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民主沟通:雅典精英如何说服大众——以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为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2 次 更新时间:2022-09-12 23: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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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决策在沟通呼应中塑就一致行动。精英们对公共演说中使用的象征手法熟稔于心,他们既以此打动听众,从而有效动员大众;也以此激发受众,在不断反复中促成一种共同的精神背景。越正式的言说,也就是政治性言说,越注重修辞术以当时所确定的沟通方式来使人民接受、理解并支持精英。以此可以说,对雅典民主政治来说,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是什么?是演说。

  

   按保存下里的演说家文本看,演说由精英承担,听众由大众扮演;但人民是决策者,演说家们只是建言者。演说家怎么蛊惑人是他的事,听讲者怎么决定是自己的事。听众也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他们也都是在家政问题解决了之后才参与公共生活的。这些人不是一哄就信的人,不要以为他们只有听演讲这一个信息渠道,除了这个渠道传播的信息就没有其他可以比较甄别的信息。要知道,在古希腊教演说术的人可是很多,如何道出真实的情况、凸显当务之急,但讲出悦耳之声,[ 参见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52页。] 是个高技术活。一个在修辞的起转承合上缺乏精巧性,且没有一套烂熟于心、而又针对对象的演说技巧,精英就不可能与大众沟通,人民在表达自己肯定还是否定意见的时候,就可能很容易否决演讲者的意见。尤其是演说乃是一种微妙的口头沟通方式,怎样让听众倾向于同意言说者的私见,可以说是精英维持其统治或主导地位的命门。循这一基本思路,奥博为人们勾画了雅典民主在梭伦改革中形成的财富精英与大众的社会结构,并渐次勾勒了庇西特拉图的人民理想对促进“雅典人”认同的作用,以及克里斯提尼以对议事会、公民大会及陶片放逐制的推行而促成的一些平等精神,伯里克利在对大众的取悦和抵制之间对领袖形象的再造,这些都对雅典民主发挥了立宪性的功用。[ 参见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Ⅱ章“雅典宪法:一是历史性的考察”。] 至于在雅典民主依宪演进的过程中以种种面目出现的言说,尽管奥博的描述分析非常到位,但细节的重述,反不如在雅典民主基本结构上对演说术地位加以确定来得重要。这中间,奥博对演说的分类比较,尤其是对演说中演说者与听众之间关系的描述,让人惊觉精英以演说与大众沟通的微妙与不易。一般而言,演说能力构成民主政治中领导者的基本能力,而在雅典那种“直接民主制”中,这让“雅典政治家无一不具备杰出的公共演说能力”。[ 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191页。]一个演说家,诚然可能哄骗人民投下错误的一票,但也会让群众在教训中增长智慧。这让雅典民主在矛盾和平衡中政治成熟起来,进而让贫富阶层知晓冲突对立与理解合作的政治效用:政治平等成为调整经济不平等的手段,[ 参见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292页。]由此维持精英与大众沟通中的雅典民主体制。

  

   三、比较政体中的“民主”

  

   不同于奥博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演说术的看重,并将之作为审视雅典民主运作的切入点,无论是古希腊的思想家,还是后起的政治思想史家,似乎都对古希腊不同政体之间的优缺点更感兴趣。在晚期希腊、尤其是雅典思想家的政治论述中,从比较政体的视角审视民主政治,是一个由亚里士多德所系统阐述的政治思想趋向。而且,它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影响之深刻和久远,以至于促成了西方政治思想中以政体为中心的传统。理解奥博的相关论述,需要将之放到这一传统论述框架中比较,以便对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进一步的理解。

  

   从比较政体视角理解雅典民主政治,可以区分为一个三部走的进程:一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政体论述中,看雅典民主政体实际运作时期,人们是如何理解民主的。在亚里士多德政体论的论述中,政体的三种正体和三种变体形式,是一个比较研究的归纳:正体形式是君主、贵族、共和制,变体形式是僭主、寡头与平民(民主)制。划分的基本标准,是一人统治属于君主制/僭主制,少数人统治属于贵族制/寡头制,多数人统治属于共和制/平民(民主)制。“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是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6页。] 如果说一人与少数统治的两类政体的正体与变体与民主的关联度相对较低的话,那么,共和与平民政体便与雅典民主的论题紧密相关。对这两类政体,亚里士多德指出,共和政体的特点是立宪,而平民政体的特征是平等。结合前者为公共利益而运行、后者为私人利益而统治的特点,可以看出他对平民政体或民主政体的批评性看法。“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所以,只有人们的具有门望(优良血统)、自由身分或财富,才可作为要求官职和荣誉(名位)的理由。受任官职的人必须是自由人和纳税人(捐输者);完全由奴隶来组织一个城邦当然决不成事,完全由穷汉来组织也好不了多少。”[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154页。] 这是在比较政体的视角对平民(民主)政体做出的一个恰当评价:当大多数人统治的平民政体建立起来时,由于他们倾向于为自己的私利运作权力,因此就成为搅乱城邦政治秩序的主要因素。可见,平民(民主)政体不是一个令人期望的政体形式。为了城邦政治良好的运作,亚里士多德期望一种混合政体。仅在平民(民主)政体的缺陷克制视角看,处理好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显然是这一政体能够良好运转起来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这正是奥博对雅典民主中的精英与大众关系、尤其是精英借助演说术与大众的沟通角度对民主运行的重要性的重述,具有帮助人们理解平民(民主)政体的重要作用之所在。

  

   二是从雅典民主政治的政治史研究中,人们何以会将民主视为雅典的政体类型。雅典民主、或古希腊民主的政体定位,是政治史与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一般定位。它已经成为政治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常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比较研究将近200个古希腊城邦政体的基础上,所归纳出来的六种主要政体,唯独民主政体成为人们指认古希腊政体的独特形式呢?简而言之,原因有三:一是现代民主所具有的横扫性力量,让人们不由自主地以民主眼光去打量历史上相近的政体形式。二是由于雅典民主确实在古代政体诸形式中最为引人瞩目,一个人或少数人统治的形式,常见于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但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形式,从较为成熟的运行状态看,仅见于古希腊、尤其是雅典。三是雅典尝试过的诸政体形式,唯有民主政体留下的深刻历史印记,给后来者以重大启迪,因此一段不长的民主实践史,让人兴趣盎然,求索不已。“民主起源于雅典。它不是今天任何人理所当然地称之为民主的那种东西,而是我们所知的某个人首次实际上指称的某种事物。今天,民主,满怀苦涩地被用来指称几乎任何统治或决策的形式。但是,当人们最初谈论它时,它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而且是存在于某一特定地方的具体事物状态的描述,那个特殊的地方就是雅典。”[ 约翰·邓恩:《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尹钛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在民主的起源意义上,雅典或古希腊的民主一开始就已经矗立在历史的巅峰之上,让人们仰望和惦记。

  

   三是从古希腊、罗马的政体比较视角看,雅典民主政治何以会将“民主”凸显为雅典政治的根本特征。一般而言,在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古希腊政治定位为民主政制,而将古罗马政治定位为共和政制。民主与共和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政体理论上已经由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个比较解释。而在政治史的角度看,这是对古希腊、罗马政治运行在理想类型上意义上做出的归纳。以雅典民主来看,多数人统治状态下之追求精英与大众的相对平等,是为雅典或古希腊最具特质的政体的特点。而在古罗马,多数人统治并不是一个瞩目现象,倒是以行政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均衡取向的政制安排、以及尤其令人瞩目的法治体系,呈现出它不同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特质。其实,在古希腊诸城邦中,斯巴达运行过贵族共和制的政体,但因为它的政体典型性与成熟程度不如雅典民主,因此人们并不将之视为古希腊的代表性政体。古罗马建立共和制的初期,建构了一种由少数人运行的贵族共和制。但贵族并不是专享权力,而拒绝与平民分享权力的,这是由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注定的结果。平民保民官的设置,让古罗马体现出共同体成员平等参政的特点。这也恰恰是共和制的一大特点。在其公法体系勉力维持着权力制衡机制的情况下,法治成为古罗马政制的一大特点。而这正构成共和制的另一大特点。在贵族与平民通婚结好之余,两大阶层的重组,让共同体成员制衡性享有权力的机制浮现出来:共和政体中的民主因素,促成了一种近似于混合政体形式的共和政制。而权力制衡机制,正是古罗马共和制的突出特征。“罗马共和国主要政权机构是行政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它们构成共和政制的三大要素。”[ 施治生等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罗马共和制与民主制在较低程度上的混合,对现代国家建构混合政体颇有影响。譬如今日美国的政制,就正是民主制与共和制的混合物。

  

奥博对雅典民主的重述视角,不是以政体及其比较为中心的,而是以精英与大众的沟通状态为核心的。但是,两者并不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两种不同进路。其实,雅典政治中以演说关联起来的精英与大众关系,恰恰是民主政治所要处理好的基本社会政治关系。前者,即精英与大众关系问题,是一个社会平等的问题;后者,即民主政治的运作问题,是一个政治平等的关系。而以演说为媒,正好发挥民主政治中所必须的沟通精英与大众的作用。“在整个民主政治时期,雅典社会依然按照能力、阶级和身份的界限分层。社会分层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相对舒适程度。少数具有精英属性的人,造成了明显的权力不平等,当个人利益冲突引起法律诉讼时,精英当事人享有各种优势。生来就懂演说技巧、受过修辞教育的雅典人,比起技巧不够老练的对手来,更有可能向陪审团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另一方面,……雅典的政体形式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所有公民都具有同等的政治价值,任何公民(不管他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属性或才能)都不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特权。此外,雅典人运用平等主义原则来分配各种官职。……雅典人并没有将政治权力委托给代表,而且倾向于认为选举是不民主的。大多数公职都是抽签决定的,……精英要求更多的合法特权,群众要求更彻底的平等,解决这一相互冲突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 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355-357页。] 而解决的方法,便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演说沟通术:就三种演说的主要形式而言,精英的法庭演说,不仅发挥着调节当事人矛盾的作用,而且发挥出消解公民群体内部的社会冲突的效果;而“公共演说不仅揭示了社会矛盾,也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 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373页。] 公共演说中的政治演说,则特别发挥出引导公众就公共事务形成共识的作用,对调整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发挥出重要的整合作用。政治权力与人民主权原则在磨合中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保证雅典民主制的运行。这比之于抽象的民主理论论述来说,呈现出民主社会学探究的特殊意义。正如奥博所说,“民主从未形成一套独立于贵族观念的语言或概念体系。我相信,民主政制自有其语言,这种语言是由新词汇(例如dēmokratia, isnomia),赋予现有词汇新的词义(isēgoria, plēthos),对贵族理想和词语的颠覆和挪用(kalokagathia, aretē),最重要的是对…演说惯用语和想象的细化而创造出来的。只要人民群众仍然是公共舆论和政策仲裁者,dēmokratia这个词就是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名称,在这种社会和文化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人类权力——赋予象征意义的权力——属于人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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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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