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红:法国大革命时期古典形象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2-08-02 21: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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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红  

   如果说罗马元素几乎贯穿革命政治文化的始终,那么,斯巴达元素则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和领域很突出,这就是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教育计划。当时的一些规划明显受斯巴达的启发,有的规定学生“每天以歌唱和赞美最高主宰开始,然后是关于人权的半小时对谈,内有法兰西共和国和古代共和国最高尚公民的历史”。但最重要的计划是勒佩勒蒂埃(Lepeletier)起草的,于1793年7月13日由罗伯斯庇尔在议会宣读(勒佩勒蒂埃于当年1月20日因投票赞同处死路易十六而被刺杀)。该计划并非完全照搬斯巴达的模板,它强调公民教育是为了给各行各业培养刚健正直的人才,而来库古的立法只是为了培养战士。但它有关公民教育的部分,的确让人以为是想建设“斯巴达的兵营”。它建议,男孩从5岁到12岁,女孩从5岁到11岁,一律交由国家开办的学校培养,孩子必须接受严格规训:

   监督体系应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每个小时的活动都必须规定下来:睡眠、用餐、劳动、锻炼、休息;整个生活制度要一成不变地确定下来……体力劳动的种类要明文规定;体育锻炼必须明确……除了日常所需,孩子们不得有任何多余之物,仅限于绝对的必需品。就寝条件应该很艰苦,饮食……只能是粗糙食物,衣着……必须是粗布衣衫。

   勒佩勒蒂埃说,人们在中学读书时,曾在斯巴达的历史中看到公共教育的理想是如何实现的。当他起草这个计划时,脑子里无疑闪现出榜样来库古。

   奥祖夫认为,应从雅各宾派“民族再生”的政治文化,来理解这个计划何以受到青睐。国民公会的教育辩论从1792年12月就开始了,此前孔多塞(Condorcet)的计划影响颇大,但审判国王等重大事件导致辩论被拖延。当罗伯斯庇尔宣读一位因投票赞成弑君而遇刺的议员的计划时,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这个方案表现了一种典型的“坚持不懈的再生观念”。“我深信必须进行全面的再生,而且……应再创一个新人类。”孔多塞的教育计划崇尚自由,但这个计划带有怀疑的眼光:五岁的孩子就因为家庭的影响而被塑造过,他们身上也有必须根除的恶习。所以,雅各宾派青睐复古主义教育,同样是因为古典楷模有利于缔造一个公共利益至上的情感共同体,有利于剔除一切妨碍公共意志的个别性考量。

   对于雅各宾领袖来说,频繁援引古典榜样也是为了在公众面前塑造自我形象:罗伯斯庇尔是“不可腐蚀者”,圣茹斯特是“美德之人”,只有在古典共和国才有他们最纯粹的楷模。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最后一次发言,他在演讲中提到罗马卡庇托林山的塔尔皮亚岩石,传说叛徒就是从这里被扔下悬崖。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到这个隐喻,是年3月13日,他向国民公会提交报告,号召人民向敌人开战:“塔尔皮亚岩石在哪里?你们难道一点攻击贵族的勇气都没有?”7月27日,他说:“谁要是在议会的讲坛上宣布政府成员偏离了明智的道路,那么这个讲坛就可能是塔尔皮亚岩石。”但这一次,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的阴谋真的出现了,而且就降临在他的头上。

   三、热月之后观念学派的反思

   一个致力于创造新人的体制,却总要以头脑中的古典为参考,这种“倒退着走向未来”的悖论,或许印证了玛丽莎·林顿的判断:革命者缺乏足够的能力规划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热月政变是厘清过去、当下和未来之关系,重新认识未来,以重构“历史性体制”的契机。热月政变同样导致一场文化变革,当时的文化反动有一种“还俗”的意愿,很多看似夸张卖弄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可以视为对恐怖时期严厉氛围的纠偏甚至叛逆。追慕古典英雄的雅各宾潮流,成了被取笑的对象。1795年4月,一出名为《革命委员会里的现代阿里斯蒂德们》(阿里斯蒂德是马拉松战役中的雅典英雄)的戏剧上演,轰动一时,作品对拙劣模仿古典的无套裤汉进行了无情嘲讽。

   在理论层面,热月党人有更为建设性的思考。沃尔内率先系统阐述古典根本不值得现代人效仿。沃尔内是百科全书派的继承人,作为一名接近吉伦特派的议员,他在恐怖时期被逮捕,热月政变后获释。他被视为启蒙和革命时代一个更具现代色彩的思想流派的一员。1794年10月高等师范学校建立后,沃尔内担任历史教员,并于1795年初发表系列演讲,阐述他对历史学习和研究、历史功能等问题的见解。他在最后一讲讨论了历史对个人和民族的影响,并在演讲的最后严厉批评了古典教育培育出来的古典崇拜现象:

   有些古典著作被过分吹捧,诗人、演说者和史家,不加分辨地把这些书交给青年,让年轻人的脑子里装满了古典的原则和情感……点燃他们天然的模仿欲望……

   沃尔内反感宗教狂热,相信理性和进步的力量。在他看来,大革命期间崇拜古典既是对历史的滥用,也是一种迷信:“一切都要成为斯巴达或罗马的”,“我们的祖先以耶路撒冷和圣经起誓,新的宗派则以斯巴达、雅典和狄特·李维起誓”。但崇拜者心中的美好古典时代完全是一种想象,沃尔内尤其强调了奴隶制的罪恶,认为这与现代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并无二致:

   四百万古希腊的居民,至少有三百万是奴隶,人的身份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就是这些人民的信条,是立法者的信条,这种信条被来库古、梭伦庄严地确认过,被亚里士多德和神一般的柏拉图宣扬过……

   沃尔内对古典奴隶制的批判具有标志性意义,我们在托克维尔那里可以听到强有力的回声:人人生来就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最普遍也最简单”的道理,但罗马和希腊最伟大的天才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即使这些天才曾经身为奴隶,也依然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当沃尔内将权利平等原则同古代史实进行对照时,古典奴隶制的罪恶一目了然。

   在《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意识形态》一文中,著名古代史专家摩西·芬利分析了现代学者对古代奴隶制认知的转变。他借用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的概念,认为17—18世纪欧洲人对古典的兴趣主要是“古物学”(antiquarianism),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这与我们在18世纪古典教育中看到的情况类似。启蒙作家们当然注意到古代奴隶制的存在,而且经常联想到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他们大多认为这种制度是不道德的。但是,即使他们对古代奴隶制有过批判,这种批判的力度并不强于2个世纪前的让·博丹(Jean Bodin)。总的来说,奴隶制似乎是辉煌的古典文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一批经济学家(首先来自苏格兰)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奴隶制,他们不仅认为奴隶制不道德,而且与自由劳动相比是无效的,它阻碍了社会发展。他们从实效和个人权利的角度,而非传统的基督教伦理角度,突出奴隶制的残暴与过时。从此,奴隶制成为他们考察古典社会时的关键议题。

   沃尔内及其所属的“观念学派”,与苏格兰和法国的经济学家存在思想上的亲缘关系,二者形成启蒙运动中一个更具现代色彩的潮流。这个学派的先驱都是笃信理性和进步的哲人,如孔多塞等。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接受过古典教育,但他们更愿意看到历史中的进步,而不是迷恋传说中的古典黄金时代。观念学派之父孔狄亚克(Condillac)说,“罗马人从来没有立法的自由。他们随局势上下沉浮”。对于孔多塞,罗马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帝国时期,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动乱和狂暴。观念学派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关注社会经济问题,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西耶斯(Sieyès),便因其政治经济学观念而超越了对古典偶像的崇拜。不止西耶斯和孔多塞,革命时代批判崇古思想的维尼奥(Vergniaud )也是著名代表,他同样强调奴隶制对经济进步和人类自由的戕害。

   与对奴隶制的批判相应的是,沃尔内认为古典共和国的“美德”完全建立在野蛮的暴力之上,斯巴达人就像美洲野蛮人那样残暴。他们完全根据出身和偏见划分内部阶级、界定外部敌友,“战争就是其生存手段”。对于恐怖时期备受推崇的共和英雄和刺杀暴君的壮举,沃尔内同样不以为然,“匕首亮出时,法律就消失了”,因此,这种行为只能误导公众。他进一步指出,恺撒虽然被刺杀,但没有挽救共和国,因为“自有保民官以来,就不再有权力平衡,罗马人民的意志成了法律”。沃尔内在这里顺带批判了恐怖时期的直接民主,因为他要捍卫他眼中的现代政治原则:古代人没有产生任何适用于现代的政治科学,代议制、分权制衡等“天才原则,产生于现代欧洲”。甚至连温克尔曼倍加称颂的希腊艺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中也受到批判。雅典辉煌的神庙是对劳动和财富的浪费,就像法国的卢浮宫和凡尔赛宫一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因此,在苏格兰经济学家和法国观念学派那里,一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意识已经动摇了古典崇拜,他们认为,现代欧洲的诸多成就早已超越古代——除了现代经济和代议制,印刷术的产生也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这就导致阿赫托戈所谓“时间秩序”的转变,或如科泽勒克揭示的,“历史乃人生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 )的信念已经被明确抛弃。

   大革命之前,沃尔内在东方的游历,以及他对历史废墟的沉思,使他产生出明确的历史变迁意识。当时间不断更新人的生存条件时,过去的经验是否能适用于当下,自然成了问题。革命者推崇的古典,经常是一种无时间的想象,而沃尔内的历史变迁和进步意识则使得他与古典时代产生距离感,这就是科泽勒克所谓的“历史时间”的发现和对“历史导师”的质疑。他在1795年系列讲座的第四讲中,阐述了“历史的用途”问题。沃尔内没有完全否认历史的意义,但对很多问题持高度怀疑态度。一是很多历史作品,尤其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其真实性很可疑,甚至接近于小说。他挑选这个在当时的古典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为例,当然是别有用意。不过,如果结合他在演讲中关于史学方法的论述,可以认为沃尔内对古典的兴趣,已经不再是修辞和道德楷模,而是一种史学批判了。二是历史学追求政治和道德的普遍原则十分可疑,不仅是因为对任何一个事件(尤其是在资料欠缺的古代),要阐明它的前因后果并得出“经验教训”很困难,而且还因为人们在利用此类经验教训时,会由于缺乏鉴别力而出现偏差和错误。所以他认为小学生不应该学习历史,大部分忙于生计的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学,因为他们缺乏成熟的判断力,“一知半解的假学问,比完全无知有害百倍”。

   沃尔内的用意一目了然:雅各宾派对古典的模仿是对历史的滥用。既然古典不是法国未来的方向,那么什么才是合适的替代方案?这就是他在演讲中反复提到的:政治上的代议制和经济上的个人自由。政府的作用就在于保障个人的劳动果实,它就像一家银行,保管的是每个在银行里有股份的人的利益,这与西耶斯的看法高度一致。这也道出了观念学派诟病古典美德的关键:现代政治应服务于个人对成就尤其是财富的追求,而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推崇的古典美德,却宣扬艰苦朴素、个人牺牲、集体主义,这完全不符合现代资产阶级的理念。高毅教授在谈到热月时期资产阶级“金色青年”的反动时指出,共和二年,简朴严肃的大众亚文化的退场,资产阶级政治亚文化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实乃革命大势使然。雅各宾专政的插曲该结束了,沃尔内等人则是“回归常态”的论证者。

   沃尔内的朋友卡巴尼斯(Cabanis),在1799年分析了分权和代议制的优点,认为这是古代人不知道的伟大创造。对古典共和神话的抨击,频频出现在一家十分接近观念学派的杂志《哲学十年》(Décade philosophique )上。在史学领域,原国民公会议员多努继续着沃尔内的批判。他与观念学派关系密切,于1842—1849年出版《历史研究课程》。多努认为,罗马共和国遭受各种直接民主制的混乱,不懂得分权和代表制,不了解真正孕育繁荣的政治经济学原则。莱维斯克则于1807年发表《罗马共和国历史批判》,针对的是从博叙埃(Bossuet)到夏尔·罗兰等一系列鼓吹罗马伟大的作者,认为他们夸大了罗马共和国的成就和美德。

这一批判思潮在法国之外亦有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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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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