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艳红 李子薇:国内学术界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2-08-07 00: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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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艳红   李子薇  
例如,曾盛聪在《海峡两岸青年政治价值观异同比较》一文中指出,两岸青年政治价值观在政治效能感、政治理想、政治现实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相通性。(25)蒋明军在《80后与90后大学生价值观系统比较研究》中以纵向视野进行历时性的比较,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从职业价值观、婚恋价值观、消费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六个维度来分析“80后”和“90后”大学生在价值观上的共性与差异。(26)此外,亦有学者对不同类型的对象群体加以比较,如喻永红总结此前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描述性研究,从而对不同类型的学生价值观展开比较分析。(27)

  

   (三)鼎盛:2012年以后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词,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从而使得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国家支持,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也达到了鼎盛。这从下面的趋势图(见图1)中可以得到明显的反应。与此同时,伴随新媒体技术和量化研究方法在国内的迅速普及,除了政治价值观的理论研究之外,关于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图1 总体趋势分析

  

   第一,在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为政治价值观研究中的显学。推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兴起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是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复兴;二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成功。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其本身就是政治价值观中的核心要义,因此,对这些理念的研究与阐释自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第二,在实证研究方面,研究群体进一步多元化,港澳台青年、边缘群体、农民群体、少数民族群体都受到学者关注。在港澳台研究方面,杨红柳从归属性和赞同性两个方面讨论了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问题。(28)尚红娟对台湾15-39岁的青少年人口展开实证调查,认为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使得台湾青少年群体表现出更多的“人造独”现象。(29)赵凤莲等学者在回顾澳门青年世代政治价值观的历史演进基础上,关注其政治价值本位、价值取向、政治人格和政治参与的转变方向。(30)

  

   这一时期,边缘群体的政治价值观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学者王桂芬分析了弱势群体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特征,认为应当培育新型弱势群体参与型政治文化。(31)曾燕波关注到第一代农民工子女的政治价值观问题,指出应对处于城市生活边缘的“农民工二代”的移民倾向、社会矛盾、政治诉求以及参政道路等展开讨论。(32)与此同时,农民群体的政治价值观研究依旧受到显著的关注,并表现出更多的反思倾向,实证调查更趋于科学。刘伟围绕普通农民的一般性政治心理展开研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着对一般农民的关注度不足、政治价值取向认识不清等问题。(33)肖唐镖及其团队基于江西等五省(市)1999-2011年五次田野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十余年来农民政治价值观呈现现代化或世俗化的总体趋势。(34)

  

   这一时期,还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政治价值观调查,较为典型的是朱海龙从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心理、语言压力、环境压力五个维度编制问卷,对36所高校的1128名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调查,认为他们的价值观认同存在着顺序倾向性,即文化心理、道德价值观、政治价值观、语言压力、环境压力等。(35)

  

   可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构成了2012年之后国内学术界研究政治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一时期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定量研究的技术运用得到显著提升。2012年之前,国内学术界在政治价值观的定量研究方面较为薄弱,相关的文献仅十余篇;2012年以来,随着政治价值观研究的进一步热门化以及学术界量化分析技术日趋成熟,这一领域的定量研究层出不穷,相关成果约有近百篇。最典型的是,池上新在《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一文中,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中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变化:威权主义弱化但民主主义趋向没有显著变化,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6)李路路等依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V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价值观变迁,从政体偏好、政府偏好、政治重要性、政府信任度、政治顺从等维度加以测量。(37)李艳霞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代际差异”理论为框架,以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中国大陆在1989-2014年的五波数据为样本,展开多元回归分析,认为中国公众的“后物质主义”表现出较明显的“代际递增”和“时代递增”趋势。(38)

  

   研究方法的重心转变,也使得量化研究的相关成果从描述性向解释性转变。早期的研究多是对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价值观进行描述与总结,学者们的研究也多是从不同的侧面丰富政治价值观测量的准确性和系统性。随着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日渐深化,大量的国内外价值观调查数据库愈加丰富,国内学界开始有条件、有能力利用相关数据资料展开跨国跨地区的比较研究,这大大地丰富了国内学术界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思路与学术性,也增强了研究结论的解释性。

  

   三、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学术反思

  

   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从无到有,研究内容也从早期的片面化、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立体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更是日益丰富,可以说成果丰硕、进步明显。但是,通过对这三十年学术研究的系统回顾,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依旧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

  

   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政治学视角的研究成果相对不足,限制了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政治价值观既可以理解为政治文化的次一级概念,又可以视为价值观的次一级内容。在政治文化中,政治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更基础性的概念,被视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目的或动机,解释着人类的态度、规范和意志,也指导着个体的行为。(39)在政治文化意义上理解政治价值,表现出更多的评价取向,也具有明显的解释倾向。而从价值观角度来看,价值观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40)在此基础上,政治价值观可以界定为个体在政治领域的价值取向,反映其对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评价。在价值观意义上,政治价值往往被视为一种个体政治取向的表现,具有描述性倾向。

  

   围绕这两种倾向,国内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两个群体。其中,政治学学科群体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关注这一问题,往往会将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发展、政治转型、政治稳定以及国家治理联系起来,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去论证因果逻辑。而教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群体主要从价值观的层面关注这一问题,往往将政治价值观视为一个培育与教育形成的“成品”,故而在学生群体中,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在市民群体中,它是公民教育的表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更多地将重心放在价值观的教育层面上,而政治学视角的研究成果仍然匮乏,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失衡。出现这种失衡的原因并不在于教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多,而在于政治学的专门性研究过少。这种失衡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对象的选择受到限制,研究范围狭窄。由于本身聚焦于教育问题,关注点在“是什么”,因此,很多研究者选择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这就大大限制了政治价值观研究的广度。二是研究价值难以凸显。一些研究仅仅做了描述性的概括,不具有解释力;一些研究的落脚点往往在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上,但很多建议都陷入泛泛而谈的境地,可操作性有限,研究成果缺乏深度,其价值也难以显现。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核心概念界定模糊,测量指标体系混杂。就概念界定而言,当前的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概念并没有最基本的共识,从而限制了对话与交流的空间。有的学者认为,政治价值观“是社会成员个人或群体所具有的,何种政治模式是值得期待或值得认可的信念”(41)。有的学者干脆将政治价值观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政体模式。(42)最新出版的《牛津政治行为研究手册》则将政治价值观分为政治宽容、政治信任、福利国家偏好、全球民意、公民身份、民主价值观六个方面。(43)肖唐镖在梳理以往国内外对政治价值观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政治价值观“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价值的认知评价与取向,亦即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中个体自身的价值及其与群体(集体社会民族政府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观期待与选择”(44)。概念的模糊性当然与政治价值观本身的复合性有关。前面已经提到,从概念界定上讲,政治价值观既是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又是价值观的一个下属层面。因此,政治价值观本身就具有“政治”和“价值”的双重属性,而在研究中不同的侧重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就具体的政治价值观测量方式与测量维度而言,由于当前的学术界并没有建立较为规范和科学的测量标准和体系,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在进行测量时差异较大。世界价值观调查在涉及政治价值观时,主要测量的是公民对各种政体、民主价值以及个人权利三个方面的认知、情感与评价,并由此设定相关问题。史天健将政治价值观区分为“权威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基本类型。(45)李路路、钟智锋根据“政治重要性、政治信任度、政府偏好、政治顺从和政体偏好”五个维度设计相关问卷,并将政治价值观的类型分为全能主义、权威主义、后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四种。(46)肖唐镖则以民主观、法治观、权利观、政府观和政党观为测量指标。(47)赵波文认为,政治价值观是有关那些永恒价值的取向,因此,他从民主观、法制观、权利观、公平正义观四个维度加以测量。(48)可以说,每一篇实证测量的研究文献几乎都有不同的指标体系。概念的模糊与测量指标的不统一性,使得诸多这方面的研究陷入“各说各话”的怪圈,研究成果之间也难以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

  

第三,从研究设计来看,虽然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但在调查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方面仍有许多不足。一方面,诸多自主进行的抽样调查受制于研究者自身的调查条件和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对象选择上缺乏科学性。例如,对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调查,一些调查的样本仅是一所学校的学生,不具有代表性;一些调查虽对多所学校进行随机抽样,却很少采用分层抽样,且所选择的学校有限,代表性进一步减弱。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对不同群体的研究设计缺乏针对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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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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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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