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伟 王伟进:社会治理的演变规律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14: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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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形成有治理权力集中度和社会形态自由度构成的二维互动空间,治理机构的行政能力和治理对象的自治能力变量也同时被考虑进来。从二者互动关系看,在治理机制的最优权力分配处于A点时,其集权程度较高(处于A'水平),对应在社会形态上是社会自由度较低、社会秩序水平较高(处于C'水平),对应到最优社会形态分布曲线F上是C点,当治理权力分配偏离到B点即分权过度时,社会形态的分布相应地偏离到D点,使社会陷入自由过度、社会失序状态。

  

   (四)演变规律:治理机制与社会形态的动态协同发展

  

   经济社会总是在曲折发展中不断进步,顺应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也必须不断变革。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揭示了社会治理演变的重要规律,即社会治理制度、治理机制必须顺应社会形态及其主要矛盾的动态变化进行不断变革。

  

   不同时期社会治理的演变表现出不同特征,古代社会表现为王朝的兴衰交替,如中国古代出现了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中国古代社会,受制于农耕时代技术进步缓慢,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较小,不同王朝的社会治理形式相对固化,县以下的基层治理基本沿袭了西周确立的乡官礼治自治制度,只是不同朝代在内容与称谓上作了调整,秦汉至隋唐采用乡里自治制度,宋元明清采用保(里)甲制度,这些制度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将居民按地域、族群关系划分为不同单位,以居民相互帮助、相互监督为核心进行自治(李建伟,2020)。在国家治理层面,从先秦时期创建的郡县制取代西周的分封制开始,郡县制就成为秦朝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在中央治理层面,自隋朝创立三省六部制以后,这一权力相互制衡的行政治理机制一直沿用到清朝。尽管有不断完善的治理机制,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依然呈现出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王朝的治理思想是以维护皇权为核心。在历经多年战乱后的王朝建立初期,多数王朝都会顺应大乱之后求稳定的社会需求,施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廉明吏治的仁政,社会逐步恢复国泰民安的良好治理局面,但封建王朝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皇权统治,统治阶层的贪婪最终都会发展为官僚阶层的严重贪腐和对民众的横征暴敛,不受制约的土地(财富)兼并也必然导致社会陷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境地,社会矛盾激化,王朝最终也因朝政腐败、重徭沉赋、民不聊生而灭亡。

  

   近代以来,工业革命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各国社会治理也随着工业化从传统治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型。在这过程中,先行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的治理机制被奉为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的样板,其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也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治理变革的效仿对象。从结果来看,不少发展中国家因简单照搬欧美治理模式,陷入长期社会动荡之中,而如沙特阿拉伯王国、卡塔尔等保持传统治理模式的国家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亨廷顿据此断言,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发达的社会都是稳定的,处于现代化变革进程中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亨廷顿,2015)。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受到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保持了相对稳定,而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先后多次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如2008年德国爆发大规模社会骚乱、2011年英国伦敦爆发大规模骚乱、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2018年法国爆发“黄马甲”街头抗议运动等。这打破了亨廷顿所认为的高度发达国家是稳定的断言,也引发了学界对西方治理模式有效性的反思与质疑,不少学者如托马斯·皮凯蒂将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社会动荡归结为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皮凯蒂,2019),究其根源,是西方所标榜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其社会形态发展需要,无法有效化解其社会主要矛盾。

  

   从各国来看,社会治理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沿革过程中,能否实现治理机制与社会形态的协同发展、达到在变革中保持社会充满活力且和谐有序的有效治理,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治理机制与社会形态的动态协同发展。治理制度和治理机制一经确立就需要保持相对稳定,朝令夕改的法律法规得不到广大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也无法成为有效的治理制度。但经济社会总是在发展中不断进步,社会诉求比如个人对行动自由的追求,会随着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提升,最优社会形态会因社会对秩序或自由的诉求变化而被打破,这对治理机制的最优权力分配也提出变革要求。变革之后的治理机制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同时,又会促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诉求会再度提高,并对治理机制提出新的变革要求,由此会形成治理机制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动态演变,直至达到治理机制与社会形态新的平衡为止。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如果治理机制的变革超越其行政能力陷入过度分权状态,社会就会陷入过度自由的失序状态,甚至陷入动乱。能够确保社会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的治理机制变革路径,是将治理机构的治理权力分配控制在不断提升的行政能力与自治能力之内,同时将社会形态约束在行政能力所能提供的社会秩序和自治能力所能支撑的社会自由度之内。

  

   我们把治理机制与社会形态之间的这一动态协同演变过程简要表述为图3所示的演变路径,假定传统社会治理处于稳定状态即P平衡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社会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社会形态最优分布从P点偏向C点(P→C)。社会形态对更多自由的诉求意味着需要治理机构减少治理权力的集中、让渡更多的治理权限、强化对社会的分权,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会带来治理机构自身更高的行政能力以及生产发展激发的更高的社会自治能力,最优治理权力分配从平衡点P移向与最优社会形态分布C点相对应的A点(P→C→A)。如果治理机制的权力分配超越A点偏离到B点,即出现过度分权状况,社会形态就会因治理机制行政能力不足、无法提供维持社会秩序所需的有效治理,陷入过度自由的失序状态(同图2)。在治理机制权力分配演变到最优组合A点后,有效的社会治理会进一步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对自由度的诉求会进一步提升到最优组合C1点(A→C1),同上,这要求治理机制的权力分配对应到A1点(C1→A1)。治理机制与社会形态之间的这一动态演变过程会持续进行,直到达到最优治理机制权力分配和最优社会形态分布新的稳定状态即平衡点N。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保障社会保持有序又有活力的前提条件是,将治理机制的权力分配和社会形态对自由的追求,控制在最优权力分配无差异曲线M与最优社会形态分布无差异曲线F的交集之内,最优权力分配和最优社会形态分布互为对方的限度,单一强调任何一维度的最优(比如单一追求社会秩序或自由,或单一追求治理集权或分权)都无法确保治理是有效的,它们共同框定了有效治理的区间。偏离这一有效治理区间,无论是超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追求过度自由,还是超出社会治理机制的行政能力和个人自治能力片面追求过度分权,都会导致社会陷入混乱失序乃至动乱状态。

  

   (五)治理现代化的稳定路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何将社会治理现代化变革控制在有效治理区间,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变革过程中社会保持秩序又充满活力的有效治理,治理思想和治理能力是关键因素。从治理思想与治理制度看,正如前文已论述过的,治理思想及建立其上的治理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治理思想与治理制度的宗旨是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利益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就会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这种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社会革命就会导致旧制度的崩溃,社会治理的变革也因此偏离有效治理区域,陷入失序混乱状态。实现社会治理在变革中保持相对稳定,关键是治理思想与治理制度的价值取向与人民的意志与社会诉求相一致。密尔(2019)指出,解决统治者与人民的利害和意志冲突问题,“统治者应当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应当就是国族的利害和意志”。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他们对人民意志的体现,马克思指出,解决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关键是要实行人民直接管理社会事务的直接民主形式,使人民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使国家成为人民的国家。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与黄炎培先生就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中国封建王朝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时也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概括起来,无论是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的合一,还是人民直接参加国家与社会治理,本质上都是要求治理思想与治理制度的价值取向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诉求与意志,从根本上确保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的有效治理。

  

   在解决了治理思想价值取向与人民意志统一的前提下,包括治理机构的行政能力和社会的自治能力在内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决定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二战后西方学者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一系列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效率的理论学说。如经济学家以每个人都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为前提,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解释个人偏好与政府公共选择的关系,提出作为投票者的消费者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通过对公共物品或服务供给进行民主投票,表达个人意愿,决定公共服务供给(阿罗,2020),即通过鼓励民众广泛地参与立宪、立法和行政和司法,提升治理能力。胡德、戴维·奥斯本等代表的新公共管理学派提出,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企业管理理论引入公共服务部门,建立新的公共责任机制,以提高政府治理效率。针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等问题,塞拉蒙在《全球公民社会》中提出,要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的作用,完成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不能完成或不能有效完成的社会公共事务,弥补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的不足。还有不少学者从促进社会公正、强化社会分工与社会和谐等角度,对提升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系统分析与论证。亨廷顿(2015)从历史发展角度,提出发展中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社会动荡,首先应建立强有力的政党和纪律严明的政府,“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权威”,因为“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其次要提升行政机构的专业化水平,根据政治现代化提出的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建专业化机构来执行;同时,要提高社会的政治参与程度,广泛的参与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或人民对政府的控制。

  

   三、在历史巨变中创造稳定有效治理的奇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成功实践

  

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大国,在绵远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影响广泛深远的儒、墨、道、法治理思想,也有一脉相承、不断完善的治理制度,在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律中,曾创造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诸多辉煌治理成就,但到清朝末年,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八国联军等外部侵略,内忧外患使国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衰败状态,中华民族陷入社会长期动荡、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民族求独立、人民求解放、中华民族求复兴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潮。在攸关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历史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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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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