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相宜 陶雨馨: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的“做阶层”——新加坡华工阶层实践的发展历程研究(191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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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相宜   陶雨馨  
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福利巴士工运是华工“做阶层”的高潮。1955年4月底,福利巴士公司资方无理由开除7名工人。巴士工友联合会派出代表进行交涉,资方不仅不肯收回成命,还将隶属巴士工友联合会的250名福利巴士员工全部解雇。在此情况下,巴士工友联合会采取罢工行动,但资方始终不与罢工工人谈判。同时,殖民政府还派警察到场镇压,并用高压水枪扫射罢工工人,引发市民不满。5月12日,全新加坡开始罢市、罢工、罢课,数万名华校学生和其他工会及社团代表到场慰问,现场的罢工工人和华校学生还呼唱“团结就是力量”和“我爱马来亚”。随着聚集群众不断增加,警察使用高压水枪、催泪瓦斯,并开枪射击驱散示威人群,人群则以石头、锄头等作武器回击,一辆警车被群众推翻并纵火焚烧。罢工共造成31人受伤,4人死亡(包括2名警察)。705月14日,各方终于达成新的劳资协议:福利巴士员工可自由加入工会,所有被解雇的员工可以复职。在这起事件中,福利巴士公司资方与这届政府选举获胜的是马绍尔和林有福共同组建的政党,故称“劳工阵线政府”。一起被塑造为“红毛人”(指英国殖民者)的支持者,71成为主要抗争对象。而原先单纯的劳资纠纷逐渐演变为反帝反压迫的阶级斗争,并最终以华工的胜利而告终。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工潮此起彼伏。仅1955年一年,工潮即剧增至373次,参加罢工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万人。72这一系列工人运动除了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外,还明显带有反对殖民者、要求自治的政治诉求。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极大地动摇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并推动了新加坡的自治进程。

  

   华工通过政党政治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杜赞奇指出,如果“人民”只能在街上从事大众化政治活动的话,是不能成为新秩序合法化的源泉的。73在民众反殖民、求自治的压力下,英国殖民政府于1954年开启宪制改革,不仅成立了由民选议员占绝对优势的立法议会,还规定“人民自动参与选民登记”。74“一人一票”的民主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使华工群体崛起为一股新兴政治力量。选民自动注册制度使具有选民资格的总人数从7.6万人增加到30万人,其中大多数为华工。75在历次区/市议会选举中,有超过一半的选票来自华工,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劳工选民(20世纪60年代保持在70%左右)加入了基层工会组织。工会实际上成为选举动员的重要平台和选举获胜的保证。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宣称代表广大华工的利益。在创党初期,人民行动党的1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至少有8人具有工会背景或与工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76在1955年第一次立法议员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李光耀发表《告选民书》,极力争取华工选票并明确表明反对殖民统治,宣称“我的政党,人民行动党,专门为工人和穷人的利益而奋斗”。77在同年人民行动党提出的参选纲领中,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止《紧急条例》,并取消《职工会法令》中禁止工会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条款,宣布任何借削减之名把经济衰退的后果转嫁到工人身上的企图,人民行动党都要抵制。78这些政治纲领得到了广大华工及工会组织的拥护。从1955年的新宪法选举到1959年的自治邦大选,人民行动党在广大华工及其组织的鼎力支持下登上了新加坡的政治舞台。在其领导下,华工的经济和政治诉求部分被整合进新加坡的政治框架中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经济诉求方面,工人的收入与工作条件得到一定改善。各项法令普遍惠及新加坡工人,如1955年颁布的劳工法令,设定了每周44小时工作制、有薪公共假期和年假等。79在政治诉求方面,华工的反殖民目标得以实现。新加坡于1958年获得自治州地位,并于1965年独立建国。

  

   可见,带有反殖民与本土特征的民族主义话语深刻影响了二战后新加坡华工的阶层实践。华工开始独立于帮群结构“做阶层”,通过发动工人运动和积极参与政党政治的方式,不仅反抗资本家的剥削,还试图创造新的政治秩序——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新加坡。

  

   (三)强抗争性与本土化倾向

  

   在具有反殖民特征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二元对立的阶层意识开始凸显。华工呈现出对于殖民政府及资本家的强抗争性,并逐步将反殖民独立叙事整合到其“做阶层”实践中。

  

   一是华工主体具有强抗争性。华工的抗争对象和诉求已发生转变,抗争形式和策略都更为激进与暴力。一是抗争对象已由日本侵略者转为英国殖民政府和资本家。华工潜藏的集体情感受到他者的激发,其抗争意识日趋强烈,目标诉求逐步扩大:不仅包含经济诉求,还带有浓厚的反殖民建制色彩;不仅反对资本家,还以结束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治为目标。二是抗争形式和策略呈现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华工群体已经发展成具有鲜明工人主体意识的“自为阶层”。他们通过工运和选举,将“反剥削”的阶层叙事整合进“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主线中,其主体性实践具有极强的颠覆现有秩序的暴力性质。

  

   二是华工阶层实践呈现本土化转向。从二战后到独立前,新加坡所建立起来的具有反殖民求独立、民族自治特性的叙事框架并不完全是本地民族主义形态的。很多华人依然保有强烈的中国情结,帮群结构也未彻底解体。即便如此,华工与跟他们经济地位悬殊的本帮群资本家的共识基础日趋减少,而与籍贯不同但处境遭遇一样的工人的关系则日益密切融洽。80在这种杂糅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华工的阶层实践最终超越了帮群结构。同时,华工们积极参与选民登记,并为代表华工阶层的人民行动党投票,其愿景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府和国家,而不是如之前一样支持原生国的国内政治。这种积极参与新马地区独立自治事务的态度,表明华工的阶层实践已经日渐呈现本土化趋势,成为新加坡反殖民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框架中所隐含的反殖民独立话语为二元对立的阶层叙事提供了有力支撑,华工通过开展工人运动和支持政党政治,进行了一系列以“反剥削、反殖民”为主线的阶层实践,重构了新加坡的政治社会秩序。

  

   四、“体制化”:新加坡国族话语下的“做阶层”

  

   新加坡建国后,急需将国内各族群纳入统一的国族框架。在此背景下,华工阶层实践逐渐体制化,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与社会特征。下面将详细探讨新加坡建国后民族主义话语对战后华工阶层实践的影响。

  

   (一)现代性与一体性的国族话语建构

  

   独立后,新加坡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从“反殖民独立”转向了“建立统一的现代化国家”。为了把不同族群的民众改造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新加坡借助现代性与一体性的国族话语,建立起“新加坡人”的集体认同。

  

   新加坡执政者围绕“生存”(维护新生国家独立)和“必需”(现代化建设)的原则,建构了工具理性的国族话语。时任总理李光耀及其他政府部长反复强调生存意识,如“新加坡要自力更生”81,“新加坡处在各大国环绕中人民要有自求生存意志”82等。同时,新加坡政府不断宣扬现代化与工业化是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方式:“新加坡的工业发展势在必行”83,“把这沼泽岛屿变成一个亚洲最巨大的现代都市”84。这一系列极具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国族叙事有着明确的现代性指向和内涵,并在新加坡经济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成熟。

  

   除现代化实践外,新加坡也在寻求新的国家认同资源,以推进国族一体性话语的建构和发展。新加坡政府有意识地淡化各族群文化,宣扬各族群共享“一种独特、具有本地色彩的新加坡文化”,85并在不断创造新加坡“自己的文化”。86新加坡社会还将自身的经济奇迹归功于各族群的共同努力:“我国不分种族、文化、语言、宗教、籍贯,共同为我国繁荣而建设”,87“新加坡人”创造了“新加坡”。88越来越多的人把作为新加坡公民视为“荣耀”,89认为“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新加坡,我们是幸福的”。90随着新加坡国族一体性话语的深化与发展,其国民的国族身份与国家认同被深刻重塑。

  

   新加坡民族主义在建国后也逐步建立起来。在1970年的国家认同调查中,当地91%的华人认可自己是新加坡人,并有81%的华人“愿意或者非常愿意为新加坡战斗和牺牲”。91兼具现代性意涵与一体性特征的国族叙述结构对独立后的华工阶层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政治吸纳下的“体制化”阶层实践

  

   新加坡建国前,华工“做阶层”是基于“反对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的叙事框架。这个框架提供的是强而有力、敌我分明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新加坡形成事实上的民族国家后,反殖民求独立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建基于其上的阶层实践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合法性。在国族话语成功建构的背景下,华工“做阶层”的组织载体被国家建立的官方组织所吸纳,华工的阶层实践被逐渐“体制化”。

  

   随着新加坡政府建立起战后经济体制及具有广泛庇护性质的社会福利体系,华工开始对激进对立的阶级叙事失去兴趣,其阶层意识逐渐被“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所覆盖与模糊。1965年独立后,左派工会愈发激进且受到严密控制,在华工中的影响力不断下降。92华工认为“买两块钱米回家比较重要”,不愿“本来不必要罢工也罢工”,乃至“好人被坏人拖累”。93而随着新加坡国族话语的成功构建以及新加坡经济的极大改善,华工认为“这边愿意工作的话,实在很方便”,开始在新加坡“慢慢停下来”。94

  

   华工“做阶层”的组织基础在国家一统的话语框架下逐渐被政治吸纳。1965年后,在促进国家现代化与工业发展的叙事下,人民行动党政府将“国家合作主义”作为工会发展理念,国家主导是其最为本质的特征。政府认为“不负责任的工会过度发展,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奢侈浪费行为”,95因而加强了对工会的政治吸纳,以维持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1966年颁布的《职工会(修正)法案》规定非新加坡公民或有犯罪记录者不得在工会任职,工会在罢工前必须举行匿名投票,注册官有干涉投票的权力等。96在上述背景下,许多原隶属于其他工会或被吊销注册工会的会员转而加入官方建立的“全国职工总会”(以下简称“职总”)。1968年,隶属于“职总”的工会会员占新加坡全体工会会员的70.4%;1978年,这一比例已达到95.5%;到1990年则为98.4%。97尽管许多个体劳工并未选择加入“职总”,但他们也能利用“职总”和政府所提供的渠道解决大部分劳资纠纷,并享受全国工资理事会制定的福利标准。98“职总”实际上成为新加坡建国后华工“做阶层”的主要组织载体。而在“职总”之外的工人难以形成统一的组织力量,也没有意愿进行激烈的抗争活动。99

  

华工阶层实践在国家建立公共制度化通道的过程中逐步“体制化”。建国后华工的阶层实践有以下四类:一是在工会选举中,通过“匿名投票”和“多数票原则”选择能够代表自己的“职总”工会支部。华工可以投票选择代表本工厂、机构与资方进行劳资谈判的基层工会。得不到半数以上工人支持的工会或在竞争中未获得多数票的工会均无法成立。100二是通过“职总”维护劳工权益。国家会为每一个“职总”工会支部配备工业关系专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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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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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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