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巍巍:成圣之机:孟子升格因素的多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22-08-19 00: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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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巍巍  
孟子死后,没能传下去。“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韩昌黎集》卷一一《读荀》)孟子是最得到孔子思想真传的。韩愈认为孟子有两个功劳:一是“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二是有“卫道”之功,辟杨、墨之说,让儒家的仁义、贵王贱霸思想,弘扬、普及开来。故而韩愈认为孟子“功不在禹下”。唐末文学家皮日休,非常认同韩愈的说法,曾上书请命:“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皮子文薮》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但即便二人奔走疾呼,在当时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宋朝时期,孟子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和推崇。随着庆历新政的实行,学坛上兴起了一股批判的社会思潮。排斥佛道“异端”,否定汉唐经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孟子的历史地位随着这股复兴儒学的大潮而不断上升。范仲淹和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的主导者,非常推崇孟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来自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思想。欧阳修认为“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欧阳文忠全集》卷六六《与张秀才第二书》),其在政治上认可孟子,对提升孟子的地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思想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宋初三先生”中,孙复和石介更是极力推崇孟子。孙复认为:

   杨、墨暴行,孟子不作,则天下之民禽兽矣。(《孙明复小集·兖州邹县建孟庙记》)

   石介认为:

   孔子既没,微言遂绝,杨、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辟杨、墨;说齐宣、梁惠王七国之君,以行仁义。(《徂徕集》卷一四《与士建中秀才书》)

   孙、石二人从学术思想上进一步肯定了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开启了当时“尊孟”的学术思潮。庆历新政以后,理学兴起,其中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都具有很大影响力,而且都从学术思想上肯定、尊崇孟子。程颐有“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五)之言,张载有“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经学理窟·义理》)之论,王安石有“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旻。光明所照曜,万物成冬春”(《王文公文集》卷三八《扬雄三首》)之赞。孟子的历史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除了思想上的认可,王安石还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在官方给予孟子更高的地位:熙宁四年(1071),《孟子》开始进入科举考试;元丰六年(1083),孟子被册封为邹国公;元丰七年(1084),孟子开始配享孔庙;宣和年间,《孟子》首次被刻石,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自此,孟子得到了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高度认可、推崇。南宋时期,孟子历史地位继续提升。此时学术思潮,以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为主,而二者也都非常认可推崇孟子。朱熹年幼时读《孟子》,见到“圣人与我同类”就有“喜不可言”之感,其一生致力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将此“四书”推荐为当时的科举教材。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更是引韩愈和二程的评价作为《孟子序说》的内容。陆九渊自称其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陆九渊集》卷三五《语录下》),他的思想与孟子的关系比朱熹更近,心学大师王阳明就直接指出:“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阳明全书》卷七《象山文集序》)宋儒对孟子的肯定和推崇为孟子卓越的历史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三)孟子历史地位的形成期

   相对于宋朝从学术思想上肯定孟子“有功于圣人”,从官方政治上对孟子予以褒奖,元明清时期则从政治上真正确立了孟子的圣人地位。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孟子获封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第一次被官方封为“亚圣”,自赵岐作《孟子注》感叹孟子有“亚圣”之大才的1000多年后,孟子的圣人地位终于得到官方肯定。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孟子由“邹国亚圣公”直接被尊为“亚圣”。

   清代沿袭明制,仍尊称孟子为“亚圣”,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取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及“五经”命题,谓之制义。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亲撰《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其中提到《孟子》一书,始于义利之辨,终于道统继承,将“四书”作为千古帝王之枢要。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颁行“十三经”至各省府州县,又颁布《钦定四书》于官学,俾生员学习。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御制《亚圣赞》,立碑建亭于孟庙,盛赞孟子“卓哉亚圣,功在天地”。

   四、孟子历史地位变化的原因

   整体来看,孟子的历史地位在后世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是不断上升的。从“迂远而阔于事情”到不著不察、只是礼治的参考,从承续道统,尊圣人的“醇乎醇者”到“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再到“卓哉亚圣,功在天地”,孟子的思想历久而弥新,不断得到世人的挖掘、肯定、推崇。其变化的过程,与各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与其本身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内涵更多有关联。

   (一)政治社会环境对孟子历史地位的影响

   秦朝以法建国,以法治国。其“焚书坑儒”的政策,使包括孟子其人在内的儒家思想都没能得以彰显。汉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黄老”之学的休养生息之策得到当时君主的认可。其后,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文经学成为主流,《孟子》不在经列,不得彰显。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承续汉朝经学的士族后裔,醉心玄学。道家思想蔚为时尚、风靡一时,冲击挑战儒家思想。隋唐时期,三教并行,一尊未定,儒学主要是经学,《孟子》不在其列。而且此时的思想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道教与儒家思想,由于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冲突还可以调和的话,那么由国外传入、迅速发展起来的佛教思想,与本土道教和儒家思想就对立明显。从两汉到隋唐,儒学一直以经学为主,其伦理纲常在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人文关怀、伦理指向、理性精神为士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导向。但自董仲舒以来,其依靠的“天人感应”旧形态的理论模式和以章句、训诂为表现形式的学术风气,使儒学陷入窠臼,缺乏生气。面对佛教思辨的繁复巧密,儒家思想在宇宙论、心性论方面暴露出不足,导致出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的尴尬境地。儒学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一场重塑,不论是内部理论架构,还是外部章句、训诂治学思想上,都要重新调整,进一步丰富完善,焕发思想活力,才能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

   (二)《孟子》思想内涵对其历史地位的影响

   唐宋之际,孟子历史地位的提升与儒学的自我完善有着必然的联系。面对佛、道竞争,儒学要寻找源头活水,以弥补自身的理论缺陷。《孟子》中的思想,恰恰迎合了当时政治的需求、社会的需要乃至时代的发展。具体内容有:

   直抵人心的“心性论”。心、性问题的讨论,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是既抽象又现实的问题。隋唐之际,佛、道思想的兴盛就是通过心、性等方面的立论,系统地诠释人的超越性以及其与当下现实的联系,从而获得世人的支持与认可。《孟子》中关于心、性有关问题的讨论,很好地弥补了儒学在超越性方面的不足。孟子以性善为根基立论,建构出“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心性修养工夫,既为士人找到了内心向上、向善的依托,植入了向上、向善的力量,同时也描绘了个体主体性超越的一面——通过个人心性修养,就能“知天、事天”。宋代心学大师陆九渊说:“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如果说孔子还停留在“天道远,人道迩”,对于人心、天命阐发比较模糊的阶段的话,那么孟子则是进一步居仁由义、下学上达,较为清楚地描绘了成圣、成贤的道路。

   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义与利的选择问题,关系一个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隋唐之际,佛、道思想的扩散,客观上消弭了当时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儒家的仁义道德需要更有力度的宣传和弘扬。《孟子》中有许多关于“义”的精彩描述:有“舍生取义”的大仁大义,有“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的坚守、执着,有“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有“大丈夫”人格下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对义的描述,传递出一种积极有为、积极承担的价值取向,成为唐宋之际提振社会风气,唤醒士族阶层勇担道义的重要依托。

   行王道、重民本的社会观。《孟子》中对国家治理范式的诸多提及,迎合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成为唐宋之际韩愈、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大力推崇孟子的重要原因。《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民本思想,以及崇仁尚礼,追求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保民而王的王道政治思想,都为时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借鉴。

   “以意逆志”的解《诗》说和“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读书观。唐人延续汉代经学的治学路径,致使儒学更多停留在章句、训诂的考究和比对上,内容上却缺乏生气和活力。佛、道的思想冲击,客观上倒逼着宋代儒家更加关注文本内容与当下实际的彼此结合。注重义理阐发,成为宋明理学重要的学术特色,而这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孟子读书论的影响。孟子认为,理解《诗》不能脱离语境、断章取义,而要顾及作者对诗的心志,去理解作者表达的含义,“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而且孟子认为《尚书》中的内容不能全信,要有怀疑精神。这也为唐宋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将其从辞句、训诂中解放出来,使之关注义理发微,从而促进了儒学的新演变与新发展。

   整体来看,孟子之所以被尊为亚圣,与他承续儒脉,倾尽毕生精力弘扬、宣传儒学,是分不开的;与他迎合时代,居仁由义、发微性善,创新儒学,是分不开的;与他提倡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大丈夫精神,是分不开的。即便受外部环境影响,孟子也曾暗淡消沉、折戟沉沙、抑郁不得志,但沧海横流,时光终不能掩盖孟子历久弥新的精神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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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走进孔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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