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陵:“仁术”义辨 ——以孟子和朱熹的诠释为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22-07-16 19: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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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陵  
至于杀羊,虽未珍爱羊的生命,这也可谓之不仁——不爱物,但由于齐王并未见羊,心中就不会产生“不爱”或“不仁”的道德自省,所以是做得巧处。如此“仁术”作为巧法,是恰当处理仁礼关系的有效手段,自张载至朱熹都十分看重。其所谓“巧”,是与切实有效相关联的,既为善又可行的行仁举措,方可归属于“仁术”的范畴。张载的学生吕大临,便是如此来看待“仁术”的。

   《论语·雍也》中,有“井有仁(人)焉”一段话,大意是说,宰我问老师:有人告诉一位仁者,井里掉下去了一个人,这位仁者是不是应该跟着下到井里去救人。孔子明确表示,不赞成这样的主张,认为君子可以去救他,但不可以自己下到井里,因为倘若这样,则根本无法救人【17】。吕大临发挥说:

   “井有仁焉”,犹言自投陷穽,以施仁术也已。己自陷,仁将何施!当是时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行救。可欺之,以可救;不可罔之,使必救。【18】

   吕大临解“井”比较特别,是释作陷穽。“井有仁焉”这段话,就像说(仁者基于一般的仁爱心驱使),自己跳下陷穽去施行“仁术”。但是,既然已经自投到陷穽之中,又如何能救人呢?“仁术”作为救人之术,本是出于仁心善意而救人出陷穽的方法。但这一方法由于施救者自己陷入井里,根本无法实施。君子的正确选择,就是可以前往救人,但不能自入陷穽去施救;可用“可救”欺骗陷穽中人,但不能愚弄说一定能救出他。

   吕大临的解释,整个是以如何救人的“仁术”贯穿,体现了仁术在施用上必须注重有效性和策略性。吕大临又跟二程兄弟学,二程对此条语录的理解存在差异。程颐是紧随《论语》本文,略作辞义的疏通,认为君子当明智和依循正道【19】。程颢之说不甚完整,按黄榦的记载,大致有“知井有仁者,当下而从之否”的揣测,像是认可君子下而从井,但这显然会引起质疑:“‘知井有仁者,当下而从之否?’此说恐未当。君子虽不逆诈,而事之是非晓然者未尝不先见也。岂有仁者而在井乎?虽有之,君子不往也。”【20】在朱熹学生,“君子”或“仁者”固然不会预先猜测他人存心欺诈,但凭借自身的良知,对未来发生的事变是可以有先见之明的。所以,一则仁者不可能掉到井里;二则即便有此事,君子也不会往井里去。

   学生之解,突出了仁术施行中的智慧思辨,以避免“为仁”行动的盲目性。朱熹自己对“井有仁焉”章的看法,是“宰我信道不笃,而忧为仁之陷害,故有此问”。意为宰我对仁者为善救人之道不能真正理解,忧虑下井救人会使自己受到伤害,所以有是否下井之问。因为在朱熹,道理其实很明白:“盖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从之于井,则不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晓,仁者虽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应如此之愚也。”【21】仁者固然是公而忘私的,救人是仁者善良品质的表现。但“仁术”本身是巧法,“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亦为仁者本应具备的常识,故应阻止从之于井以救人的愚蠢行为。鲁莽的救人举动没有任何价值,这在仁术的实施中必须十分警惕。

   (二)反求本心与“仁术”的推广

   齐宣王以羊易牛,尽管“于我心有戚戚焉”,但“反而求之,不得吾心”,上升不到孟子所希望的境界。那么,如何才能求得吾之本心,以真切体贴到内在的为仁动机呢?朱熹发挥说:

   言牛羊皆无罪而死,何所分别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设此难,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无以自解于百姓之言也。【22】

   孟子所以要设“牛羊皆无罪而死,何所分别而以羊易牛乎”之难,就在于促使齐宣王从以羊易牛非吝财的心理进行自我反省,反求体贴本心。然而,齐宣王本人,不论就德行、境界还是思辨智慧看,都不足以使他真正明白孟子的用心,也不可能走向孟子所开示的王道。

   “仁术”所以必要,就在于它架起了自仁心发端至行仁收效之间必需的桥梁。故朱熹论仁术,既重在从理论上阐明仁术的价值,更关切在实践中的仁术的效用,以使仁爱的情怀和理想能真正落到实处。故又说:

   王见牛之觳觫而不忍杀,即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扩而充之,则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识于此而扩充之也。【23】

   孟子“指言”仁术,是从现象层面见牛未见羊的权变巧法入手,追溯“不忍其觳觫”的恻隐之心,以推动齐宣王察识到人人本有的内在仁德,由不忍杀牛走向发政施仁,终至保养四海百姓。

   那么,“扩充”之功就意义非常。即“仁术”之重要,就在它为仁德的落实提供了道德动力和方法上的指引,促使人从不忍牛觳觫的个别心理体验,推广为一般的执政爱民举措。如何着手实施呢?后者亦是问题的关键。朱熹解释道:

   如不欲害人,这是本心,这是不忍处。若能充之于每事上,有害人之处便不可做,这也是充其恻隐。如齐宣王有爱牛之心,孟子谓“是乃仁术也”。若宣王能充着这心,看甚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见这一牛,这心便动,那不曾见底,便不如此了。【24】

   “不欲害人”与见牛觳觫一样基于本心的不忍,但此不忍或恻隐之心,都还止步于仁德发端的阶段,故需将此“不欲害人”的观念推广到每一事上去思量:有害人之处便不可做!如果能做到每一事上都没有害人之处,仁的光辉处处播撒,就实现了恻隐之心的扩充推广。这也意味着,“仁术”如果不能扩充推广到“那不曾见底”一般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管理事务,其意义便会大打折扣。

   不过,就“不见”本身而言,它对仁术的意义实际是双重的:一是如上面所说,人需要从“见底”推广至“不曾见底”,以实现仁德的普遍价值。但另一方面,如果是人主动选择“不见”,情况则有所不同。人的道德判断和选择,实际是一定客观条件(牛与羊的在场与不在场)和意志的自由选择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而后者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前提下,君子作为智慧的生命,知道直面禽兽生死之际,必然会触发人的不忍之心,于是能够依据自己的意愿和已然备有的道德素质,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变而提前做出选择,“远庖厨”等“不见”的仁术也就由此产生。当然,这一问题还可以再做分析:

   盖人之于禽兽,同生而异类。故用之以礼,而不忍之心施于见闻之所及。其所以必远庖厨者,亦以预养是心,而广为仁之术也。【25】

   人之于禽兽,虽同生却异类,这在客观层面并无法更改,牛或羊成为牺牲也就在所难免。不忍之心作为仁之发端,在性善论背景下,具有普遍必然的效力。正因为如此,君子之要“远庖厨”,就是在知道禽畜生命不可保全的情境下,通过主动选择“不见”的方式,避免使内在的仁爱之心(善心)受到伤害。朱熹强调,尤其需要预先培养这样一种为仁的精神和道德意识,以适应在不同的场合和环境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方式推行“仁术”【26】。

   如此“广为仁之术”,发明的实际是“仁术”扩充推广的一个特定层面,或曰向内的负的方法。但从更广泛的意义说,仁术的推广扩充是向外的正的方法,即仁心面对他人和外物时的实际贯彻和落实。在这一方面,仁术的扩充推广,按所及的对象分,在孟子有亲、民、物三类,相应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7】的顺序展开,即从亲爱父母开始“推恩”,渐次推广到爱民保民和博爱万物上。朱熹发挥说:

   盖天地之性,人为贵,故人之与人,又为同类而相亲。是以恻隐之发,则于民切而于物缓;推广仁术,则仁民易而爱物难。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则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为耳。【28】

   “天地之性,人为贵”作为儒家人物关系论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影响深远。但这一观点本身也有不同的意义:一是在人别于物之“类”的层面。以《礼记·三年问》云“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为代表,“类”既为亲爱关系的发生划出了界限,又提供了推动“血气”之爱播撒的内在驱力。只要是有血气心知的生命,都会本能地爱自己的同类。二是在人优于物的智慧和德性的层面。前一点是平面的,此一点却是立体的。人凭借其“贵”于物类的智慧、德性和境界,其“爱”能够跨越生物的类别。仁爱所以具有普遍的价值,根本就体现在这一点上。【29】

   因此,继续“推恩”,“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30】,人能够将对同类的关爱推至异类。但是,同类与异类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又不可抹杀。面对人与物的不同对象引发的恻隐之心,内心自然形成的,是人近而物远的关系,并导致先仁(爱)民而后爱物、仁民易而爱物难的价值判断和相应选择,这本身就是“仁术”权衡的结果。就是说,“爱物”固然是仁的内涵,但毕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一个自然序列,“仁术”作为巧法,其推广也依循着这一出于本心的“当然之序”:“今王恩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是其爱物之心重且长,而仁民之心轻且短,失其当然之序而不自知也。”30从孟子到朱熹,在强调仁的普遍价值的同时,又注意爱之实践的先后差序。如此一种行仁之法,在本心的自然权衡下表现为一种“权度”:“爱物宜轻,仁民宜重,此是权度。”【31】

   如此的“权度”,自然不是轻视爱物,而是对于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畸形仁爱观的批评,毕竟民众的生命价值是第一位的。所以,齐宣王不能王天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32】。所以是“不为”,根子上就在齐宣王不能反求本然初心而尽力。朱熹说:

   本然之权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万理皆具。应物之时,须是子细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权度也。如齐宣王见牛而不忍之心见,此是合权度处。及至“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又却忍为之,便是不合权度,失其本心。【33】

   本心或初心,其未发之时,万理俱在,一旦应物,内在仁心“触景生情”,自然便有不忍觳觫和以羊易牛之举。如此出于本心的“权度”或“仁术”,既有不得不然,像孟子举例之“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34】的恻隐之心的本能发现;也有“子细看”的心如何应物的道德主体的自觉义,并反映在心迹合一的本然之权度上。故对于“当恻隐时,却不恻隐”而使“仁术”不能适时生发的缘由,学生问“此莫是养之未至否”?朱熹的回答是:“亦是察之未精。”【35】日常德性涵养的目的,在保证儒者遇事能有良善的心态;但在人生的不同际遇和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何者才是本然之心的发动,并值得由此去扩充落实,道德意识的警醒亦不可少,不然便会在利益至上的社会中迷失了方向。

   三、结语

   “仁术”在“合权度”的意义上,是不忍之心的当然发现与意识自觉综合作用的产物。所以,“齐宣王见牛而不忍之心见”是合权度,“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三事则是不合权度。齐宣王虽然也否定了后者,但其“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的“大欲”【36】,不过是这“三事”放在战胜者角度的一种不合时宜的翻版,根本上都是不仁。

   “仁术”的内核,植根于保民爱民的本然初心,寄托的是孟子深切体贴百姓苦难的普遍关爱。孟子希望君王抛弃“敌众”“敌强”的妄想,真心关注民众“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绝对贫困的生计,推行“仁术”去“发政施仁”。最终,在实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37】的理想的基础上,形成全社会良善美好的风尚。然而,受限于历史条件,这一美好的愿望往往是流于空想38。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初心”,号召“讲仁爱”,“要有仁爱之心”【39】。但具体如何“讲”而不忘、如何“有”仁爱之心并落到实处,不仅需要对仁爱在理论层面进行探讨,更要考虑“仁术”在今天如何发挥作用及它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即加强讲仁、为仁的“术”方面的研究。在这里,先贤们希望通过反求本心和扩充“仁术”,使仁爱观念能够由内至外一以贯之,这本身就是留给后人的优秀思想资源和文化遗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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