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东亚政治文化之学术与现实课题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军人暴力集团不断膨胀，连年实施大规模对外战争，在世界近现代上罕见其匹，此即日本右翼所自傲的“百年战争”的历史。亨廷顿所指出的日本拥有世界上最为政治化的军队，也揭示了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的地位转换及军国主义体制根基。恰因日本明治之后始终未约束好军权，形成军国主义体制，且至今未能卸下这一历史包袱，致使当今日本仍然处于“非正常国家”状态。近年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仍是十分危险的政治倾向。这也是研究与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军阀政治的现实意义。

　　 从更广阔一些的角度观察，在中国当时最公认的军阀人物也大多批评军阀现象。而且，在民元前后推翻满清帝制，反对复辟、维护共和，完成政治转型等社会革命运动之中，现代军事力量始终是一支活跃的先锋力量。军阀现象只存在10余年，即先后有国、共两党的政党政治确立。军人势力最后也在国、共两党先后执政的政党领军体制之下，得到了相应的改造。故1954年，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各阶段的延续与发展：第一代是清末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第三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清楚地肯定了民国军事实力派的改造与归宿，与日本军人政治的兴衰具有根本性区别。

　　 而问题在于，英国政治学家菲纳(Samuel E. Finer)强调，国家的政治文化水平发展越成熟，其文官控制程度越高而军人干政机率越低。亨廷顿也强调，现代国家必须建设“专业化”的国家军事力量，实现国家军政关系的平衡。不过在其理论的运用方面，却都认为“文官控制”是18、19世纪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只存在于先进的西方。这些西方学者基本上忽略了东方“文官政治”的历史存在，特别是对于近代中国的消除军人政治的历史，可以说是研究不足。

　　 通过上述诸多内容的比较研究，可以考察近代中日两国相关法规与军阀现象，进而认识两国军政关系实况，真正地理解东方国家的文治主义与军国主义等政治文化研究之学术与现实课题。

　　 本文原刊于《思想理论战线》（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