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红:法国大革命时期古典形象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2-08-02 21: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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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红  
意大利人德尔菲科尤其值得一提。法国大革命时期,此人在那不勒斯政坛十分活跃,并与观念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书信往来。1791年,德尔菲科出版有关罗马法的论著,表达了对罗马遗产的憎恨,认为这种压迫性的重负摧毁了意大利的政治和法律生活。1808年,德尔菲科发表更具震撼力的著作《关于历史的不确定与无效的思考》。他十分尊重孔多塞和沃尔内,但他更进一步,不仅表明历史根本不可靠,而且认为它完全无用甚至是有害的。他集中抨击了罗马共和国的“榜样”:罗马的“空气从来不有利于美德,也不利于美德的呼吸”。罗马史就是野蛮人民的历史,加图和布鲁图斯之类的英雄,只是傲慢残忍的背信弃义之徒,以他们为楷模只能造成名副其实的道德堕落。在德尔菲科的笔下,雅各宾派信奉的古典楷模已经被彻底颠覆,历史导师从神坛上跌落。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德尔菲科对罗马文化遗产的彻底否定自然激起了强烈反响,其程度比沃尔内1795年的讲座在法国的反响还要大。他的这部著作短时间内再版三次,引起对历史用途和历史教育的意义的广泛讨论。

   应该强调的是,观念学派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古典参照从法国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同代人还没有远去;在艺术领域,新古典主义的支配性影响将持续到19世纪初。拿破仑掌权后,古罗马元素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很醒目,如执政官和元老院这样的政治机构,以及凯旋式之类的日常表演,画家大卫也继续为新政权添加古典修饰。拿破仑甚至因为醉心于古罗马,而被今天的历史学家称为“最后的罗马人”。

   但这种延续性中也有明显差异。拿破仑偏爱的是帝国的罗马、军事征服的罗马,喜欢以恺撒为参照,而这显然与雅各宾派仰慕的布鲁图斯的罗马大不相同。此外,大革命的经历和热月后对古典崇拜的批判,对拿破仑本人同样有影响。称帝之后的拿破仑并不乐意将他的帝国类比于罗马帝国,他觉得提比略、尼禄等皇帝的统治是非法的。拿破仑意识到,应为法国人寻找新的民族认同资源,这就是高卢人和凯尔特人的传说,相关研究在帝国时代成果斐然。查理曼也是拿破仑的重要参照,不止一个学者指出,他在1804年的加冕礼参照的与其说是罗马帝国,不如说是加洛林帝国。拿破仑在无意间将当下的法国与启蒙哲人鄙视的中世纪建立某种联系,作为“最后的罗马人”,他似乎已经站在新的历史意识的边缘,随后的思想家通过对一系列概念的时间化,使这种历史意识更加明晰。

   四、古今之别与概念的时间化

   在奉古典美德为楷模的革命者那里,古典是超越时间的,是适用于当下的永恒的道德和行为典范。这种不考虑时代变迁而将历史视为当下之典范的观念,是“历史乃人生之师”信念的具体表现。正如西塞罗说的,历史中全是榜样。圣茹斯特等人并非没有意识到古今之别,但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的确将古典美德甚至某些古代制度,视为缔造共和国和“新人”的典范。热月之后,沃尔内等人的思考,一个最基本前提就是强调古今之别,不仅体现为大国与小城邦的不同,更有社会经济条件之别;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关键在于古今社会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集体生活的根本目标上的巨大差异。贡斯当、托克维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以明确的、概念化的形式总结了这种变迁与差异。

   在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那里,古典共和国为法国树立了楷模,但在西耶斯和孔多塞等人的理论中,共和国应以代议制和个人权利为基础。当代学者基思·贝克认为,孔多塞等人实现了法国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革命后的思想家们进一步厘清,例如革命期间使用的自由、民主这类古典概念造成的困惑。为了让民主革命中大力弘扬的概念适应现代人的要求,革命后的思想家对概念进行了“时间化”处理。

   笔者曾讨论过托克维尔论著中“民主”概念的时间化问题。在借用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的思路时,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就欧洲大陆的经验而言,鞍型期(1750—1850)是从等级—团体社会向公民平等的现代社会转变的时代,这个转变在概念史上表现为概念的单数化,即“自由”等概念应该适用于所有人,而不是因人而异。当观念学派强调,古典自由是建立在城邦公民与奴隶的不平等之上时,便已经指向概念的单数化。托克维尔对现代民主的考察,正是基于下述现代意识之上:在民主社会的人看来,凡是适用于自己的真理,都同样地适用于其他人。E概念的单数化主要针对的是等级—团体社会中权利观念的差异化,雅各宾专政之后面临的一项任务是清理古典概念中过时的残留。

   1795年5月,贡斯当来到巴黎。在经历了此后20余年的政治风暴之后,1819年,贡斯当在巴黎发表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他对“自由”概念的重新阐释,与热月以后反思古典崇拜的思想密切相关。贡斯当年轻时在爱丁堡学习,在革命之前就已了解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在投身法国政坛期间,他与西耶斯有较多交往,并分享了后者的一些重要观念。贡斯当认为,要理解当下的政治,必须考虑两个新要素,一是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及其给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带来的后果;二是政治经济学家推动的关于现代商业社会的研究。他关于古今自由的比较,正是基于对这两个要素的认知之上。这篇演讲有着明确立意:雅各宾派对自由的理解是一种时代误植,完全忽视了时间变迁,崇拜古典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应对现实。

   贡斯当在质疑卢梭和马布利(Mably)时说:“他们自己没有想到,2000年的时间总会使各民族的气质和需求产生某些变化”;革命期间的崇古派误以为法律的普遍意志必定“胜过记忆和时间的力量”,但“文明的进步,贸易的时代趋势,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肯定能够使追求个人幸福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以追求自由为使命,那么这种自由绝非雅各宾派推崇的古典自由,而是应时代变迁而重新定义的自由,这就是贡斯当对自由概念的时间化。当他援引孔多塞的观念,指出古代人“没有任何个人权利的观念”时,可谓切中了古今自由之别的关键,由此可以导出自由概念时间化的一系列推论。雅各宾的美德共和国效仿古典,秉持节俭的共和原则,将个人所需限制在必需的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静态的观念,它妨碍财富的增长,遏制天赋的发挥,从而限制了个人自由。现代自由适应公民对个人成就的追求,社会不应对这种追求设限。这就扩展了科泽勒克所说的新的“期待视域”:现代社会的自由必将创造出古代从未见识过的新局面,显示出贡斯当与某些启蒙思想家的差异,因为在后者看来属于共时性的类型学问题,在他看来是时间问题。贡斯当曾提到他与孟德斯鸠的不同。孟德斯鸠认为,生活在平民政府下的古希腊政治家只知道美德的力量,而当下的政治家只向我们谈论制造业、商业、财富乃至奢侈品。孟德斯鸠认为,这是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差异。但贡斯当说,差别应该归因于古代与现代的精神对立。

   平面化的类型学与时间化的概念之间的差别,通过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可以更好地展现出来。当孟德斯鸠通过气候、领土面积等标准进行政体分类时,很难看出各个政体之间的先后顺序。但托克维尔在讨论民主时,不仅赋予民主新的内涵,即社会不断走向身份平等的运动,而且将它放在一条时间轴上:民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深入,与之对立的贵族制逐渐走向衰亡。当这样的时间轴确立之后,古典希腊罗马不可能比现当代更具平等精神,不可能是当代民主的楷模。即使是古代世界最具民主色彩的雅典城邦,在托克维尔眼里也只是贵族制共和国,因为它完全无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的权利。他认为,雅各宾派宣扬的简朴节制、大公无私的共和美德,是一种贵族社会的道德原则,其实质是要把悬殊的贫富差距永久化;现代民主不仅意味着身份平等,也意味着个人对幸福且首先是对个人财富的无限追求。

   托克维尔的手稿研究专家梅洛尼奥注意到,在《论美国的民主》出版时,托克维尔删除了一条言辞尖锐的注释:“总把我们时代的民主与古代所谓的民主相比,真不知厌烦……二者在所有问题上都有显而易见的不同……根本不必拿亚里士多德来说服我。对我来说,看看古代人留下的雕塑就足够了。”托克维尔并非认为古典文明完全没有意义,但他把这种意义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梅洛尼奥还认为,托克维尔观察古代的视角,类似于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远眺的目光”(regard éloigné )。阿赫托戈在讨论托克维尔的“未来主义”时,也运用了这个概念。古典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是一种时间中的“异乡”,这也是他考察美国社会后产生的意识。对于这个“异乡”,他的态度类似人类学家眼中的原始社会:它或许可以映照出现代人的缺憾,但并不意味着它的制度和风俗可以移植到现代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强调雅各宾派古典崇拜中的时代错误,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引述了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著名言论,如前者在1794年2月5日的演讲和后者关于丹东罪行的报告。他们指出: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同体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他们认为必须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又力图以古典古代的形式来造就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迷误!

   圣茹斯特临刑前的迷误,鲜明地展现了古典共和国理念移植到现代商业社会之后产生的悲剧性错位:

   当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人权”大牌子,怀着骄傲的自尊说“正是我创造了这个业绩”时,这种迷误就悲剧性地显现出来了。正是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里所说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体的人,正像这种人的国民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典古代的一样。

   这段评论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思想家批判古典典范的凝练和升华。有学者指出,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因素,所以他们认为工业革命是比法国大革命更重要的时代经验。从苏格兰经济学家和观念学派,到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思想家对古今之别的理解,都基于某种社会经济前提。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贡斯当等人更进一步,他们在将历史概念彻底时间化的同时,提出一个更为明确的、超越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方案。卡洛·安东尼曾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融合了现代自然法思想和历史主义的创造。启蒙思想家张扬自然法原则,批判古代奴隶制,就是对这个原则的运用,而历史主义则将运动和变化的观念贯穿到对历史的认知和表述中。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阶级斗争形式时,就已经将历史概念时间化了。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独特性,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成为通往未来美好社会的前奏,这就是科泽勒克所谓“集体单数”(Kollektivsingular)的“历史”的典型表达。在这种历史哲学中,古代希腊罗马不再构成当下社会模仿的典范,它与现代社会的关联甚至比中世纪还要弱,这一意识已然呈现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浪漫主义史学中。

   结语

   马克思没有完全否定雅各宾专政的历史意义,“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资产阶级社会虽然缺少英雄气概,但它的诞生却“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基思·贝克强调,法国大革命的独特性不应简单归为古代人的自由优先于现代人的自由、古典共和主义优先于启蒙进步主义的错误理念,而在于它将二者结合在了一起。经历很长时间,这种矛盾性结合才最终瓦解。

旧制度末期,法国政治精英对待古典文化的态度,已经展现出矛盾性。“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可以上溯到启蒙时代,在热月之后得到更明确的表达。它吸收了18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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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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