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红:法国大革命时期古典形象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2-08-02 21: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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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红  
强调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和商业性质,古典共和国逐渐成为陌生的“异乡”。过去的陌生化源于进步和发展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具有无限性和开放性。观念学派认识到人类“无限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 indéfinie),完美的状态在于未来,而不是想象中过去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初,德尔菲科公开批判西塞罗“历史乃人生之师”(Istoria Maestra della vita)的信条:社会各方面都在进步,如果在制度和习俗上因袭前人,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

   雅各宾专政这段戏剧性的插曲,以独特的方式深化了关于古典对于现代社会意义的反思。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质疑古典文明的典范意义,但雅各宾派革命者又将古典共和国推向了前台,并以特别醒目的方式展现了古典导师的“不合时宜”。这不仅刺激了沃尔内等人的批判性思考,也启迪了后来的革命者,革命观念应具有新的“时间性”。1852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强调,“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因此,古典从“典范”到“异乡”的转变,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历程。

   雅各宾派对古典的利用既是选择性的也是笼统的,沃尔内等人的批判同样笼统。不过,即使经历这场批判运动,古典文化仍然在法国有着持久的影响力,拉丁语和希腊语在19世纪法国教育中的地位之争就表明这一点。当代法国经济史研究者对古典人文教育的长期延续仍耿耿于怀,认为古典文化是19世纪法国社会的一道阶级壁垒,是资产阶级排斥下层人民的文化符号;它诱使学生脱离生活实际,导致法国精英阶层缺乏进取精神。这是18世纪经济学批判的余音。然而,19世纪教育中的古典,已经不再是18世纪那种超越时间的典范了,它成了批判性的研究对象。观念学派在当下与古典社会之间建立起的历史距离感,使得研究者以他者眼光来观察古典成为可能。古朗日创作《古代城邦》便得益于观念学派的贡献,他对古今社会差别的认知,与贡斯当的古今自由之别一脉相承。

   古今之间的时间距离也导致中世纪地位的变化,实证主义者开始调和现代法国与中世纪法国的关系,他们开始寻找现代社会的中世纪渊源。浪漫主义时代的史学家梯叶里和基佐等人,在中世纪发现了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秩序的源头;七月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历史不再只是阐明希腊文和拉丁文入门知识的注解了,它拥有自身的目的性,尤其是应成为“一项民族教育”。中世纪不再是黑暗野蛮的时代,“君主制的辉煌记忆比雅典或罗马共和国更有价值”。这是一种新的时间秩序,我们甚至在拿破仑那里就看到了它的端倪。类似的转变并非限于法国,在德意志,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便从拥戴法国革命的“希腊—高卢迷”,变成狂热的日耳曼派。此前,他极为鄙视中世纪,但到19世纪初,他已经开始歌颂中世纪德国的伟大了。这种转变的重要背景之一,便是对法国大革命尤其是恐怖时期的反思。它发生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勃兴的时代,触发了新的历史意识,并酝酿着民族国家历史的全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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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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