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0 次 更新时间:2022-09-18 1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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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斌  
容貌日见其衰,而内心世界全新。

   什么叫蜕变?俗话说:“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个过程本来已经痛苦非凡,何况又煎熬了那么多年?!

   闲言少叙。周一良蜕变阵痛之际,他的老朋友邓广铭,从旁窥察到他落拓不振、心境有异。当时的邓先生正在北大历史系的系主任任上。

   邓、周二位原是同一辈人,虽然分属不同教研室,但在历史系同台执教近30年,不可谓不相知。而邓长周6岁,阅世甚深,处事决断。这一年,邓先生73岁,“文革”之后,他出任系主任,一刀一斧,拨乱反正。系务刚刚有点头绪,他忽然向学校提出辞呈,同时另附建议:由周一良先生接任。邓先生辞职,原是意料中事,他的岁数在那儿了;而在附议之中另藏深意,则为外人所不知。邓先生的女儿回忆:“记得一天早上,他刚刚起床,就坐在床前跟我说,要向学校领导建议,请周一良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说,这是为历史系的发展着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迈过‘梁效’这个坎来。”[14]

   “迈过‘梁效’这个坎来”——邓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他想给周先生换一个环境,换出一个心情。

   又费了不少周折,到1981年,即“梁效”审查解除后的第三年,周先生才出任历史系主任。邓先生的一剂良药看来有效,海内外的历史学界之中,邀约周先生出席学术会议,主持、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为将出版的学术论著题款写序,如此等等,很让周先生忙乎了一阵。周先生曾有“不能诣人贪客过”一类的感叹,此时一扫而过。

   一切似乎都在平复之中。

   其实不然。说起来,周先生染的乃是一种时疫。在他身上,原有内火,内火外感相攻,一时之间,确实病得不轻。而邓先生开出的,不过一剂发汗之药,病人服了,一身大汗,确有发表的功效,一时痛快;过后,旧日症候未减,反而一日重似一日。原来周先生的任督二脉拥塞,百脉不畅。周先生担任系主任不满二年,也行辞去,转由田余庆担任。

   旧怨“黑帮”、新恨“梁效”,摊在一个人身上,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属罕见。周先生将它称为“两遭劫难”。这“两遭劫难”由何而来?此一时刻,闭关在家的周先生真是早夜以思,早夜以思。语云:君子贵乎责己。他经多番求索,得出的答案是:从自己方面来说,全因对党的“一片真心”所致。这样一来,他渐渐走入心灵的熬煎之中,压在心底多年的酸甜苦辣,一阵一阵,全都翻腾上来。这样的日子,足有几年的光景。

   我去拜年的时刻,周先生的心境大抵如此。

   背阴的客厅,光线不足,昏暗得有点压抑,室温也不够。棉服臃肿的周先生一人端坐,看来他只在等待我的到来。

   我的寒暄问候刚刚完毕,周先生就把话题转到“梁效”。他说,外间传他在“梁效”的住室里有保险柜,里面藏有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在持枪士兵面前还拒不交出;又说:“有人来信骂我是‘无耻之尤’。”[15]他边说边指着桌子:“我个人并不在乎这个!这封信,我压在玻璃板下面,给自己看!压了好长时间。”屋子里的光线虽暗,我也看见周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抖动。我不好插嘴,也不好妄说什么。

   周先生接着又说:“春节到了,我拟了一副对联,正准备写了贴出去”。随即对我念了一通,上下联都是七个字。听下来,我知道文辞甚雅而火气甚大。只是我这方面的修养太差,当时没有全听懂,也不好请他重复,囫囵将就过去,我只能随口劝说,还是不贴为好,否则惹来四邻围观,反为不美。周先生嘿嘿一笑说:“围观!上万人的围观我都见过了!这点儿算什么!”这时候,周先生忽然蹦出一句话:“郝斌!我要求退tui党!”

   我一时愕然,不知如何应对。停了一停,我又把春联不贴为好的话重复一遍,周先生的嘴里也在嘟嘟囔囔。过了好一阵子,气氛稍有舒缓,抓到一个合适的当口,我赶紧起身告辞。

   骑车回来,走在未名湖边,滑冰的孩子们在愉快地喊叫,传过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它多少冲淡一点我心里的沉重。回到办公楼,关上办公室房门,坐在椅子上,我想静一静,却静不下来。一阵,去想周先生的联语怎么连缀,一阵,又想起他“要求退tui党”的话。

   寒假过后,照常上班了。我该不该把这次谈话通报一回呢?

   通报——兹事体大,按照惯例,不容不报。党章有规定:党员有退的自由,有要求退的,经过支部讨论,宣布“除名”就是。再者,当时的习惯做法是,凡是有人提出这种要求,任谁也不好拦阻。这一点,虽不成文,也算一条潜规则,它的惯性力量不可小觑。

   可凭我的感觉,周先生那天说的,怎么听都是气话,不像正经八摆的“要求”。

   果然是“气话”吗?这种事情,明摆着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哪能一气就冲口说出来呢?

   再想想,又转回原地:不可能是真心的“要求”——我自己也陷入混乱之中。

   说起来,我同周先生的关系有两层。一,他是我的授业老师;二,“文革”期间,在“牛棚”里,我们有三年同棚作囚的雅谊。这期间,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唯此之故,彼此之间,倒算得是赤诚之交,亦颇有年。因有这样的两层关系在,他肚里有话,“谁可告诉者”?我或许算得一个吧!

   说到这里,我要向读者补白:笔者当时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一职,主管的正是党务。如此一来,我同周先生又构成了第三层关系:他所说的事,乃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是这三层关系综合到一起,才让他选中我,由我来听他这心头的愤懑一语吧!也许,因有这第三层关系的存在,他冲我诉说出来,才最解心头之懑吧!

   上面这段一二三的分析之语,乃是我今日之见,事发当时,我并没有这么清晰的认识。因此,拿到会上去通报,首先是我自己说不清楚,别人听了,当然更不会明白。我若把燕东园中的答对,两语三言,简单一说,人家倒是听得明白了,可接茬儿自然会问,你是主管,你先说个主意吧。那我又该如何去接这个下茬呢?

   以此之故,又是一回囫囵将就,延耽下来,既没有在相关的场合通报,对书记王学珍,我也没有一句汇报——我实在说不清。

   此后,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去过周府。再次登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也是傍人同行。我多了一个心眼,怕他老人家旧话重提。

   再后来的多次见面表明,我当时凭感觉得来的认知,算是靠得住的。我们后来的见面,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像没有发生过那次谈话一样。一片乌云尽行散尽。

   说起“梁效”的成员,当年大半以业务见长被网罗入选。在后来“审查”时,被审者和审查者,都认为“竹筒倒豆子”了,可报到上面,岂料一报经年,再报经年,都没有回音。于是到审查的后期,就出现了这种状况:读书的读书,学外语的学外语,甚至有人开篇写起专著来。“审查”一行解除,他们个个业务精进,展翅高飞,或先或后,拿出了自己的东西。其中一位,涉事最深的,当时曾有他会被开除党籍传言。近日,《周一良全集》出版,其中收有周一良的书信。他给一位时在国外进修的老师写信,提到了这位“梁家子弟”[16],说他“近以欧公研究稿见示,颇有新意”,下面接着说,假如不遭审查,一帆风顺,“他不会出此成绩,亦可谓因祸得福,只恨党籍代价太昂耳。”[17]

   “只恨党籍代价太昂”!他说这个话,时在1993年,掐指一算,距我拜年的时间,过去约有六年了。

  

   (2016年9月)

  

   注释:

   [1]  本文所用插图,多为周一良先生生前所用印章,蒙周启锐先生应允使用,谨致谢忱。

   [2]《周一良全集》第7卷337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3]《周一良全集》第10卷45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4]“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而三”。周一良因感而请老友、书法家顾廷龙写成大篆楹联,悬于厅室。

   [5]  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6]  六厂是: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二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八个单位的经验,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予以肯定,并以它们的经验指导全国的“斗批改”。

   [7]  转见范达人:《梁效——文革御笔沉浮录》。

   [8]  两报,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刊,指《红旗》杂志。这是当时的简称。

   [9]  全诗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0] “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1]  周一良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曾多年认为自己“原罪难赎”。

   [12]  这里说的十年,是从周一良心生“毕竟是书生”的感慨时(1980年5月)算起,到在中国文化书院接受访谈时(1990年秋)为止。

   [13]  左右大腿股骨头及右手腕各折一次,腿不能行走,手不能握笔。

   [14]  邓小楠:《想念父亲》,载《想念邓广铭》第43页。张世林主编。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北京。

   [15]  同注2。这封信也是周一良所说的“三大公案”之一。

   [16]  周一良私下对“梁效”成员的谑称。见《周一良全集》卷10,第158页、161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17]《周一良全集》第10卷166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附:周一良先生哲嗣周启瑞先生来信说——

   读了郝斌老師的《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可为佐证。现记叙如下。

   关于退tui党问题,在人们思想上变得突出是在"扒久风波"以后。党内有一批人身体力行了。家父曾在家吃饭时讲到,听说郁风在北美有演说(或讲话)並提出退。国内有楊宪益先生听说要对其劝退,自己抢先一步申请退出。家父也有此意向。我赶忙劝阻说,你可不能退,不然又闹成大事,这家里刚消停两天,又起波澜,弄不好又挨一通臭整,再当一回典型!你不像我们这种无名小卒,退也就退了,不交党费够半年也就自动脱了。此后他不再提了,其实一直心向往之。

   到1991年接受中国文化书院访谈时,他在谈完″馏 似"风波后,话锋一转又讲到像他这样的人也不适合在党内了。全集中的访谈录删去了这些。2000年秋,我随家父去季府去看望季羨林先生,有李玉洁女士坐陪。經过长时间恳谈后告別时,我端摄像机退在前边,出了单元门洞一回头,听见季老送客的一句尾话是:“都入了,就別退了”。我马上想到他话憋到最后的议题是退,甚至是直抒心意。

   以上的三个节点上足以证明,退的问题一直在他心中盘算多年,直到一年后他在睡梦中故去。丧事期间,有親友提示我们可向主办方提出告別式覆盖党旗。我脱口而出——不要!因这不符合他的遗願。

   我原以为他是″八9"以后才动此念头,读了郝文才知早在1987年初他已向主管党务和党员组织问题的副校长、副书记有所表述。只是由于郝斌书记出于善意的保护他、爱护他,以及同仁的劝阻和家人的反对,才使告退一事未成事实。此文可附在郝文之后同时转,谢谢!

   周一良三子周启锐

   201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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