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裕: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3 次 更新时间:2022-09-19 09: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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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恩裕  
曾经对我所创造的木秀鼓励又批评道:

  

   《一病无医》,无疑是写雪芹的凄凉结局了。值得注意的是,雪芹的妻子——木秀的形象。她完全是作者的创造。她是一个纯朴然而又富于感情,平常然而有识见的人。她了解、尊敬雪芹的为人。她关心他,爱护他,支持他的事业——《红楼梦》的创作。(中略)她恨不得替雪芹而病,然而她终于无能为力。(中略)

  

   雪芹在那样艰苦情况下,能够坚持《红楼梦》的创作,除了他自身那种坚强无比的毅力——由于感慨和寄托、憎恨和憧憬、自慰和自豪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外,好友的激励和帮助,爱人的支持和体贴等外在原因,也是必不可少的。他有一个在生活、思想和创作上知情着意、分甘共苦的爱人,不正是合情合理的么!而且从衬托雪芹的性格出发,也是完全必要的。尽管作者所勾画的木秀的形象,还远不够丰富、鲜明,然而不是已经露出可喜的苗头吗?它提供了进一步创造的可能,在这里,想象的翅膀,大有飞翔的余地。(下略)

  

   白坚同志在这里把创造一个较为完满的雪芹续妻的形象的必要性(对雪芹传记故事而言)以及她应有的形象、思想感情及其所起的作用等等,谈得十分清楚。当然,我尤其感谢他指出我在《曹雪芹的故事》一书中的木秀那个形象的远远不足之处。芳卿《悼亡诗》的发现,使我们今后再塑造雪芹晚年这位伴侣的形象,描述她的谈吐风度和思想感情时,就比较容易多了。

  

   (七)这次的发现与今后加深认识曹雪芹的关系

  

   先谈谈材料的问题。“有了新发现的材料,便有新的学问。”这话不管是谁说的,总之是对的。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从刘铁云的《铁云藏龟》起,到当代止,这中间许多学者从各方面研究甲骨文字,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很大贡献。固然,材料有真伪的问题,需要鉴别、鉴定,但这是一种科学的工作,不能感情用事。鉴别新发现的器物、文字资料的真伪,需要一些科学的手续,但也要有常识;我们可以拿新发现的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材料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例如我们发现曹雪芹这两只书箱,书箱是红松木的,材料并不讲究。如果有人认为曹雪芹那么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续婚时的礼物,哪里会赠送这种柴木的箱子呢?这样的看法就是忽略了常识。曹雪芹个人中年以后贫困落拓,固不待言;同他的生活情况相似的朋友们,难道送的必须是樟木箱、红木箱才算真是曹雪芹的?判断它们的真伪主要是要把木质的年代、箱子的样式等,通过科学的鉴别,看看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东西,进一步再考察是不是曹雪芹的东西。用上述那种不顾常识的想法作为鉴别它们的前提,显然是不行的。

  

   对于近年来发现的曹雪芹的佚著及其传记材料,除了科学的考订之外,也同样需要健全的常识。对于《废艺斋集稿》中的残存部分,如《南鹞北鸢考工志》以及作为它的附录的《瓶湖懋斋记盛》等材料,也是如此。有人认为《考工志》和《记盛》由于没有“实物”或原稿,便是假的。这种看法是很成问题的,也是忽视常识的。中国的古籍浩繁,岂止“汗牛充栋”?其中唐、宋的不用说,就是明、清的书籍,有几部是有原稿的?如果按着没有原稿就不是真的这种逻辑来“鉴定”,恐怕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清代著作都划入伪书或至少是“可疑分子”之列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拿不到《考工志》《记盛》的原稿,就立即判断它们是假的。我们早已说过,原书已于1945年被一个姓金田氏的日本人带到日本。由于不知道他的名字,1974年在日本大事访求时,也没找到那个持有《废艺斋集稿》姓金田的日本人。但是参加并指导抄录描摹《南鹞北鸢考工志》的高见嘉十教授却被日本的《红楼梦》研究者访查到了,据说高见曾告诉松枝茂夫教授说,他还记得1944年他在中国北京的时候,曾经协助过一个中国学生抄录描摹这样一部书,并给改正过描摹不确切的地方。在高见嘉十逝世以前,我也接到《红楼梦》日文译者伊藤漱平来信,说高见嘉十还在,住富山县。这些都是《废艺斋集稿》的佐证。以常理论,《记盛》的内容涉及那么多当时的人物和具体情况,谁能都把它们杜撰出来而和有关的资料合牙对缝?现在,新发现的这两只书箱上的曹雪芹亲笔字,可以证明:《考工志》曹雪手书“自序”的双钩、歌诀、编织工艺等,确实都是曹雪芹的著作。那认为《废艺斋集稿》是赝品的看法,是可以考虑放弃了。

  

   残存的《废艺斋集稿》,既然无可怀疑地是曹雪芹的作品,我们就应该对它们做深刻的研究,以便对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进行更深刻的理解。我觉得,我们过去对他的了解是不够的。《红楼梦》这部杰构,封建士大夫不解,资产阶级文人曲解,直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它才被理解为一部反封建的小说。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里曾经感叹也是在发问道: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在一些关于曹雪芹的新材料发现之后,我们不免要问:我们把《红楼梦》视为一部反封建的巨著对不对呢?是对的。算不算“解”了《红楼梦》中的“味”呢?在某种程度上,也算解了。然而要谈了解作者整个思想,那就是很不够的了。曹雪芹不但有反对封建社会的思想,而且也有对于未来社会的憧憬。尽管描摹的很模糊,但是“古之世”(见《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里面“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和他向往的“武陵溪”中的“同耕复同织,无君亦无役”那种理想的制度和境界,同他所谓“今世上”(此用语也见《石头记》)假如有那种废疾无告的人就得“转死沟壑”的情况对比一下,曹雪芹这不是在向往着一种理想的新社会是什么?而在那种新社会中,人们无疑地是自由的、平等的。这正是任何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封建社会中必有的思想。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哥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密尔顿、洛克等,法国革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都有这种思想。他们的企求,大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恩格斯语)。当然卢梭是代表激进的中小资产阶级,他的想望和孟德斯鸠有所不同,和英国的密尔顿、洛克也不同,但他却和曹雪芹的政治理想,较为接近。他们企求的理想国家,都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在其中能够取得平等和自由的国家。在18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曹雪芹的这种思想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只看到一部封建社会的形象史,它主要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并从而显示它的必然没落的趋势。它和《官场现形记》光是揭露的写法不同,它不只是揭露,也有光明。但在《红楼梦》一书中,这光明却微弱到几乎令人难以看到的程度。只有从新发现的《红楼梦》以外的曹雪芹的著作,我们才能看到:他在政治上的积极主张——一个小生产者所向往的乌托邦的轮廓。

  

   这次曹雪芹手迹的发现,证实了过去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可靠性。无疑地,今后我们再研究《红楼梦》作者的思想,就必须根据这些新发现的材料来加深我们的认识了。他不只是消极地反对封建制度,他还粗略地勾勒几笔代替那将倾的封建大厦的新制度。他不只是一位批判“旧的”的文学家,他也是一位设想了“新的”的政治思想家。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他同但丁一样,是“旧时代最后一个人,新时代最初的一个人”。

  

   1978年2月初编

  

   1979年3月23日改定于沙滩

  

   (《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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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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