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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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雄  
只是理智主宰于仁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理智与良知的内在关系仍然还是晦暗不明的。又,所谓“合仁智之境界”到底是指仁统摄智呢,还是指仁智之上还有更加根本的统一者或状态?对此,晚年的唐君毅将仁智的转化问题套于精神感通的升降中处理。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虽然有精微的发展,甚至一度给人以智识关系紧张的印象,但他仍以“入虎穴”、“无执的执”或“留惑润生”等词来形容坎陷,这仍然是传统智识关系的题中之义。试看其论述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应当如何在具体的民主政治实践中维持自我身份的认同,即如何在基于识心建构的现代政治中仍然不失其“智心”:

   政治家不能孤峭独特的,他必须顺俗从众,谋及庶人。他必须为公共利益而守法尊制度,依法而退,依法而进。他的境界不能太高。……圣人做政治领袖也是最好的。因为圣人之德也能顺俗从众,不露锋芒。【33】

   圣人即纯乎智心之妙用者,而按照牟宗三对民主政治所做的超越分解,民主政治背后是一种知性精神,即系属于识心。因此,圣人能顺俗从众,这是说智识不必矛盾,故又以坎陷说圣人之依法从政:圣人若要做总统亦须离开自己的身份而坎陷自己以依法从政。【34】这一特别的智识关系说即良知坎陷论认为,识心虽然是良知坎陷所致,而却也是良知发用过程中一必然的形态:“这种冷静与委曲,亦是良知之用,亦是良知天理合该如此。”【35】针对牟宗三在政治领域中讲良知坎陷论,安靖如(Stephen C.Angle)有就实践理性与架构(思辨)理性的共存问题而提出质疑,认为牟宗三“暂时脱离”、“让开一步”的说法容易造成误解,而实践理性与政治(架构)理性应该是相互结合、同时共存的,良知的自我坎陷(self-restriction, 安靖如的翻译)是生活常态。【36】对于安靖如的时间性疑惑,李明辉认为,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的发展历程不是时间性的,因此,牟宗三虽然使用了时间性的概念,但对于了解黑格尔哲学的人来说,应该可以避免这种误解。”【37】其实,良知在坎陷为架构的思辨理性后,并不意味良知本身就消失不起作用了,即既不是良知的自我放失,更不是物化,毋宁说,良知只是由直觉形态转为思辨形态了,由显而隐了,所以说,在政治领域中,说实践理性与架构理性共存、合作是没问题的,只是牟宗三未曾明言罢了。

   上面我们讨论了在政治领域中智心与识心之结合,这还是主观面,而对于由两者所产生的客观面即制度规范,彼此又是什么关系呢?如前面提到的,牟宗三讲的“治道”与“政道”之关系似乎与其智识关系不一致:“治道者,在第二义之制度下措施处理共同事务之‘运用之道’也。政道是一架子,即维持政权与产生治权之宪法轨道,故是一‘理性之体’,而治道则是一种运用,故是一‘智慧之明’。”【38】一方面,“治道”既是智慧之明、理性的运用表现,亦是神治、出于人性的五伦自然法;但另一方面,它又只是与“理性之体”相对的“用”,是第二义的。似乎在政治领域中,智识本末关系颠倒了过来。但在谈论礼制与现代国家法律关系时,牟宗三却似乎恢复了智识本末关系。他谈道:“弥漫于整个社会之基层组织是宗法社会,其一切文制(礼)皆生根于此。……由宗法族系之社会组织至此国家形态,当该有一转折。”宗法社会文教系统是基层,而国家形态则是间接地构造起来的。【39】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法律是基于精神之一曲折表现的“思想主体”,其与礼制文教系统之关系如下:“既是一曲折而为间接之表现(就国家、政治、法律言),则只冲破其与宗法关系之直接关系,而不能反而否决宗法关系,宗法关系此时可退处于家族自身而为社会之基层,不再放大而投入于国家、政治。”【40】综合这几处的看法,我们可以说,牟宗三认为礼制文教是更加基层的东西,而国家政治法律则是间接构造起来的,两者各有其恰当的位置而不可乱——这种关系更加接近其智识本末关系说。治道是相应于治权而说的,可以是儒家德化的,亦可以是法家物化的,所以不就是智心,而礼制则可以说是智心之外化。故以治道为第二义的,与以礼制为基层的,其意义不一样。此外,礼、法两者尚可进一步对应于天下、国家,即政治基于敌对个体,故只成现代民主国家,而礼制则基于亲和个体,以天下一家为极致,这是中国之所如此历史悠久、幅员广阔的超越根据所在;国家是间接地构成起来的,可以说是天下之一“曲折”而成。强调礼制或文教系统的基层性,是为了说明伦常关系相对于客观的法律关系之本源性,是为了避免在追求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忘掉了基层关系的重要性,而保留“天下”这一理想,也正可使我们超越狭隘极端的国族主义。

   五、结语

   如果说,梁启超、张君劢描述了中西政治或人生观的不同特征,那么,梁漱溟与牟宗三则从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哲学地解释了何以会有这种差异。经过我们上面的说明,已然明朗的是,现代新儒家的这种政治哲学及其对中西政治传统的解释,并非是要提供一套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途径,亦非要在民主之外开出一套新制度以替代之——这正是许多学者误解或批评新儒学的地方——而是在强调,智心相较于识心具有更加基础的存有论地位。这种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不但说明了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等,而且说明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建立了文化的自我认同,同时不失为一避免现代文明流弊之良方。这种解释可以说是纳现代文明于传统,同时也融传统于现代社会,使两者各得其所。

  

   注释

   1 “理智”以及基于其上的科学知识、知识论、存有论等,方便地称之为“识”;东方式的“直觉”以及基于其上的价值规范、玄学或形而上学,方便地称之为“智”。一般地认为,“智识之辨”只是个知识论、认识论问题,但在梁漱溟看来,这首先是一个文化哲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哲学、人生哲学、认识论、存有论的问题。梁漱溟最先明确地将以科学与民主为精华的西方文化归结为一种“理智型”文化,并认为中国文化弱于“理智”而强于“直觉”。在中西古今问题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智识关系几乎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母题,相关理论如熊十力的性智量智说、冯友兰的正负方法说、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冯契的转识成智说等都是对该母题的解答。

   2 前者如杨泽波(《民主视野的比较——梁漱溟与牟宗三相关思想的一个对比》,《儒家:世界和平与发展——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二,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1228-1233页);后者如王志勇(《新儒内部也“决绝”:牟宗三与梁漱溟冲突析论》,《兰州学刊》2016年第1期)、李强(《牟宗三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武汉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103页)。

   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4页。

   4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5页。

   5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全集》9,九州出版社,2016年,《自序》第4页、第40、331-332页。

   6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牟宗三先生全集》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82-283页。

   7 张君劢:《东西政治思想之比较》,《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119页。

   8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第120页。

   9 张君劢:《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翁贺凯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君劢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6页。

   10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晨报·副刊》1923年5月6日。

   11 牟宗三坦承:“君劢先生尝谓予言,中国以前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此语对吾影响甚深。”(牟宗三:《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意识——寿张君劢先生七十大庆》,《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2015年,第51页)又说:“弟复与张君劢先生常来往。他常说中国只有吏治而无政治,中国是一‘天下’观念,文化单位,而不是一国家单位。……西方近代之所以为近代之内容,除科学外,属于客观实践方面的,弟大都自黑氏与张君动先生处渐得其了悟。”(牟宗三:《关于历史哲学——酬答唐君毅先生》,《历史哲学》附录,《牟宗三先生全集》9,第458-459页)牟宗三有“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的说法,并有对应到“只有吏治,而无政治”的说法。(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牟宗三先生全集》10,第1页)

   12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57-58页。

   13 刘晓:《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线装书局,2001年,第140页。

   14 刘乐恒:《“内圣转外王”:儒家政治哲学的新视野》,《齐鲁学刊》2018年第4期。

   1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3-46页。

   1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71、73页。

   17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58页。

   1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1-82页。

   1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177页。

   20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185-189页。

   21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34页。

   22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23-124页。

   2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6页。

   2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38、336页。

   25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12,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2、182、205、209-210页。

   26 牟宗三:《历史哲学》,第93页。

   27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7年,第145-146页。

   28 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第92-94页。

   29 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第195-196页。

   30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98页。

   3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21页。

   32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唐君毅全集》11,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7-128页。

   33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67-68页。

   34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先生全集》29,第279页。

   35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254页。

   36 Stephen C.Angle,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Polity Press,2012,p.35.亦见安靖如著,谢晓东、邓彦译:《牟宗三论自我坎陷:诠释与辩护》,《中国儒学》第七辑,2012年,第483-484页。

   37 李明辉:《“实践必然性”与“内在要求”——回应陈瑞麟教授》,载郑宗义、林月惠合编:《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哲学探索——刘述先先生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14年,第186-187页。

   38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26-27页。

   39 牟宗三:《历史哲学》,第82-83、88页。

   40 牟宗三:《历史哲学》,第45页。

  

   肖雄(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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