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山林:如何认识经济思想的“谱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 次 更新时间:2022-08-18 0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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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山林  
单就英国重商主义的前经典时代而言,虽然彼时尚未见有体系化的重商主义思想,但是,在进出口关税、人才与技术引进、航海条例等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的背后,就真的没有经济思想在起支撑作用吗?那样的经济思想支撑是存在的,尽管它可能还很不成体系:或者是尚未形成文字;或者是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字表述,但我们迄今尚未发现相关材料(已经毁灭或尚未被发现)。而确乎存在的重商主义政策,却至少已经给我们隐含地透露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思想。正如我们现在确实看到了以器物形态留存下来的璀璨的中华文明,但对于彼时各种各样的相关思想,却未必已见到有体系性的文字表述,以致我们只有经由有形的器物,而作无形的思想推测了。更何况就英国重商主义的前经典时代而言,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零星的论述。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通常存在这样两种现象。其一,尽管已经产生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与之相关的经济政策,还未见付诸实践。这里所说的“未见”,乃是并未真正出现过。也就是说:因没有,故未见。其二,已经出现了某些经济政策实践,但是尚未见有相关的经济思想表述。这里所说的“未见”,可能是尚未表现为文字,以致不能得见;可能是曾经出现了文字表述,但是我们现在已不能得见,或者是已无缘得见了。也就是说:虽未见,但曾有。这凸显了通过经济政策研究经济思想的重要性;并且,在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年代,更是如此。因为对于那时的经济政策,我们现在或许还能见到(知道)一些;对于那时的经济思想,我们现在可能已无从直接知晓,而只能从经济政策中将其折射出来。即使到了当下,也存在类似情况。例如,政策制定者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安排,但并没有详细说明其所本之经济思想。因此,照样存在一个从经济政策中挖掘出经济思想的问题。

  

   第二,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由何而来的问题。前文已经提及,在1215年《大宪章》中,自由人之自主权就得到了法律确认。但是,当英国商人到域外与外国商人竞争的时候,在相当长时间里他们并不具有优势;并且,这种国际商务活动的冒险性极大,需要得到权威特别是国王的庇护。这个时候,特许权的授予,无论从商人角度,还是从国王角度,都是以一个方面的自由的出让,换取另一个方面的自由的扩大。就商人而言,出让的自由主要是国王能够从自己的商务活动成果中分利,得到的自由是国王为此分担了一部分风险;而它的反面,即国王的选择。因此,英国商人的力量越弱,就越要出让更多的自由。这同时也意味着,随着英国商人在国外力量的扩大,先前出让了自由的商人,要求从国王那里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力;并且,在这种背景下,尚在英国国内而又有意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英国人,对于已存在的特许权,不是要求放松条件,就是甚至要求将它彻底取消。这样看来,在重商主义政策氛围中,经济自由主义胚胎不仅早已埋下,而且还会生长发育。对于这一点,从英国国际贸易的自由程度或者英国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程度,就能清楚地观察出来。因此,考察经济自由或者政府干预及其演变的时候,最好从国际贸易政策及其演变入手。其他诸如特定人员的国际流动、特定技术及其进出口,也从特定角度反映了干预的变化或自由的空间。

  

   在英国重商主义那里,较早的时候,对于商业行为,固然主要是通过进出口关税、禁令和航海条例等进行规制的;但是,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在国际贸易中浸淫已久的商人和观察家等,必然对自由贸易的优越性逐渐有所察觉,进而思考市场商机背后的基本逻辑。自由贸易思想正是从重商主义的母体中开始孕育和发展出来的。历史地看,自由贸易的思想并不是一天就形成的,而是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例如,经济思想史家认为“自由贸易”这个词,在16世纪末期即开始得到使用。至于“贸易自由”这个词,是指商业贸易的自由参与权不受制度性(如排他性行会规则和政府垄断特许权)排挤。因此,有人指出:及至17世纪末,对国家管制贸易的怀疑态度已经日渐明显起来,至少一部分著作家已开始意识到自由贸易的益处;并且,即使是重商主义者,态度也开始变化,自由稳定的国内环境和产权安全的立法保护等逐渐被他们所强调(欧文,2013:59—60)。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国富论》中,斯密只是对自由贸易及其思想做了一个体系性概括而已。例如,早在1701年,亨利·马丁(Henry Martin)就对自由贸易做出了“详尽透彻、体系严密”和“最为难得”的阐述;并且,他的阐述具有“锐利的分析性”(欧文,2013:76)。

  

   第三,从长周期考察可以体会到,体系性经济思想的形成,总是离不开时代的趋势性需要。从英国1215年颁布《大宪章》至1815年登顶世界之巅,欧洲基本上处于群雄竞逐、战乱频仍的局面。《大宪章》颁布两个多世纪以后,英国以其特殊的地缘环境,尤其需要形成超越欧洲大陆的大视野和新思维,以摆脱大陆一众强国的羁绊。在英国重商主义的前经典时代的起点上,这种大视野和新思维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从长期来看,“百年战争”失败对英国非但不是什么灾祸,反而是国运兴隆的转折点。英国开始在战略上看向海洋,以现在我们熟知的重商主义思维和政策,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帝国”。这一点,既是英国的历史事实,又是英国不愿示人的“秘密”。因为当英国借此取得了成功之后,就立即采用了“踢掉梯子”的策略。正如李斯特(1997:307)所指出的:“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早在18世纪,构造自由贸易理论和鼓吹自由贸易政策的声音,在英国就日见其隆了,较早者有马丁,最著名者乃斯密。特别是斯密,他是把自由贸易当作英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来加以推销的。19世纪美国经济崛起的例子,从反面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针对北美之13个殖民地(今日美国最早之13州),斯密依据他的自由贸易学说论述道:“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碍。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斯密,1972:336—337)美国在立国之初,尽管也有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等人崇尚斯密学说,认为美国之后要走“以农立国”和自由贸易道路,但对美国19世纪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却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汉密尔顿以英法历史经验为镜鉴,认为美国应该反斯密自由放任之道而行之,充分发挥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彼时,美国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工业相当落后,完全不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在汉密尔顿看来,美国要走“以工立国”和保护贸易之路(伍山林,2019)。这个例子说明:其一,在英国重商主义经典时代之后,重商主义在其他国家也获得了非常成功的运用;其二,比较英美经济发展史可揭示,一个国家采用怎样的发展道路,要视其趋势性需求而定。在19世纪,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有其深厚的战略逻辑,因为至19世纪中叶,“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恩格斯,1965b:225),英国朝野的趋势性需求是永葆优势地位。同样,美国在19世纪采用具有保护主义特征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也有其深厚的战略逻辑。美国政治经济界的趋势性(或主流)需求是迅速实现崛起。对于后发国家(19世纪大多数时候,美国就是如此),拘泥于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经济学说,反而会丧失发展壮大的机会。

  

   五、一点扩展

  

   前文谈论英国重商主义相关问题时,在不少地方,我是从经济战略这个角度进行叙述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凡是关乎经济战略问题的思想,都可以放在重商主义话题下进行讨论。其实,斯密之经济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一样,也具有经济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核。在英国,无论重商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其差别只是服务于不同时代的阶级和国家利益而已。

  

   诚如马克思所说,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理论体系。这也预示,要确定重商主义的起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篇短文中,我以羊毛和呢绒进出口在14世纪中叶的英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作为基本事实依据,以羊毛出口关税、呢绒进口关税、呢绒工匠政策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重大转变作为基本政策依据,确立了英国重商主义的前经典时代的起点。其实,这是比较保守的。这是由于:既然那时已经采用了初具体系的重商主义政策,那就说明在那之前的较长时间里,针对其中某些政策,可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且,在这样的政策体系背后,必然有一定的政策思想在作支撑。由此可见,对经济政策思想进行研究,应该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贾根良,2021);并且,经济学越是不发达的时候,就越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其一,与经济政策制定有关的,并不限于经济思想一个方面,而是同时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思想在起作用;其二,政策目标具有多元性,即经济政策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往往还要考虑非经济目标。这就决定了处于经济政策思想基底的,不是经济思想一个方面,而是经济战略思想,即一系列思想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包括经济战略环境判断、经济战略目标设定、经济战略行动选择、经济战略理念构建这四大基本层面的所有思想。这是我为何要强调经济战略思想研究的一个基本理由;同时,我也认为,在经济思想、经济战略思想、经济政策思想、经济政策、经济绩效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关系性框架,由此可以解释经济绩效的决定。我在讨论英国重商主义分期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时候,也涉及这个关系性框架。

  

   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英国已经处于高度成熟的状态。彼时,一方面,经过500年不懈努力,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已经“功德圆满”,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持续发展已经造就了英国的优势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密经济自由主义又可取而代之了(伍抱一,2020)。很显然,这时,作为一种替代性经济理论体系,需要具有永葆英国优势地位的功能。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论体系必须有利于先发者英国,而不利于后发者即其他一众国家。不过,一旦有国家(如美国)具备违背斯密经济理论的种种条件,不以它指导经济发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采用适合自己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的经济战略,那么英国可能会迎来真正的竞争者。这样看来,经济战略思想与经济发展成就以及世界发展格局之间的关系,就在全球史视野下逐渐清晰起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自己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处于怎样的发展地位,以及自身具备怎样的发展条件,决定了它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换句话说就是:不存在普适于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回望历史,早已如此;放诸当下,亦不无启发意义。最近半个世纪里,新自由主义就是一个使美西方永葆优势地位,而使其他国家深陷依附性泥潭的颇具欺骗意义的全球性战略设计。这种全球性战略设计,是在抽象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理论的完美性仅仅存在于那种抽象之中;一旦用于考察真实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往往力所不逮。对于在那种抽象下得到的一些知识或命题,我们可以有条件地予以承认;但是,我们不应将它用于指导我们制定现实的经济政策。指导我们制定现实经济政策的,只能是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经济战略思想。

  

   曾经,国家初起,重商主义叩响了现代社会之门;现在,国家犹存,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对重商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作严格区分。因此,重商主义既可用于回望历史,也可用于观照当下。

  

   ①重商主义既然关涉经济政策,也就必然关涉经济战略,故本文不时论及经济战略问题。

  

   ②详见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的《大宪章》(陈国华译)第27页。

  

   ③这只是韵文作者的个人观点,他嫌英国当时做得还很不够。实际上,爱德华三世对海权的认知已达到一定高度,主要表现为以海军保护海上贸易;而且,爱德华三世勇于改革,被誉为“呢绒工业之父”(郑如霖,1989)。

  

   ④在14世纪30年代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英国羊毛出口税率增长了6倍多,此后也维持在高水平上。13世纪末期,商人出口呢绒可免交出口税,到1347年,商人交纳的呢绒税不到2%,而羊毛出口税却高达33%左右(Postan and Miller,1987:675)。

  

   ⑤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在英国,重商主义的经典时代是从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完善这个时间跨度来确定的。如果真是这样来确定,则还要在现有的重商主义经典时代的基础上,再往里压缩大约1个世纪,即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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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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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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