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相宜 陶雨馨: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的“做阶层”——新加坡华工阶层实践的发展历程研究(191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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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相宜   陶雨馨  
提供法律援助和政策咨询,支援基层工会开展劳资谈判,签订集体协议等。据林枝春口述,如果“大小事情自己办不到,职总就为我们办理”。101三是借助公共渠道解决劳资纠纷,即通过提请劳工部(现人力部)或工业仲裁法庭进行劳资纠纷的调解。这是建国后华工主要的阶层实践方式之一。从官方数据看,建国后至1990年,劳工部介入调解的成功率有九成左右。102如果劳工部调解仍然无效,则可提请工业仲裁法庭等合法渠道解决。进入仲裁法庭的纠纷往往能得到公正地解决。如1979年的“国家汽水厂”劳资纠纷案中,汽水厂以裁减冗员和重新改组为由开除6名华工,工会代表华工谈判无果后提交工业仲裁法庭仲裁。法庭上,资方又以遭遇亏损为解雇理由进行辩解。法官认为此理由并不确实,谕令资方恢复6名员工职位,补发其停工期间的工资。103四是开展罢工示威等激进行动。较为激烈且持续时间较长的工运多集中于建国初期,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诉求来看,皆可视作反殖民独立运动的尾声。比如1971年4月爆发的“樟宜巴士公司工潮”。樟宜巴士公司的华工为反对新加坡政府关于提高车费、延长行车线路的巴士交通改组计划,以及资方利用新计划另组新工会,剥夺原有工会代表权的行为,先是开展延迟出车、张贴布条标语、拒绝做超时工作等怠工行动,而后举行罢工和示威。其他巴士公司的工人也先后声援。最终,华工的部分诉求得到满足,并从资方处获得了超时津贴。104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华工的罢工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1979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只有1986年发生过一次跨族群联合罢工。105总的来说,前两种“体制内”的阶层实践是通过“职总”及其附属的工会组织体系完成的。通过这些制度化的通道,华工能够顺利解决大部分劳资纠纷,从而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人权利与可预期的申诉渠道。

  

   由此,随着华工原有的斗争目标和内容失去合法性支撑,华工的组织基础和利益诉求被政治整合与吸纳,华工的阶层实践最终被纳入国家的正式制度渠道。

  

   (三)弱抗争性与制度化趋势

  

   在现代性与一体性国族话语的框架下,新加坡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并对国内各利益团体进行体制化吸纳与整合。这使得华工的二元对立意识逐步淡化,其“做阶层”实践呈现出制度化趋势。

  

   第一,华工主体呈现弱抗争性。这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去华工化”。随着产权分离的现代股份制兴起,新加坡企业的家族式管理模式退居次要地位,106新加坡华工逐渐摆脱“群内劳务市场”的束缚,成为“新加坡工人”。二是华工规模缩减。20世纪50年代前,进入新加坡的第一代华工已陆续退休。107退休的华工可享受新加坡政府相对全面且几乎免费的老年关怀服务,其抗争意愿和能力大大降低。三是华工子代向上流动。随着新加坡政府将经济发展重心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高科技工业,新加坡华工的子代有更多机会成为白领并跻身中产阶层。数据显示,新加坡华人从事制造业、服务业或运输业等蓝领职业的比例,从1966年的79.8%下降至1990年的54.5%。108这使得原先建基于经济分化、激进对立的二元阶层叙事越来越失去现实载体,华工的抗争动机被极大削弱,抗争策略与表现形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第二,华工阶层实践具有制度化趋势。“职总”是新加坡政府与广大工人建立的重要公共制度化通道:“职总”在配合人民行动党,动员工人爱国热情的同时,满足了华工的一些利益诉求并保护了华工的整体安全性。如“职总”会员可凭“职工会卡”享受“职总平价合作社”(新加坡最大的连锁超市)的折扣价,“职总”设立的劳工基金在发生工业事故时被用于救济受害者及其家属等。109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通过一系列公共制度的设置,为华工提供了表达诉求、回应处理以及缓解情绪的正式渠道。在这种背景下,华工的利益诉求表达脱离宏大叙事,呈现出日常制度化与去政治化特征。

  

   在新加坡国族叙事的框架下,新加坡华工经历了“去华工化”的政治吸纳过程,其阶层实践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

   五、结语

  

   进入20世纪以来,新加坡一直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因政治情境变迁而不断更迭,从中华民族主义到反殖民话语体系,再到新加坡国族话语的成功构建。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华工经历了不断变化的“做阶层”过程。二战结束前,在中华民族主义话语的叙事框架下,华工将自身的阶层实践与爱国主义运动进行整合,表现出以原生国为导向的抗争性。二战后,民族主义叙事的主流转向反殖民,华工逐渐脱离帮群束缚,积极通过工运和选举表达其反剥削、反压迫诉求,成为具有强抗争性的“历史主体”。其阶层实践建基于二元对立的阶层叙事而呈现出本土化倾向。而至独立建国后,在新加坡国族话语的框架下,华工的阶层意识淡化,呈现“弱抗争”的主体性。其阶层实践在现代性与一体性的国族话语整合下最终被政治吸纳而呈现出制度化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华工阶层实践与民族主义叙事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亲和性、内在的共生性与同步的互构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主义叙事为华工阶层实践的开展、主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相应的话语形式及合法性支撑(见表1)。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结构位置并不能完全决定群体的行动倾向,而是成为一种反思性中介。群体在运用不同类别资本“做阶层”或者改善其在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具体过程里,总是涉及使用某些旨在使社会地位基础得以合法化的象征性策略。而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的产物以及人类历史心性110的存在,是其中极为重要且可资凭借的叙事框架之一。从本案例以及更多的经验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分化作用的群体意识形态和主体性实践,在对不同历史主体的行动都产生一定框架效应的同时,也将部分历史主体从其与领主、行会、家族、部落等之间传统的结构性关系中解放出来。民族主义透过其跨国界的想象力,111以一种反普遍主义的普遍模式,成为全世界很多社会阶层运动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并为现代世界的社会阶序提供了更具现实地域基础的话语形式与叙述结构,甚至为秩序的继替、变更与稳固指出并描绘了更为宏伟的目标和图景。民族主义叙事及实践在支撑着不同阶层的权力及其社会基础的生产或重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应对具体社会政治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熟与完善。不少国家借助民族主义框架赋予了不同阶层主体同一“国民”社会身份,尝试将各方阶层主体整合起来,以期实现“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112的“造国民”113目标。

  

   当然,有关阶层/阶级的叙事及实践本身就具有某种转化成为民族主义倾向的可能。工人阶级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往往有重大的现实利益。114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共产主义革命者通常会在实践中选择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将自身暂时上升为“民族的阶级”115,从而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全面解放。在应对抽象的阶层意识形态和现实国家利益二者之间的张力时,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重要主体之一,通过带有结构性特征的实践活动,创造性地将地域化的民族主义叙事整合进“去地域化”的阶层/阶级议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改造世界”的目标,从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116我们在重申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广泛探讨宏大历史叙事与历史进程中各个主体及其微观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真正去探讨“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117这对于我们避免实证主义传统的无历史意识,抵制阐释学传统的知识碎片化趋势,118持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20CSH00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在“‘日常生活视角下的东南亚’:第二届东南亚社会与文化研究工作坊”宣读,得到柯群英、陈志明、李明欢以及与会者的建设性意见。同时,也感谢匿名评审人给予的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 46.

   ②[英]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③[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④[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⑤同上,导论第14页。

   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656页。

   ⑦同上,第287页。

   ⑧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Penguin, 1963, p. 289.

   ⑨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

   ⑩蓝佩嘉:《做父母、做阶级:亲职叙事、教养实作与阶级不平等》,载《台湾社会学》(台北)2014年6月号。

   11同上。

   12同注④,第11页。

   13[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14Oliver Cox, Caste, Class and Race: A Study in Social Dynamic,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8, p. 336.

   15考虑到新加坡华工的主体形成及最终历史结局,使用“阶层实践”更符合其主体意识及实践。

   16华工主要分为“自由工”和“契约工”。前者系自愿出洋,本身能够支付前往新加坡的费用;后者则是以契约制出国,即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费用,包括同华人“客头”或包工头订约的债奴和同白人雇主订约的契约苦力。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七成,其中只有略超过2%的人是雇用劳动力的资产阶级。华工既构成华人社会的绝大部分,也是新加坡的主要劳动力。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3—540页。

17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版;[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新加坡]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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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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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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