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健: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22-07-11 09: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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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健  
比如著名的“浙东四贤”——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

   科举实行三年,在太祖看来未能达到预期,于是在洪武六年一面罢废科举,一面重新下诏:

   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彼二君者,岂其智不足哉?顾皇皇于版筑鼔刀之徒者,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鬛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22]

   在这里,太祖表达了对治国贤才的强烈需求,同时指明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靠“有司采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荐举制”。

   自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五年(1382),明初罢科举整整十年,取士乃主要用荐举之法。至洪武十五年复行科举,十七年(1384)规定明代科考定式,科举制度延至明末,而荐举之法亦并行不废。据展龙先生统计,在洪武六年到洪武十五年这十年间,太祖征荐人才七十余次,尤其是洪武十三年至十五年这三年,征荐次数、规模骤增,相关制度也趋于完善。[23]

   需要指出,无论太祖推行科举制还是荐举制,“归于务本”是他征用人才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不唯体现在对科举、荐举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对待儒家圣贤的态度上。《明史·礼志四》载:

   明太祖入江淮府,首谒孔子庙。洪武元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临行,谕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24]

   由此似乎可见太祖对待儒家宗师孔子的尊崇态度,不过就在次年,太祖便下诏规定:“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25]这便是从礼制上对待孔子的不敬了,以至于儒臣钱唐上疏抗议,称:“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26]在对待元朝至顺元年(1330)即已封为“亚圣”的孟子的态度上,太祖尤其“鲁莽”。先是在洪武五年(1372)“罢孟子配享”[27],虽然逾年便又恢复,却又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再次“议罢其配享”,更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28]诏修《孟子节文》的结果,是由儒臣刘三吾删除《孟子》经文八十五条,这便相当于对北宋时即已升格为经书的《孟子》做了一次阉割,其实质表明:“在孟子升圣、《孟子》升经以后,朱元璋之所以还敢于以政治强权去粗鲁对待这个圣人和他的经典,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家以‘道德相’制衡‘政治王’的激进理想,根本不利于他通过废除固有的宰相制度、从而营造明代的集权政治模式。”[29]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作为“六经”删削者的孔子,还是作为“四书”中核心二部的《论语》《孟子》,在太祖心目中都没有太崇高的地位,他对待圣贤及经典的态度唯有“实用”。既如此,明代初年科举的旋兴旋罢,便不再难理解了。

   三、古注、新说之间:明初科举复设与知识和思想的边界

   科举禁行十年之后,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丁丑,复设科取士,三年一行,为定制”[30]。至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又命礼部颁行科举定制: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举人不拘额数,从实充贡。乡试,八月初九日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各减一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十二日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未能者许减其二,俱三百字以上。[31]

   自此,科举考试成为有明一代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再未中断,“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32]。

   太祖在罢废科举十年之后之所以会决定恢复,当然与十年之后社会实际的变化有关。最直接的原因则应当是,荐举制在实行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亟须改革。比如洪武十三年(1380)冬十月辛酉,“敕吏部尚书阮畯等曰:‘比遣使遍谕有司各举才能,以备任使。而有司不体朕意,往往以庸才充贡,已尝敕所司按之以法尔。吏部宜申谕有司用心咨访,务得真才,举非其人,加罚无贷。’”[33]

   太祖当年罢废科举的重要原因便是因其未能很好地简拔实才,如今荐举制也“往往以庸才充贡”,难怪会让太祖动怒。尽管刑部尚书开济等人也曾提出荐举制改革方案七条[34],其中虽然也吸收了科举制的一些因素,但依然无法改变后期靠荐举制选才亦多不切实用的现实。加上经过了明代开国最初几年的对抗,至于今日,越来越多的士子在态度上逐渐走向合作,对明朝科举逐渐接受。另外,太祖素来重视学校教育,十余年也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成为重开科举的充足生员资源。况且太祖本人也认为:“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儒者知古今,识道理,非区区文法吏可比也。”[35]因此于此时恢复科举,便也是水到渠成。

   关于洪武十七年新的科考程式规定,我们还需要再作考察。

   其一,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时的程式相比,有两点变化不容忽略:一是从洪武三年的先试“五经”后试“四书”,改为如今的先试“四书”后试“五经”,“四书”地位明显高于“五经”;二是此次程式明确规定了“‘四书’义,主朱子《集注》”,增添朱子《四书集注》作为试“四书”的基本依据,更接近元代皇庆年间对科举程式的规定。这两点,均表明了“四书”以及朱子地位在明代科举领域的提高。四库馆臣谈到永乐年间编纂的《四书大全》时也曾感慨:“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36]

   其二,洪武十五年以来,设科取士固然成为“定制”,但洪武十七年规定的科考程式却并非一成不变。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皇帝曾下令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将“五经”“四书”及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类聚成编”。次年(1415)九月,《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三部《大全》编修完成,成祖不惟将三部《大全》颁行学校,还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这便与太祖时推行科考的文本依据有了差异。

   洪武十七年作为“定式”的科考文本依据,“四书”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本,“五经”以程朱一派之传注为本,同时不废古注疏;而不废古注疏的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可以使‘学者读经有沉潜自得之实’,二是可以‘一洗宋末反覆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三是可以‘俾经术、理学、举业合一’。如此规定,也是元代学者、政治家对于宋代以来学术思想发展新态势的自然回应,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元代学术融合汉宋的学术品格。”[37]但到了永乐中期以后的科举考试,则“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38]。

   废古注疏不用,意味着此时科考的学术视野仅限定于宋代以来理学家之说。倘若再进一步考察三部《大全》的文献来源,可以发现相对于元代和明初来讲,永乐年间科举考试中士子们的倾力重点,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移。倘以三部《大全》作为科考的文本依据,一方面因废弃汉唐古注疏而大大局限了学术视野,难免再犯治经“不守家法”“妄牵己意”[39]的毛病,失掉了宝贵的学术品格;另一方面,在科举推行的过程中,不惟“四书”“五经”经文逐渐遭受漠视,程朱传注所包含的义理也不再是关注的重点,士子们更关注的是“虚字语气”“临文摹拟”,这实质上严重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

   三部《大全》的纂修与颁行,固然标志着朱学统治的稳固确立,却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禁锢与偏狭。清人顾炎武即曾感慨:“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40]又言:“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41]反观太祖时期的科举考试,虽然是“八股”时代的开端,但还算葆有一定的学术品质。

   尽管如此,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太祖当政期间科举“兴-废-兴”的波折历程,一方面体现出皇权对于学术的干涉,比如当年的罢废科举,“这种滥用皇权的行为,恰恰对士人暗示了权力在文化中的存在,使官方肯定的理学思想真的成为天经地义的原则”[42];另一方面,科举作为一种国家制度,靠权力规定科考程式及文本依据,实际是为普天之下划定了一种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只不过从元到明,从明初到明中后期,这种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却被限制得越来越狭窄,“知识与思想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已经相当严重”[43]。

   四库馆臣所谓“《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44]的断语,说的正是知识与思想制度化与世俗化的问题,而这也正是科举作为“抡才大典”[45]之国家制度的重要特征。

   四、南学、北学之间:科举罢废与明初经学的地域差异

   谈到洪武六年罢废科举的原因时,甄洪永先生称:“诏停科举的表面原因是考取的士人不能如意,但深层原因或许是朱元璋想利用这次停止科举的机会扩大北方人参与政权的人数,增加北方人参与政权建设加强统治的机遇。”[46]这里指出的是明代政治与学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北问题。

   当年元朝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存在一个突出的南北问题。就学术而言,起初“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47],正是有了江汉赵复等南儒的北传理学,才形成了北方的理学风气。明代初年的南北问题与元代既有不同,又有关联。这要从朱元璋政权的地域性质说起。

   朱元璋1352年起兵于濠州(今安徽凤阳),1356年攻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称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包括1368年在南京宣布建立明朝政权,他的统治基础主要是在黄河以南的地区,此时还不算一个南北完全统一的王朝。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元朝政权依然试图夺回失地,华北一带还处于战争状态有关。因此,“可以说,初期的明王朝,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以南方为基础的一种地方政权,它一直保留着当初的形态,只不过是地域性扩大而已。特别是官僚的大多数都出身江南,江南成了王朝的经济基地。这样看来,明王朝,至少是初期的明王朝,也可以称之为‘南人政权’”[48]。

   不仅仅因为元末以来北方战乱导致北方文化趋于衰微,钱穆先生认为,安史之乱作为一个重要的“关捩”,自“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49]。当然,元末明初的北方战乱确实严重影响了学术在北方的传播与发展,当时北方经学的实际情形是:

   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50]

由此可见,北方经学基础之薄弱。虽然朱元璋政权属于“南人政权”,手下诸多大臣也更多关注其所处南地之地方利益,但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讲,却应当立足整个王朝政治,放眼天下。比如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就曾对御史台臣言:“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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