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2022-08-10 19: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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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攀  
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

   (四)“国家安全”概念中的“外”与“内”

   若古代国家内为太平盛世,外为四方来朝,其安全压力自然就减轻。古代中原王朝“国家安全”中的“外”的含义,一可以视作周边少数民族边疆政权,二可以视作在中原王朝朝贡体系之下的“外藩”以及其他政权。从第一点来看,对边疆游牧政权的战争,构成了中原王朝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心,历朝历代对此有大量安全之策。从第二点来看,古代中国朝贡体系是一种安全秩序,共同构筑了“华夷整体安全观”,安全中的“守内制外”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而持续、柔和的安全观。由此,中原王朝极少对域外的强大政权发动战争,此即所谓“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实质上,朝贡体系对中国古代维系国家安全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华夷整体安全观”下,中国古代王朝只要做到四夷怀服,则不设防的安全防御是国家安全的最理想状态。尤其是明清之后,随着近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速度加快,中国越来越注重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和睦安全”体系,例如明太祖朱元璋自撰《皇明祖训》,要求明朝不得对周边兴兵动武,“四方诸夷,僻在一隅。……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防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于后”。 此文被历代明清古籍广为刊刻,对外影响甚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明朝在建立之初增强国际上的国家影响力,减少来自海洋的安全威胁。

   此外,历代贤者针对国家安全的“内”“外”,辩证地提出了“居安思危”的观念。“外宁必有内忧”即是其代表,《左传》早就提及“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东晋面临内外之患时,晋王羲之也提出,“外不宁,内忧已深”,建议不要北伐,“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否则“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

   古代“国家安全观”的局限性

   古代的国家安全观,从中华民族构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眼光来看,也有部分局限,但学界对之甚少提及。

   (一)重中原而轻“夷狄”

   以二元心态对待“中央”与“边疆”,重视少数民族边疆政权对中原政权的“国家安全”的军事威胁,但在文化、观念等“总体安全观”上又轻视边疆民族,导致秦汉开始的郡县制始终在边疆地区无法顺利推行,更无法形成“总体安全观”。中原王朝虽以“天下”来看待国家,但“王者不治夷狄”思想始终根深蒂固。这与“国家安全”中的地域层次差别观念有关。中国历史上,所谓“夷狄”与“中国”的区分导致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长久不断的战争,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南下进入中原,甚至早在先秦就发生过“四夷滑夏”、犬戎破镐京之事。中原王朝对“夷狄”虽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却在战略层面轻视其政治、文化、经济,从而产生了“君子不治夷狄”的思想。先秦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鄙视中原政权以外部族,一面屡遭“夷狄”入侵,一面却始终采用防御守备态度。汉时期,既有卫青、霍去病、赵破奴深入匈奴千里之地等主动保家卫国之举,又有“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的被动局面, 但终不能彻底解决北部边疆面临的安全问题。江统在《徙戎论》中,提出迁徙戎狄,以保国家平安:“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则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但历史证明,这个策略也是失效的。

   从秦汉到宋代,中原始终在北方或者西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下,处于繁荣与萧条、和平与混战之间,但“王者不治夷狄”的观念依然持续不绝,直到宋代苏轼还在《王者不治夷狄》中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 苏轼等人主张对边疆民族地区消极治理,可能与他对宋的“文化安全”担忧有关,即所谓“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 倡导和谈而鄙视军事开疆的论调在宋代不绝于耳,例如朱台符的《陈边防事疏》颇有代表性,其讥讽秦皇汉武“逞志一时”,主张对敌要采取中道(和谈),“臣闻蛮夷猾夏,《帝典》所载,商、周而下,数为边害。或振旅薄伐,或和亲修好,历代经营,斯为良策。至于秦筑长城而黔首叛,汉绝大漠而海内虚,逞志一时,贻笑万代,此商鉴不远也。顷者,晋氏失御,中原乱离,太祖深鉴往古,酌取中道,与民休息,遣使往来。二十年间,罕闻人寇,大省戍边之卒,不兴出塞之兵。关防谧宁,府库充溢,信深得制御之道也”。 这种“王者不治夷狄”思想,是“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过度扩展,其在中原王朝不够强大时,仅仅以实现自我区域的“控制权”而达到国家的安全状态。而在“疆土意识”“文化安全”上,过分强调“中央”与“边疆”的区别,夸大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距,刻意营造“边疆”概念。有学者认为,这就会导致难以向“中外之防”过渡。

   元朝的建立使汉族王朝为中心的正统“中国”被打破,出现了多个文明群体,“夷狄”意识淡化而“外国”意识增多。 此后,“夷”逐渐成为中原王朝之外——“外国”的代名词。但“王者不治夷狄”思维导致明清面对周边或西方国家侵略时,持以保守思维。不少士儒不顾西方社会在16世纪以来追求去边疆化的趋势以及中央与边疆同质化的时代潮流,依然以“圣王治夷之道”来消极对待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崛起。例如,传闻清代魏源在道光年间所作《道光洋艘征抚记》依然倡导“《春秋》之义,治内详,安外略”以及“必以化内之法绳之,其求之也过详矣” 的思维,认为不必去花费大力气治理边疆、不必统筹“国外”局势。

   (二)重文轻武

   部分历史时期的“文重于武”的观念对维护“国家安全”带来一定消极影响。一般而言,由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建立或与其血统有关的政权,更推崇用武力来维护国家安全,而汉族建立的政权则多通过以羁縻、怀柔以及军事征讨等“文武共治”方式来安邦。但是,宋代开始兴盛崇文抑武观念,以“和”换“安”。宰相李昉上疏,认为汉高祖以三十万之众,却困于平城,而采用和亲之策“其利甚溥”,宋可以“不烦兵力,可弭边尘”,“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 这明显体现了宋朝在国家安全防备中轻视军事的心态。在“以文制武”的原则指导下,宋在国家安全战略上趋于“保守、尚和、消极”,削弱了捍卫“国家安全”的效益。宋以货币贿赂来代替武力行动,虽然表面上换取了国家安定,但国力逐渐走低,雍熙北伐失败后,又丧失了收复燕云的信心,并进一步发展为“守内虚外”方针,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把政权内部的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内容。面对周边政权的不断扩张,宋从主动进攻转为防御,“和戎”成为主导思想,“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消极军事战略成为主流。当然,若从显德七年(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宋的背景下来思考,宋代的扬文抑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时代发展到八百年之后的晚清,冯桂芬、张之洞依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用儒家的“三纲八目”来对付西方的坚船利炮以维护国家安全,已落后于近代潮流。

   (三)重谋轻力

   “重谋轻力”即重视军事计谋而轻视军事战斗实力。中国战争史上虽然有不少出奇制胜的典范,但一定程度上的“重谋轻力”观念对古代国家的安全带来消极影响。例如,《孙子兵法》与历代其他兵法都讲求技巧、权谋、手段,却始终轻视保障国家安全的军事实力建设和战术武器研发。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中原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得不消极对待北方游牧政权的骑兵进攻。有学者指出,西方在事关国家安全的军事战略上,重兵器,重实力,重财力,而中国传统则相反,这种重谋轻力倾向的结果就是忽视军事训练、无职业化军队、缺少大型战争武器,其原因与先秦“寓兵于农”,此后历朝又施行征兵制、募兵制、士家制、隋唐府兵制、明代卫所制、清代八旗制均密切相关。

   古代国家实现安全战略的相关建设

   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要得到具体落实,必须有国家行政机器来组织实施。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形成后,历代政权针对国家安全,在基础建设、地理认知、边防层级、机构设立等多个方面综合打造安全战略体系。

   (一)遣师戍守

   禹划分九州,“随山刊木”,定立疆界,并“奠高山大川”,为其命名,为部落联盟的安防建立了基本形态。 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广设隘、津、渡。“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 “关”也在国防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者何?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也”;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关,以木横持门户也”;《周易》则解释为“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形象说明了先秦时期王国防御的重要。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的玉门关、萧关、大散关、斜谷关、骆谷关、子午关、峣关、函谷关、孟津关,西南地区的灵关,岭南地区的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严关,均在国家战略防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隘,则是指地形狭隘。隘处必阻,艰险难行,很多“关”建立在隘口之上。津和关相异,但往往关、津并设,汉唐金城关、凤林关,明代靖虏卫的索桥关均如此。有学者指出,汉文帝、景帝通过变换关东的关隘制度,来调节中央与诸侯王国之间的关系,化解国家整体安全受威胁的局面;也有学者认为,汉武帝东迁函谷关,增强了国家对东部安全的掌控。除了关隘这种军民管控战略机制之外,与此相关的马政、出入使用的“符”“传”“令”,也与国家安全防御有着密切关系。古代还对一些特殊地形,例如对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陉”也特别重视。陉,即指山脉中断的地方,这种山区与平原交接的地区,往往与古代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北方游牧部族往往通过这些通道进入中原地区,威胁中原政权的安全。《史记》记载,“赵与之陉,合军曲阳”。 以太行八陉为例,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是华北平原与西部地区的交界线。有学者指出,从春秋至明清,该地区干戈不息,朝代更迭之外,而太行为可依恃之险,秦昭王曾依据太行“威天下”,汉以太行“得天下”,魏以此“争天下”,唐以此“并天下”。

   (二) 重视舆图绘制

   国家增强对古代地缘、地理的认知,以增益“安全”之术。古人对于现代语义上的“地缘政治”非常注重,也认识到地理知识是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国防上,看重测量测绘、地图制作、营镇分布,军事指挥官能够依靠地图迅速了解到双方的战场与后勤情况。从“九鼎图”开始,地图就被赋予了国家政体的象征意义,“铸鼎象物”就可以阐释为在华夏政治中,由分散的部落向中央集权的转化。此后出现的《山海图》《禹贡地域图》《隋诸州郡图经》《元和郡县图志》《西域图记》《海内华夷图》《十道图》,宋代《九域守令图》《华夷图》《六经图》,以及为防御西夏和契丹而绘的《西夏地形图》《契丹地理之图》,均与国家概念上的安全防御有关。宋真宗景德四年,皇帝“诏翰林遣画工分诣诸路,图上山川形势、地理远近,付枢密院,每发兵屯戍,移徙租赋,以备检阅”。 元代以后的《舆地图》和《明代广舆图》,以及清代《山海舆地全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对捍卫国家安全而言,越来越详细实用。例如,清康熙四十八至四十九年(1709—1710年),清廷对黑龙江地区进行地图测绘,以此测绘结果来确定《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有关边界的内容,该图后来还被统一编制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地图集之中。 清代松筠也提出,“守边之术,宜乎审隘绘图,使各汛官兵熟于道里轭塞,方于缓急有益”, 说明了“绘图”对于守边、卫国的作用。

   (三)以边拱安

国家积极营建边防“安全平衡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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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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