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红:法国大革命时期古典形象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22-08-02 21:52:30

进入专题: 法国大革命  

黄艳红  
如关于法国历史的“法兰克版本”,它为贵族派的政治纲领张目,但随着反贵族宣传攻势的到来,这个选项很快被抛弃。英国的政治模式、早期基督教模式、美国革命,都一度被革命者视为可以参考的楷模,但都因为局势的演进而被搁置。是什么使得雅各宾派钟情于古典共和国?林顿认为,古典自身有一些理想化的元素可以为革命者利用,它可以赋予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崇高意义。应该补充的是,这个时期革命者对古典典范的利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他们偏爱古典共和国,以及以简朴、严肃和具有牺牲精神著称的古典英雄,这可以有效地服务于革命政治文化的塑造。

   古典共和典范之所以受青睐,还有其心态背景。法国大革命始终伴随着对阴谋论的恐惧,革命者总在担心敌人编织反革命的阴谋,担心有人想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这种恐惧心态尤其表现在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等雅各宾派的言辞中,他们觉得阴谋无处不在,因此维持内部团结至关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革命者的话语修辞和政治行动,也体现在革命者对古典榜样的利用上。革命精英从古典文本中学到的不仅是一种修辞文化,还有一些关键的理念或信仰。在革命者的想象中,古典共和国的人民具有全体一致、情同手足的共同体意识,是“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原型。与之相关的信念是,这些共和国建立在美德之上,它们是道德共同体,每一个人都追求所有人的幸福而非个人利益。革命者很愿意接受这样的论点:古典共和国是靠公民美德维持的,它比旧制度等级化的政治结构更为优越。德穆兰说:

   普鲁塔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质朴的公民。从中挑选一个你们希望模仿的角色吧……这里没有君主……他们只是为人民的幸福服务……挑选希腊或罗马的质朴公民为你们的楷模、你们的法官吧。

   随之而来的另一信念是,古典共和国的人民比现代人更幸福。真正的幸福唯有通过帮助他人才能获得,因此幸福只能存在于共同体之中。但古典时代也有卓尔不群的个人,也有英雄主义信仰,古典英雄能够为人民的利益成就伟大事业,这对革命者极具吸引力。如果考虑到1793—1794年大革命期间法国面临的危机局面,就不难理解何以雅各宾派偏爱美德共和国,他们可以用这些理念塑造和巩固内部团结,并给自己的政治举措戴上英雄主义的光环。

   不少研究者指出,革命者并没有将古典政治和社会模式完整地移植到法国的意愿,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古典共和国与当下的差别。另外,古典世界有很多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出现的频次最高,但不同的革命者和革命的不同阶段对这些共和国均有明显的好恶。德穆兰特别欣赏雅典,吉伦特派普遍不喜欢斯巴达。但即使是推崇雅典的德穆兰,也认为革命的法国超越了古典共和国。当吉伦特派指控罗伯斯庇尔有斯巴达倾向时,他辩解说自己“根本不想用斯巴达的模子来铸造法国,不想让法国人成为苦行僧”。不过,当其他的历史和文化资源都在革命进程中被否决后,古典便在雅各宾时期的政治修辞中占据突出地位,以至遮蔽古今之间的距离。圣茹斯特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古典榜样对圣茹斯特来说是一种塑造政治身份的工具,他在运用这个工具时,总是根据不断变换的政治局面进行调整。在他那里,古典榜样为净化革命阵营、增强斗争意志提供了强大的修辞力量。

   圣茹斯特早年就读于一所奥拉托利修会中学,革命爆发前一年取得大学法律文凭。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每个关键时刻都与古典话语联系在一起。在成为议会讲坛上的明星之前,他曾于1791年写过一篇政论文章,文中虽然经常提到古典时代,但认为它与现代法国有很大不同,法国的文明程度更高,而罗马的自由是“虚妄的”。不过这种分别并不影响圣茹斯特以古典榜样来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当他还是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时,就自比为被罗马遗忘的老布鲁图斯,把自己装扮成德行高尚的共和派。1792年11月13日,这位“新布鲁图斯”终于等到拯救共和国的机会。他在国民公会第一次发表演讲,这次演讲意义非凡,因为它雄辩地论证了国王必须被处死。根据国民公会的命令,这篇演说词被印刷传播,其中的名言“统治不可能是清白的”还以大写字体印刷,作为全篇演讲的主旨加以突出。圣茹斯特试图证明,共和国不能以普通法律程序审判国王,因为国王是人民的敌人,而普通审判程序只适用于彼此缔结社会契约的公民。国王不是不可侵犯的,因为他的统治本身就是对共和国和自由的否定,所以“根本没有中间道路:这个人要么是统治者,要么死亡”。他援引惩治暴君的罗马共和英雄为榜样:

   暴君就在元老院中被刺杀,没有其他的繁文缛节,只有23刀,没有别的法律,只有罗马的自由……君主根本不是不可侵犯……他的罪行到处都以人民的鲜血书写……鲜血流到了布鲁图斯雕像脚下……

   努马的法律中根本没有审判塔克文的条款……只能根据人的权利(droit)审判……因为我们拒绝的是一个异己,一个敌人……任何公民对他都有布鲁图斯对恺撒的权利。

   圣茹斯特善于调动听众的情绪,布鲁图斯的雕像就摆在议会大厅中,历史与当下交融在一起。他呼吁毫不留情地对待革命的敌人,每个人都应对他们行使“布鲁图斯对恺撒的权利”。这次演讲是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个转折点,它树立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榜样,罗伯斯庇尔附和道:“塔克文也能被传唤到法庭上吗?”于是,古典典范成了革命激进化的催化剂。

   不久,圣茹斯特成为公安委员会的发言人。1794年3月31日(芽月11日),圣茹斯特负责起草指控丹东和德穆兰等人的报告。这篇长达数十页的控词,展现了恐怖时期政治修辞的诸多特征:阴谋论,无情的敌我斗争,“公共利益”至上,以及受古典榜样鼓舞的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他赞赏丹东像古罗马的瓦莱利乌斯(Valérius )一样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位英雄曾建议杀掉所有为塔克文辩护的人,但现在的丹东出于个人情感而对叛国者太宽容。在圣茹斯特看来,私人情感应毫无保留地服从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公共利益:

   在对祖国神圣的爱当中,应有令人恐惧的事物;这种热爱具有排他性,以致毫无怜悯地牺牲了一切……正是这种神圣的爱迫使曼利乌斯(Manlius)牺牲了全部私人情感;正是这种爱驱使雷古鲁斯(Régulus)前往迦太基的深渊。

   圣茹斯特突出了牺牲或献祭(immoler)的重要性,因为密谋反对革命的派别分子就可能藏在人民中,他们伪装成革命的朋友,所以“大义灭亲”是击败叛徒所必需的壮举:“如果你们能够将敌对的派别用来献祭的话,你们将会不朽。”圣茹斯特号召法国人要相亲相爱(即使对被指控的丹东,他都使用听起来更亲切的“你”,而不是“您”),但要憎恨共和国的一切敌人,要以内部的阴谋分子作为献给共和国的祭品,老布鲁图斯不是不徇私情,处死了两个参与反对共和国阴谋的儿子吗?为了击败敌人,法国人应重拾罗马的英雄气概:

   在罗马人之后,世界变得空虚了,只有想起罗马人,世界才充实起来,才能够再预言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引述这句话时强调,除了英雄主义,古典之所以有吸引力,还因为古典共和国拥有单纯简朴的美德,所以“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人”。古典是美德与榜样的储存库。罗伯斯庇尔喜欢自比为西塞罗,认为自己有宣扬和捍卫共和美德的使命。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阐述“政治道德的原则”:

   什么是人民的民主政府的根本原则?……是美德:我说的是在希腊和罗马产生了如此多奇迹的美德,它应该在共和的法国产生更大的奇迹;这种美德……就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你们要时刻不停地拧紧这个共和政府的发条……

   美德有哪些内涵?

   要以道德取代自私,以廉正取代荣耀,以原则取代习俗,以责任取代享受……以对光荣的热爱取代对金钱的热爱,以为人正直取代私下交好(compagnie)……

   共和国或民主的本质就是平等,所以对祖国的热爱必然包括对平等的热爱。这种崇高的情感意味着将公共利益放在所有个别利益之前……受贪婪和野心俘获的奴隶,怎能将自己的偶像献祭给祖国?

   3月3日,圣茹斯特在议会报告中号召,以节俭、朴素的美德对现实的腐败发起进攻,要让贵族“品尝恐怖”。在这场斗争中,“宽容同样是犯罪”,这预示着对丹东的指控。但无情的斗争是为了赢得一种更为高尚的、“斯巴达和雅典”式的幸福,那是“美德和简朴的幸福”,仇恨暴政、“回归自然道德”的幸福,这个国度的人民“以自己简朴的民风建立了共和国”。

   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都用了“献祭”这个词,为此甚至要放弃私人间的交往和家庭情感,这种交往被他们称为“结党营私”(faction,罗伯斯庇尔用过fraction,二者都有宗派团伙的意思)。私人情感可能与共和国的整体利益相冲突,这就需要利用古典英雄形象来塑造共和国高于一切的信念。路易十六出逃后,古典英雄形象更频繁地出现在反暴君和捍卫共和国的修辞中,这可以解释布鲁图斯出现的频率何以如此之高。共和国成立后,布鲁图斯在革命话语中占据突出位置。但罗马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布鲁图斯,一个是卢修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 ),参与了公元前509年驱逐高傲者塔克文的行动,是共和国的奠基者之一;另一个是刺杀恺撒的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 )。两个布鲁图斯经常在共和主义修辞中被混为一谈。所以革命者创造了一个布鲁图斯,他既消灭了专制暴君,也是共和国的捍卫者。由此可见,革命者对古典的兴趣并不在于准确的历史知识,而是它在当下的意义。

   但布鲁图斯在当时政治文化中还有另外的象征价值。老布鲁图斯不徇私情,处死了两个背叛共和国的儿子;小布鲁图斯与恺撒本是朋友,但他为了捍卫共和国而不顾私交刺杀了暴君。自比为老布鲁图斯的圣茹斯特对相关情节都是知晓的,所以,当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指控丹东、宣扬“献祭”观念、抨击“结党营私”和私交时,两个布鲁图斯都是恰到好处的楷模。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5日的演讲中特别提到,共和国需要这种古典美德,“罗马只存在于布鲁图斯之中”;圣茹斯特在以“你”称呼丹东时,又强调要将内部敌人献祭给共和国,这都是在援引古典共和英雄不徇私情、大义灭亲的精神。

   只有移风易俗,古典共和美德才能深入人心,因此革命很自然地扩展到日常生活和教育领域。例如,地名和人名的革命化是革命高潮期的重要现象。在改名的浪潮中,古典是很重要的参照。这种情况并非局限于革命精英阶层,瓦尔省的一个民众协会请愿书说:“本地的无套裤汉一直强烈地意识到,哪些事情有助于摧毁宗教和王党主义偏见……马拉松是我们已经采用的名字:这个神圣的名字能唤起对于人民之友的记忆。”不过,布鲁图斯等罗马共和英雄的名字更受青睐。共和二年,蒙彼利埃的民事登记显示,有25个人叫布鲁图斯,8个人叫斯凯沃拉……

   革命节日也是教化的重要手段。当代法国史家莫娜·奥祖夫认为,革命节日的重要功能,是为了填补非基督教化后已然空虚的“神圣空间”,古典元素无疑是替代基督教的上佳选择。因为在革命者那里,对古典英雄的崇拜是桀骜不驯的青春记忆;而且他们在学生时代就习惯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照关系——当下的阴暗与古典时代的辉煌。在这种对比中,古典共和国是洁净无瑕的共同体,当宗教被排斥后,它可以满足人们对神圣性的需求。

   在18世纪的教育观念中,人的心智就像软蜡一样,需要通过具体形象塑造他们的价值观。革命期间的众多节日,一个重要用意正在于此。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国民公会议员大卫,便是这些节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被称为“共和国的节日庆典大师”。作为罗马共和美德热情的讴歌者,大卫组织和影响下的节日,随处可见古典形象,最偏僻的乡村游行队伍中也有布鲁图斯的画像,罗马共和英雄跟卢梭肩并肩站在一起。罗马人之后世界是空虚的,节日看来填补了这个空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国大革命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694.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