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和:文明比较研究中若干重要命题的内涵和释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1 2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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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和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只有从生产关系上来理解劳动资料,劳动资料才具有了社会性质,才成为“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人们对劳动资料的支配和使用,主要是劳动资料所有制,是进行社会生产的前提,也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是英国16世纪“生产关系的革命”的主要体现。

   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构成经济基础,并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政治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均受制于生产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就阐明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文明及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南。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首次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展开科学研究,为文明及文明比较研究树立了光辉典范。

   列宁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就是说,以前所有的相关研究往往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不仅使作为社会形态的文明研究成为科学,而且还从根本上终结了一切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构建科学的文明理论扫清了道路。

   从总体上看,作为社会形态的文明,其结构性要素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文明发展的本质乃是人自身能力的不断积累与提升”;文明演进的动力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则与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以及人类主体地位变迁相一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同创造了世界历史,证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基本内涵。

   三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方法,重新审视西方学术界在文明比较研究中所提出的命题,首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命题多聚焦于欧洲文明的现代性起源问题,也就是欧洲的现代化问题。目前西方学术界围绕这些命题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归纳出了欧洲文明的四大现代性要素:科学技术、工业制度、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等。其次,我们还发现,这些命题往往是在对照欧洲文明来审视非欧洲文明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时更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应该对这些命题予以特别关注的重要原因。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命题在文明比较研究中一直都未完全褪去作为人文道德状态的“文明”意蕴,二战后甚至日益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毫无疑问,这些命题仍具有欧洲中心论倾向,只不过这种倾向更加隐蔽,更不易察觉,更具有迷惑性。

   特纳命题的实质是美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桑巴特命题和韦伯命题则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及命运和前途问题,默顿命题、李约瑟命题和齐塞尔命题则都是关于西欧近代科学兴起问题。针对这些命题,我们只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方法就能够从其理论前提和有效性上予以认识和批判。

   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诞生的新的国家形态。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把国家制度理解为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才能得到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恩格斯曾指出:与古代的民族一样,“现代的民族也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产物”。美国是从英国殖民地发展而来,是英国社会形态变迁的产物,而不是西部边疆开发的“功劳”,更不是自然的恩赐。“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土生产的棉花以及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而只有当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时候,这些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这就是说,应当从生产力状况来理解和把握生产关系等社会条件,从社会条件来理解和把握自然条件,而不是相反。否则,如果认为某地的“种族气质”“气候”“自然环境”等比另外某地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那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任何问题。因此,所谓的“边疆命题”在理论前提上是偏颇的,也是无效的。

   至于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及命运和前途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已做出了集中的科学研究。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通过劳动二重性理论与价值形式分析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在此基础上,通过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和工资理论等揭示了资本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最后,阐明了资本积累的本质、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在谈到资本主义的起源时,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什么?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然而,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又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所有制就成为必然趋势。这就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上科学、完整地回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并进一步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指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在于自我否定,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石。那种试图从伦理精神或特定人群如犹太人等的贡献来探讨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及命运和前途问题,毫无疑问是不科学的,也是片面的。

   西欧近代科学兴起问题貌似神秘莫测,实际上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就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如前所述,科学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但历史地看,生产力的积累和发展反过来又是生产力诸要素包括科学和技术等要素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因此,脱离社会生产谈西方近代科学兴起问题,是舍本逐末,难以得到科学的答案。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近代科学并非科学的唯一形态,更不是科学的衡量标准。如果设问中国古代为何未能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近代科学,那么这种设问本身就隐含着欧洲中心论倾向,是一个假问题,其理论前提是错误的,这种问题也是无效的。

   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总体趋势是日益意识形态化。皮朗命题是对西方文明所面临危机的历史反思,实质是为加强西方文明自我认同、凝聚其自身力量的学理探索。斯宾格勒从文明比较出发提出了西方文明的衰落命题,这只不过是流行于当时西方的悲观没落情绪的反映,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走向帝国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困惑。汤因比虽受斯宾格勒的影响,但他并未继续唱衰西方,而是试图从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中为西方乃至于为全人类寻找通向未来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所使用的“文明”是介于民族国家和人类整体之间的“可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即“社会”。在他看来,“西方社会”随着工业制度的传播,在经济上已经趋于全球化,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则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突出特征。可见,他的文明单位偏重于政治文化因素,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重振西方自我认同和塑造“他者”的重要工具,在冷战时期受到西方社会各界的欢迎。伴随着20世纪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文明比较研究与社会学的结合日益深入,美国主导的现代化理论在二战后得以形成。它与汤因比等人的文明比较研究理论息息相通,同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和实施第三世界政策的工具。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命题也不例外。至于20世纪末兴起的加州学派以及由此引发的跨世纪的“大分流”“小分流”等学术之争,“在很大程度是诸大陆文明如欧亚文明之间比较的结果”。直至今天,西方学者仍在提出新的命题,如全球史的制度转向命题就值得进一步关注。在提出这些命题的过程中,尽管人们已明确宣布抛弃欧洲中心论,但往往又陷入历史相对论。这实质上是欧洲中心论的倒影,仍需我们警惕。

   总之,以往我们对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这些命题还不够关注,对其进行理论前提和问题有效性的分析还不够系统,相关的历史研究也还不够深入。这就造成了布罗代尔所说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历史学’的不平衡”,“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出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在知识和解释的平衡尚未恢复时,历史学家将始终难以解开世界史的难题,即欧洲优先的起因”。布罗代尔所做出的这一判断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中肯的,也是有效的。我们不仅要弄清欧洲近代领先的起因,还要反思中国未能在近代领先的根源,从而提出我们自己对自身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系统认识。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时代的发展已经向世界历史学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这就是尽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认识和阐释体系,向世界阐明我们对人类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观点和看法。”这就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历史知识体系。

   为此,我们首先要增强自主命题意识,提高自主命题能力,而不是被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各种花样翻新的命题牵着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立足中国实际,我们才能自主提出引起国际争论的中国新命题。其次,我们要加快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以及其他诸学科之间的融通。以中国新命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开辟学科融合通道,建立学科融通新平台。最后,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我们自身文明的基础上,我们要深入开展与欧洲文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打破布罗代尔所说的欧洲与非欧洲之间长期存在的历史学发展的不平衡格局,使中国跻身国际史学强国之林,从根本上破解近代欧洲领先和中国相对落后的历史“谜题”。其中,自主提出若干基础性、原创性、引领性的重大命题,将具有重要标志意义和国际意义。

   比较使人清醒,交往才能分享。文明比较研究是为了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理解和认识,最终是为了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分享,促进文明共生、和谐发展。因此,“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这就需要我们以全球史的视野开展文明比较研究,站在世界各文明主体价值平等的立场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彼知己、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引领行动。通过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相融相通,我们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才能拥有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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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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