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佳:“英格兰花园”的狂欢与焦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22-07-02 10:04:45

进入专题: 拜厄特     《花园里的贞女》  

金佳  
Still Life 289),瞬间化为乌有。

  

   拜厄特小说中的生态噩梦并非空穴来风。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英格兰花园里一半以上的森林已经惨遭清理,将近半数的灌木丛林被连根拔起;连曾经石楠丛生的荒原都有将近四分之三被开发;千年沼泽也难逃厄运,数十个物种已经绝迹,更有上百种动植物濒临灭绝(罗伯特 10-11)。

  

   波及全球的核危机则更直接地威胁着英格兰花园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命。小说中,就在女王加冕、全国普庆的时刻,丘吉尔首相却提醒英国人:“蘑菇云在我们和太阳之间漂移”(239)。在拜厄特的另一部小说《巴别塔》,即“弗雷德丽卡四部曲”中的第三部小说中,除了火车和推土机这两位入侵者,约克荒原又入驻了三个白色巨型球塔,也就是菲林戴尔核爆炸预警系统(Fylingdales Early Warning System)(Byatt,Babel Tower 356-357)。在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吹口哨的女人》中,弗雷德丽卡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焦虑:“也许他们会将我们连同原子弹一起引爆,随着蘑菇云一起飞上天;或者,他们会用凝固汽油弹炸裂地壳,或是用农药灭绝飞禽和鱼类”(Byatt,A Whistling Woman 145)。

  

   弗雷德丽卡所描述的这幅“世界末日图”反映了当代英格兰人面临的严峻生态危机。拜厄特在自己改编的北欧神话集《诸神的黄昏》(Ragnarok:The End of the Gods,2012)中也表露了类似的担忧:“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科学家都认为人类正急速将自己推向灭亡的深渊,小不点儿眼中生生不息的田间野草,如今多半都已在现代耕作方式下灭绝。再也看不到成群的水鸟盘旋飞起,看不到画眉衔起蜗牛摔向石块,就连麻雀也已从花园中销声匿迹”(Byatt,Ragnarok 168)⑩。此处,拜厄特再一次揭示了英格兰花园正在遭受的环境浩劫。

  

   四、从“乌托邦”到共同体

  

   曾经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快乐英格兰”(Merry England)已经成为记忆中的花园幻境,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环境频遭破坏。战后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英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族内部人心相背,曾经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纽带日渐缺失。其实,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一书中早已预见了“日不落帝国”的危机:英国人的财富“能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但是“英国人的精神却在空洞与浅薄中日益衰落”(74)。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进步和真实的幸福呢?进步的异化和文化断裂引发的种种焦虑是否还有化解的可能?

  

   如前文所述,《花园里的贞女》开篇呈现了英格兰花园里的狂欢热潮,这样的举国庆典与复古追忆处处闪现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情绪,似乎大英帝国即将重启黄金时代。然而,仅凭“幼稚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冲动(伊格尔顿称其为“坏”的乌托邦,“bad”utopia)并不能化解一个没落民族的文化/环境焦虑。只有“从所处时代中寻找能够潜移默化改造现实社会的力量,从而搭建连接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即立足于伊格尔顿提出的“好”乌托邦(“good”utopia)构想,才能重塑理想的未来(Eagleton 22)。

  

   不难发现,伊格尔顿的乌托邦思辨与19世纪以来的社会学家(以滕尼斯为代表)提出的共同体构想在本质上趋于一致。共同体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美好愿景的提出和实践的推动,同时也离不开与历史传统的对话和沟通。在历史上,有不少社会学家和文学家们,他们在从事共同体想象时不仅把它看作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更多地把它看作一种化解现代社会焦虑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文化实践。(11)在英国历史上,花园文化因为承载了个体和民族集体的记忆,从而成为加强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实践。斯特朗曾经感叹:英格兰在失去了宗教和君主这两大凝聚民心的威力时,“花园却在这个岛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它再度让我们因为共同的爱好和活动走到了一起”(Strong 213)。

  

   这些年来,英国的园艺大师和作家们确实在现实和想象的两个维度上朝着共同体这一目标走到了一起。拜厄特的花园书写正是从艺术审美的维度阐释了滕尼斯等社会学家提出的共同体观念。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而且“跟艺术有着亲缘关系”(Tnnies 80);至于共同体建构的基础,除了相同的地缘、血缘两大支柱之外,人们还因为相通的文化、理想、信念等精神和情感因素凝聚在一起(Tnnies 27-29)。正是在这一点上,拜厄特跟滕尼斯有着契合之处。她将融入英国民族血脉的花园文化作为情感纽带,试图重新激活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不仅如此,拜厄特还拓展了共同体中的“有机性”内涵,在她的花园想象中融入了“开放性”内涵,意在体现民族共同体“动态的、不断生长的、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76)。在拜厄特看来,英格兰花园不仅需要关注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自然共生的状态,还应实现人与自然、外部世界的和谐共处,即构建一个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从自我走向万物共存的生命共同体。

  

   诚然,在《花园里的贞女》这部小说中,作者着力刻画的是一系列危机四伏的花园意象,其中包括堕落腐化的朗罗斯顿花园、地狱囚笼般的波特家花园以及遭受现代文明和核威胁的约克原野,但是拜厄特在这些花园背后潜藏的担忧正是出自她对英国社会、政治、文化深切的关怀。她把触角伸向了英格兰花园之外更广阔的天地,英格兰花园焦虑可以看成她那大生命共同体有机观的一部分。在小说中,她借生物学教师卢卡斯之口,对以人类为中心的生物圈作出了严厉的批判:“我们人类只是大生命有机体中的一部分”(145-146)。

  

   虽然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足以和异化的英格兰花园相抗衡的园地,但是可以看到作者在“贞女的花园”里已经埋下希望的种子。和《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1871-1872)中的多萝西娅一样,姐姐斯蒂芬妮以她的爱心和善意默默影响着周围的家人和受难者,她对自然和花草的钟爱为冷漠的波特家庭生活融入了一份温情。斯蒂芬妮毕业于剑桥大学文学专业,在嫁给社区牧师丹尼尔后辞去了文学教师的工作。然而她并没有因为离开了深爱的文学世界而心灰意冷,华兹华斯的《颂歌》、济慈的《希腊古瓮颂》、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等不朽篇章不断滋养着她的生命,使得她依然能在与文学传统的深度联结中逆向而行(negative capability)。她一方面积极地投入教区的志愿者和慈善工作,时常从原野里摘来风铃草、雏菊、蕾丝花、犬蔷薇等英国的野花,用来装点教堂里面的花坛,让这里成为构建社区共同文化的温馨家园(375-377);另一方面,斯蒂芬妮在孕育孩子的同时,在家中后院培育着一方只有“两块桌布”大小的花园。在这个“玫瑰、鸢尾、向日葵和虎皮百合”竞相开放的五彩世界中,儿子威廉开始牙牙学语,蹒跚学步,花园成为孩子初识世界的天堂(Byatt,Still Life 286-287)。

  

   值得一提的是,威廉的取名也蕴藏着深意:斯蒂芬妮在医院分娩时一直带着华兹华斯的《颂歌》(“Immortality Ode”,1807),在给孩子取名时她首先想到了“威廉”这个名字(Byatt,Still Life 119);而家中这个伴随着威廉成长的小花园可以看成《颂歌》中童年自然乐园的缩影。与此同时,斯蒂芬妮还常常在花园里招待那些来向牧师丈夫求助的落难者(内莉、格里和莫里斯)。在她耐心的开导和宽慰下,这些“流浪者”在花园的小憩中重获了向死而生的动力。由此可见,“童年乐园”/“避难者花园”虽然天地有限,却寄托着作者对美好共同体无限的想象。在那里,花园既是孕育生命与希望的场所,也是联结自我与历史、社会和自然的情感纽带。

  

   可以说,这样的共同体情怀正是华兹华斯、罗斯金、莫里斯、爱略特和默多克等作家笔下代代相传的花园文化传统中不灭的灵魂,也是现实主义小说传统中贯穿始终的精髓。自称为“自觉现实主义作家(self-conscious realist)”(Byatt,Passions of the Mind 22)的拜厄特深知,英格兰花园只是人类大花园中的一部分,只有融入对人类整体生存状况的考量中,才有可能走出各种困境。

  

   综上所述,拜厄特在展现花园狂欢的同时,揭示了美好“乌托邦”幻象所掩盖的当代身份认同危机,以及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多重焦虑。虽然在《贞女》这部小说中她没有过多涉及化解焦虑的出路,却没有在焦虑中丧失希望。这一点我们可以借用哈里森对“花园”的阐释来加深理解:“‘我们的花园’绝非一方逃避现实的私密空间,而是大地上的社会群体之中的一片土壤。那里培育的是救世的文化精髓、伦理美德、公民道德。弘扬这种‘忧思’德性始终是我们的园丁的天职”(Harrison x)。英国文学中的花园传统同样具有这种“忧思”特质,而拜厄特可以看成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不仅如此,《花园里的贞女》在质疑“欢乐英格兰”表象的同时,已经提出只要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同心协力,以包容和开放心态正视共同体面临的危机,通过在历史传统和自然风土两方面的深度连接,就有可能实现英格兰花园的复兴。

  

   注释:

  

   ①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格兰花园”通常带有政治寓意,参见Marvin Spevack,The Harvard Concordance to Shakespear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1973,p.466。

  

   ②陈姝波也谈到伊甸园主题被作者用来隐喻现实生活中的两性世界,但是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它无疑衍生出滑稽的效果(9)。

  

   ③See A.Bartlett Giamatti,The Earthly Paradise and the Renaissance Epic,Princeton UP,1966; R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Oxford UP,1973; Ilva Beretta,"The World's a Garden":Garden Poetry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Almqvist & Wilksell International,1993.

  

   ④参见Byatt,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239。后文凡引用该作品的引文,随文标注出处页码,不再另行做注。

  

   ⑤《仙后》第二卷中有一个名为“福地”(Bower of Bliss)的园林,是一个充满感官诱惑和罪恶的花园。拜厄特博士论文的选题即是“关于《仙后》和《复乐园》等诗篇中的花园诱惑”,参见Byatt,Passions of the Mind xiv-xv。

  

   ⑥从卡莱尔开始,阿诺德、金斯利、罗斯金和莫里斯等人先后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机械时代”的焦虑,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批评的语境。参见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第232页。

  

   ⑦译文参考陈姝波第34页。

  

   ⑧继《花园里的贞女》之后,拜厄特创作了弗雷德丽卡四部曲中的后三部,即《静物》(Still Life,1985)、《巴别塔》(Babel Tower,1996)、《吹口哨的女人》(A Whistling Woman,2002)。

  

   ⑨详见殷企平,《“文化辩护书”》,第184-195页。

  

   ⑩译文参考A.S.拜厄特:《诸神的黄昏》,姚小菡译,重庆出版社,2012年,附录。

  

   (11)盖尔纳(Earnest Gellner,1925-1995)、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都坚信“文化实践在定义并塑造民族认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Anne Helmreich,The English Garden & National Identity:The Competing Styles of Garden Design,1870-1914,Cambridge UP,2002,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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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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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研究, 2021,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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