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民族国家与世界大同——牟宗三儒家视野下的“天下观”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22-09-21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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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西北大学)  
由此国家即不得保证。

   面对章太炎国家无自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浪漫的虚无主义,他必须解决国家存在的必然性问题,而他解决的方法即是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儒家的“仁心”“良知”进行改造,借鉴“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论证儒家“仁心”“良知”的实现,必然会保障夫妇、家庭、国家、天下的实现,这即是其对国家存在必然性的形上学证成。

   首先,牟宗三认为儒家的“仁心”、“良知”即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此具有普遍性之原理,儒家名之曰‘仁’。吾人现在亦可转名之曰‘绝对理性’。此绝对理性在人文的实践过程中彰著其自己。吾人即由此实践而认识其为指导历史或贯穿历史之精神原则,即吾人上文所说孔子经由反省而显之‘意义’。黑格尔名之曰‘精神’。”【14】而绝对精神的本质即是“自由”。他说:

   谓此精神之本质曰“自由”。此言自由乃系于精神自己而言。即人类在实践过程中亦即历史发展中,自我之觉悟所透露之精神之自己。此精神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彰著其自己,同时亦即不断显示其自己。彰著其自己,显示其自己,即表示其推动历史,贯穿历史,而历史亦即为其实现之过程。【15】

   牟宗三即是借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来改造儒家“怵惕恻隐的仁心”或“良知”的实践过程,形成一种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实践论。他说:

   儒家的传统精神是在尽伦尽性践仁:在此种实践中,显示出“仁”这个普遍的原理、形上的实在,即“悱恻之感的良知之觉”这个“心理合一”的形上实在;显示出这个实在,即表示在实践中实现这个实在;因而反过来,藉这个实在成就一切实践,使一切实践成为有价值的、积极的、有理想意义的。【16】

   这里的意思是说,儒家的实践活动,不管是主观面的尽心、尽性,还是客观面的尽伦、尽制,都是在其最高的道德实体——“仁”的指导下、贯注下而进行的,“仁”具有无限的动力,有其不容已的创发性,其本身就有一股要求行动的力量,因此贯注到哪里,即实践到哪里,从而也使得此一实践成为“有价值的、积极的、有理想意义的”。此是总括地说,分开说,主观地内在地讲,儒家理想主义的实践在于保障人禽之辨与义利之辨,这里包括个人方面的修养成德、生命境界以及社会方面的义利、人禽之辨,这两者都是从深度方面来讲的;而客观地外在地讲,则是政治方面的构造的、建制的实践活动,治国平天下,此一方面在于保障前一方面主观的内在的实践,另一方面其本身也有客观的价值和意义,成为道德理性所必然要求的内容。其实两方面就是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有内圣面的保障人之为人的实践活动,也有外王面的政治实践活动。牟宗三认为这就是儒家理想主义的实践之规模,当然是其以往在历史中发展的规模。

   牟宗三认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论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必须是民主的与社会的,一方面必须是国家的与文化的。说到国家存在的必然性,牟宗三一方面是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论所展现的客观精神来证明的,也即是儒家“怵惕恻隐之仁心”或“良知”的实践来证明的。

   牟宗三认为,“怵惕恻隐之仁心”或“良知”首先在家庭范围内表现,家庭是人伦人道的起点,也就成为道德理性(良知)最具体最亲切的表现之处,而正是在这一道德实践过程中,家庭得到了肯定。但是牟宗三认为道德理性(良知)在家庭范围内的表现精神还没有发展到客观的境地,也即没有实现客观精神。“因为家庭的关系是骨肉至亲的关系,是一个情的分数居多的境地。也可以说道德理性是在‘情之至亲’中表现,尚未进于‘义之分位’中表现。”【17】而道德理性的本性在于“自由”,其表现必不限于家庭的主观状态,而必须向家庭以外发展,而家庭以外的发展,即是客观精神的实现,“凡有实践生活处,皆应为道德理性所贯注。”【18】其实现的结果即是国家以及国家之上的天下的肯定。我们这里只分析牟宗三对国家的肯定。

   牟宗三是这样论述道德理性从“情之至亲”的表现到“义之分位”的表现的,也即客观精神的实现,在此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必然性就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得到了肯定。他指出:

   家庭以外必有一个实在的独立组织体,即必有一个供家庭外的生活成为实际的生活的实在处。既然有个实际生活的实在处,故道德理性亦须在这里表现。而在这里的表现就是在义的分位关系上的表现,而其表现精神就叫做客观精神。这个义的分位关系就是国家政治的组织,而道德理性之客观的表现,就在这里彰著,而客观精神亦在这里发扬。……故客观精神之必须表现就函着国家之永恒存在,必然地被肯定。【19】

   这样牟宗三即从道德理性实现的角度,道德理性展现为客观精神,对国家的必然性,进行了实践方面的证明。并且牟宗三说,对于家庭范围内道德理性“情之至亲”的表现,如果没有客观的表现精神,也就是说没有道德理性在国家、天下范围内“义之分位”的客观表现,前者的表现也无法维持,“必驯之枯馁以死。”【20】由此亦可见出作为客观精神表现的国家对家庭的意义和作用。

   另一方面,牟宗三更从真理之实现、文化之创造的角度,来论证民族国家存在的超越根据,而构成其关于国家的形上学证明。并且,在这一关于国家存在的形上学证明中,牟宗三论证了国家的民族性根基。国家的存在并不仅仅是组织性的制度建构,更需要有民族文化、民族的精神性实体作为根基。而这一民族性的精神实体,就成为实现民族认同、国家整合的基础。而这一关于国家民族性根基的论述,也可以说是对康有为国教论、章太炎的国粹说的进一步发展,使国家的根基更建立的理性的基础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国家论。他说:

   真理是普遍的,而其实现则不能不与特殊的结合。从形而上学方面讲,普遍的理实现于特殊的东西中,方能成“个体”;理虽是普遍的,而说到其实现,则不能不肯定个体。离开个体,理之普遍徒显其空挂。从人类社会方面讲亦如此。个人、家庭、国家都是实现理者。理实现于个人的实践中,因而肯定个人;亦实现于家庭的关系中,因而亦肯定家庭;亦实现于国家的组织中,因而亦肯定国家。【21】

   这里的“真理”,具体即指的是儒家的“仁”,也即是上面道德实践方面的道德理性、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从而儒家的“仁”即成为国家存在的超越根据,也成为国家存在的形上学证明。

   综和来说,牟宗三关于国家的道德实践、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论角度的证明,与真理的实现、文化的创造角度的形而上学证明,其实可以汇归为一。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论中,无论是“怵惕恻隐的仁心”,还是“良知之觉”作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其在历史中的展现过程,即是真理在民族的气质限制中、个体的特殊性中实现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创造的过程。这样,牟宗三在论证国家的形而上学根据的同时,亦论证了国家的民族性根基。牟宗三最终将儒家的“仁心”“良知”,作为制度性国家建构的民族性基础,作为文化认同、制度整合的基础。而这也是牟宗三的国家建构,继承梁启超的“国性论”、张君劢的“立国之道”,比康有为、章太炎,更具有理性主义的所在。

   三、从国家到天下

   牟宗三用黑格尔“精神”的概念来改造儒家的“仁心”“良知”概念,精神的辩证发展即是儒家“仁心”“良知”的实践过程。正是通过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论,牟宗三阐释了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作为道德理性的“仁心”“良知”从家庭范围“仁之至亲”的实现,到国家范围“义之分位”的实现,从而完成了国家的道德实践证明,而道德理性的“仁心”作为国家的超越根据,同时对国家的存在也进行了形而上的证明。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的统一,所以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精神最后最好的形态,是精神的圆满具体化体现所达到的最好形态,似乎人类的理想境界就止于国家形态。那么在国家之上呢?牟宗三认为黑格尔的理论不够彻底,“黑氏当然未再从理上想到国与国之间是否亦可达到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之统一。”【22】“理性不但贯注于一民族内而成为国家,而且亦客观地贯注于各民族之间而成一超越各民族国家之大同组织。”【23】也就是说,从理之实现来说,国家之上的大同也必须被肯定,这才能极成黑格尔的精神辩证发展观。而这也是牟宗三吸收黑格尔理论、并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修正和发展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地方。

   但是从家庭、国家到天下的发展,并非如康有为、章太炎所主张的那样,天下的实现必须以否定家庭、国家为途径才能达到,牟宗三说:“这多年来的精神,都是否定家庭与国家而向往大同。一般人所向往的大同,都是把家庭与国家否定来的大同。”【24】这其实指的就是康有为、章太炎对于家庭、国家的虚无主义态度及其对知识分子所造成对影响。牟宗三对此种否定家庭、国家所实现的大同的危害和弊端,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揭示。他认为:

   你须知取消了家庭国家,你的那个大同只是一个虚无、荒凉的大同,而大同所代表的普遍性也只是一个虚无,它并不能代表更高一级的综和或谐和。大同那个普遍性完全要靠人性、个性、自由民主、民族国家这些精神原理来充实它,它始有意义。所以大同也当该是一个内在的普遍性,而废除家庭国家的那个大同,纯量的享受的动物生活的那个大同,就是一个外在的普遍性,一个虚无,一个纯否定的影子。【25】

   那么,我们要实现世界大同,就必须采取另一条途径,而这另一条途径就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在肯定人性人道、家庭婚姻、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所实现的大同。而在理性基础上,什么样的国家,才能保证世界大同的实现,而大同作为人类最高的组织,其运作的原则是怎样的?精神的辩证发展,是否以天下大同、世界谐和为最后的理想呢?人类是否有更高的境界,永久和平是可能的吗?这些问题即是牟宗三的天下观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一,牟宗三如同论证家庭国家存在的必然性,也从道德理性的实践以及真理的实现、文化的创造等角度,对天下作为一种人类组织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首先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看,“道德理性的实现,必然要经过家庭国家之肯定始能扩至于天下,即大同。”【26】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论看来,“仁心”或“良知”的辩证展开,不止于家庭“仁之至亲”的实现,更要扩展到家庭之外,而有“义之分位”的实现,而这一表现精神即是客观精神,即是国家中的表现。牟宗三进而说到客观精神对于国家之下的家庭以及国家之上天下的意义:

   客观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是由家庭过渡到天下(大同)的重要而不可少的通路。它是使吾人的价值生活出乎家庭骨肉以外而扩大至天下的一个媒介。没有这个媒介,天下是一个荒芜的观念,完全是无生活意义的,而家庭亦必枯槁困顿萎靡以死。【27】

   客观精神一方面保障家庭生活,一方面保障天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组织。那么在我们来看来,精神或者儒家所说“仁心”“良知”,不止于客观形态的表现,还有主观形态的表现,更有国家之上的天下形态的表现,这即是绝对精神的实现。

   牟宗三认为精神客观地实现于一个国家之内,也即一个民族内在地尽其性,亦需外在地、在国家之间充分表现和实现,也即一个民族外在于其个体性自己而同时对其他民族以尽其恰当之性,而这个就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大同理想的实现。

   牟宗三接着提出疑问,一个民族可以内在地相应此民族的个体性而尽其性,如何能够外在地相应其他民族而同时亦尽其他民族之性,其必然性何在?他首先讲到精神之圆满实现是无限量的,用儒家的观念来说,心德或者仁心良知的函量是无限的,可以伸展到天地万物,当然就可以伸展到同样是人类的其他民族。在仁德或良知的充盈下,其他民族在自尽其个体性的同时,亦尽了其他民族的个体性,这样即可保障大同组织的实现。他说:

其他民族依其个体性之身分实可以主动地内在于其自己而又超越其自己以回应我们的主观意志而亦表示他们的主观意志:同是一个具有“权限”的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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