔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确立了死刑案件被告人应当有权获得指定律师帮助的权利。从一开始,该项权利就仅限于为贫穷被告人指定律师辩护,不包括为富有人群提供指定律师辩护的内容。不仅如此,刚开始获得指定律师帮助的权利还仅限于死刑案件,后来才逐步延伸至其他重罪案件;一直到1963年的吉迪恩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才将被告人获得免费法律帮助的权利延伸至所有被告人因贫穷付不起律师费的案件。(19)

  

   更让人惊奇的是,在1974年,联邦最高法院还通过判例宣布,贫穷被告人享受了免费法律帮助,在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应当将政府为其支付的律师费予以偿还!(20)法院在作出这一判决时,还安抚了一下那些因无力支付律师费而需要政府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被告人,说“只有那些在返还资金方面不存在困难的被告人才有义务返还政府为其辩护支付的费用”。该案被告人抗辩说,法院的这一做法将会损害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因为,如果被告人知道其将来有义务要偿还政府为其支付的律师费,将驱使他拒绝接受被指派律师提供给他的服务,因此也就“冻结”了他在宪法上享有的获得律师帮助权。对此抗辩,最高法院回应说,对律师帮助这一服务的分配,如同所有好东西和好服务的分配一样,都是受私人企业的动力调整配置;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就像必须向富人借钱的穷人一样,廉价出售他可怜的资产,或者请求他的亲人或朋友帮助其聘请律师;我们不能说那些只是轻微贫困的人即使在他们可以没有困难地支付其辩护费用的时候还仍然被宪法永久地豁免了承担这些费用的义务。(21)

  

   在德国,刑事诉讼中也存在为贫穷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情形,但指定辩护并不仅限于贫穷被告人。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的规定,如果被告人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或基于其他原因面临严重刑罚,或者在审判前处于羁押状态,或者由于个人原因无法自行辩护,则法院应当为其指定律师帮助辩护。(22)德国学者指出:只有当被告人自己没有选任辩护人、且该案辩护又属于必要辩护范围的时候,审判长才能主动为其指定辩护人。(23)另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43条的规定,如果随后被告人另行选任了辩护人,且该辩护人接受了其选任,则应撤回指定辩护。(24)可见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委托律师也是优先于法援律师的。不过由于德国的职权主义传统,加上在一定条件下为推进审判之便利,必须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所以即使这时存在委托辩护人关系,审判长仍必须对上述撤回情形进行审查,即与委托辩护人相比,对适当的辩护以及程序的合法推进来说,这种强制性辩护关系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不过,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04条,被告人对不被准许撤回的决定有权提出有关(程序性问题的)上诉。(25)并且,如果存在某一重要原因却未予撤回,则此时由于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所规定的有效辩护权与公平审判原则,同样可构成《德国刑事诉讼法》中法律审的上诉理由。尽管法律上已经对这种审查设置了救济途径,德国学者仍然对这种审查的必要性持批评态度。德国学者罗科信认为,一旦被告人已经选任辩护人,再强迫其接受指定辩护人,就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43条之规定不符,且在实务中常造成对有效辩护的阻碍,因为指定辩护人原本就不受被告人信任(否则就不会在获得指定辩护人之后又自行委托辩护人),其在当事人那里了解的信息也必十分有限,自然无法有效地维护其委托人的利益。(26)本文认为,罗科信教授的批评完全成立。

  

在英国,苏格兰曾经尝试过这样一种制度:通过被告人的出生年月资料选择指定的公共辩护人,以此取代被告人自己选任的辩护律师。这项制度已经被证实为非常不受被告人和他们选任的律师欢迎的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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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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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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