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守义:中西小说隐含作者意图伦理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07-02 09: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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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守义  
一般也是当时社会认可的标准。具体而言,“伦理先行”的表现大致有:(一)很多小说都将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人物的品行和他所处的阶层似乎要有天然的对应。麦基恩在《英国小说的起源》指出,早期现代欧洲美德观的核心是社会等级对应“某种近似的内在道德秩序”,(17)小说的隐含作者总体上认同这种美德观。(二)不少小说对女性的认知基本上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一致,既在意女性的贞洁,将女性的美德和情感纯洁联系在一起,同时又觉得女性能力不如男性,其行为领域应该有一定规约。理查逊在《克拉丽莎》中“将克拉丽莎塑造成一种妇道的楷模”,(18)总体上呈现出道德说教家的面貌。(三)隐含作者将自己对作品的道德评判先说出来,但这种道德评判和社会的伦理规范不一致。《德伯家的苔丝》有一个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对照人物的行为和当时的社会习俗,这个副标题显然是隐含作者的个人判断。同为“伦理先行”,西方20世纪之前的小说和中国古典小说仍有差异,后者基本上以儒家的伦理规范来衡量一切,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德目几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前者则不然,它基本上是认同当时的社会伦理规范,而社会伦理规范又总是有变化的,有时候还打破当时的社会伦理规范,隐含作者以自己的伦理判断来引导叙述,小说中的“伦理先行”因而也面貌各异。

  

   在“伦理先行”的同时,西方小说的隐含作者还体现出“道德后觉”的一面。“道德后觉”的表现大致有:(一)隐含作者违背伦理规范的引导可视为一种特殊的道德后觉。表面上看,隐含作者将自己的道德评判先说出来是“伦理先行”,但由于这种道德评判是以整个小说为保证的,小说如有变化,这种评判就靠不住(这和以规范伦理为基础的“伦理先行”不同),这样一来,隐含作者的道德评判本身就是“后觉”的,只不过将“后觉”的内容先说出来而已。将苔丝看作“一个纯洁的女人”,显然是隐含作者“道德后觉”的结果。(二)隐含作者在局部进行伦理引导,但从小说整体看,又是“道德后觉”。乔治·艾略特的小说有强烈的道德吁求,但有时候,小说局部的道德吁求比较明显,但总体上小说的道德吁求究竟是什么,又需要看完小说后才知晓。其代表作《米德尔马契》即如此。小说中诸多的局部伦理引导相互之间并不一致,小说以“米德尔马契”这样一个城市为名,写这个城市中的世态人生,局部的伦理引导无法得出小说的道德寓意,只有看完整个小说,综合众多的局部伦理引导,才得知小说要表达两层意思:一是“个人生活,无一不受到更为宽广的公共生活的影响”,(19)婚姻生活也是如此;二是借助婚姻来表达“社会挫败人”的(道德理想)幻灭主题。(20)(三)小说没有伦理引导,其道德寓意在故事展示中显示出来。《包法利夫人》这样一个不带任何褒贬色彩的人名,以及其中的局部叙事,都没有明显的伦理引导,小说对爱玛这样一个“社会道德犯的典型形象”(21)充满同情,对爱玛反感的包法利也表示理解,小说总体上体现出对当时社会的多方面(包括道德)抨击。《漂亮朋友》这样一个带有褒贬色彩的称呼,小说对这个“朋友”没有直接的伦理评判,但其全部行为显示,“漂亮”既是其外貌的描绘,也是其道德的反语。(四)小说中多种道德感知交织在一起,最终也没有形成某种主导性的道德力量。《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宫廷的争斗、战斗双方的算计和道德说辞、皮埃尔的宗教情怀、安德烈的庄园改革、娜塔莎的纯真和任性、海伦的放荡和矜持……诸多事件和人物都可从道德方面加以解读,但所有这些解读最终也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道德认知。

  

   三、伦理规范人物与人物显示伦理

  

   就隐含作者对人物与伦理关系的把握来看,中国古典小说一般是用社会的伦理规范来衡量人物。具体表现有:

  

   其一,用伦理规范给人物贴标签,人物不仅有善、恶这样的道德品性,还有忠、奸这样的伦理认知,人物的善、恶和忠、奸联系在一起,有时忠、奸代替了善、恶,这体现出古典小说深入骨髓的历史意识。善恶虽然有公认的标准,但不排除境遇伦理情况下的个性化感受,忠奸则是以儒家的规范伦理为标准,一般是经过时间检验后的对人物的历史评判。忠奸善恶交织在一起,显示了隐含作者的意图:将善恶这样的德性伦理问题和忠奸这样的规范伦理问题裹在一起,多少有些德性伦理规范化的意味。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将对岳飞之忠和秦桧之奸相对照,忠奸和善恶高度一致。小说开篇第一幅画像上的题词:“生既无怍死亦何愧,万古长存惟忠与义”(22)鲜明地表达出隐含作者对岳飞人格魅力的推崇。岳飞死后,又借“吕东莱先生”之“评”,称其“忠孝出于天性”,(23)将其人格魅力归于天性。有趣的是,对同一个人物,不同的真实作者可以在各自的小说中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不同的看法对每个小说的隐含作者而言,有时候又不约而同地从忠奸角度而不是从善恶角度来加以衡量。《辽海丹忠录》和《樵史通俗演义》均写到毛文龙这个历史人物。《辽海丹忠录》第一回开篇词之后云:“从来五伦,第一是君臣……食人之禄者,岂可不忠人之事?”,(24)小说开篇即点明君臣伦理,明确臣子之忠的重要性,为下文毛文龙为国尽忠张目;第十八回回目“孤忠上格天心”、第三十八回回目“双岛屠忠有恨”,都标明其“忠”。《樵史通俗演义》第三回回目“岛帅罗织忠言罪”,毛文龙因弟弟毛云龙直言自己的不是,就以扰乱军心罪将毛云龙杀了,此后的评论说“可怜好个毛云龙,又为忠言,被忍心的毛文龙把他斩于岛上”,在肯定毛云龙“忠”的同时,还通过“拙哉云龙送死,非忠非孝何居”(25)来贬斥毛文龙的“非忠”。这两部小说都从“忠奸”角度而不是“善恶”角度对毛文龙进行评价,显示出古典小说隐含作者有时候可以用忠奸来取代善恶。

  

   其二,用人物的伦理定位来统率人物行为。古典小说强调人物的道德姿态,隐含作者习惯于对人物进行伦理定位,人物行为基本上被纳入到伦理定位之中。即使在宣扬个性情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也不乏其例。《金云翘传》中的王翠翘因救父不得已而入娼门,历经磨难后终与恋人金重破镜重圆。翠翘所经历,可谓尝遍世态人情,但小说始终将其行为归于伦理定位之中。她开始被骗,是由于为父尽孝;她最后和恋人完婚,但不愿行夫妻之实,是由于自己已失身于多人。她在给金重的题诗上说“卖身为救亲,亲救身自弃。若更死此身,知节不知义”,(26)金重也以“贞烈之情”对翠翘表示欣羡。(27)《好逑传》中的水冰心和铁中玉真心相爱,但仍恪守礼数。水冰心在大厅为铁中玉治酒起病,在大厅中间设下一珠帘,自己居于帘后,与铁中玉饮酒谈天,二人始终没有照面。铁中玉、水冰心共处一室,却能自觉遵守礼教,并非因为不动心,“所以然者,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28)他们顺父母之命成婚,却又异室而居,因为他们婚前曾经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直到皇后验明水冰心是处女后,才“真结花烛”,故《好逑传叙》评其“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29)机智勇敢的水冰心可谓女中豪杰,也依然是礼教中人。

  

   与中国古典小说相比,西方小说的隐含作者对人物与伦理关系的把握有所不同,不再重视伦理规范,而是重视人物性格。具体表现有二:

  

   其一,如果说中国古典小说是用伦理来规范人物,西方小说则是通过人物来显示伦理。小说中人物虽然难以完全逃离伦理规范的约束,但有时候人物个性还是冲破了这一约束,“冲破”过程既显示出约束人物的伦理规范,也显示出人物新的伦理诉求。《克拉丽莎》的隐含作者对克拉丽莎这个人物的伦理态度很好地显示了这一点。作为上流社会的一个浪荡子,洛弗莱斯有自己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他很像“英国王政复辟时期戏剧中的那些放荡的主人公,忠实于某种低劣的浪漫爱情”,体现出一种骑士的荣誉感,(30)这种荣誉感带来的幸福不受婚姻习俗的污染;同时,有了这种荣誉感,他也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可能随时和克拉丽莎走向婚姻,他相信“一个改过自新的浪子会成为最好的丈夫”,(31)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鄙视女性以及出于报复哈洛家族的目的而诱骗克拉丽莎有什么值得指摘的地方。应该说,洛弗莱斯的爱情观婚姻观符合他自己所属的那个阶层的伦理规范。但隐含作者对此不以为然。小说通过洛弗莱斯对克拉丽莎的强暴,将洛弗莱斯的绅士外表下的恶劣形迹暴露无遗,更在和克拉丽莎的对比中,让洛弗莱斯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显得自私、卑鄙和矫情。克拉丽莎在自己家庭和父亲对自己的经济婚姻的约束中,为反抗“一切否定女性正当的与男性平等之权利的势力的压抑”,(32)选择和洛弗莱斯私奔。她骄傲地以为,可以通过自己来感化洛弗莱斯,她恪守一种清教徒式的伦理规范:性爱比婚姻的地位更高,这和洛弗莱斯那种“低劣的浪漫爱情”格格不入。当她认清洛弗莱斯的卑劣嘴脸和邪恶欺诈后,她没有认同在被强暴后只能和对方结婚这一社会习俗,而是选择死亡来进行抗争。在她看来,她“自己的荣誉感比她在世人眼中的声誉重要得多”。(33)她当初为反抗家庭和父亲对她的女性身份的不平等选择私奔,现在为反抗洛弗莱斯强加给她的男女不平等选择自杀,这些行为,体现出既有的伦理规范对她的约束乃至摧残;但在隐含作者看来,她值得赞扬的既有她对既有伦理规范的挑战,又有她在爱情过程中对感情的严格要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一种新的清教徒式的伦理规范的遵守和始终如一。她用自己的死来捍卫自己心目中的伦理规范,既宣告传统伦理规范歧视女性的失败,也宣告一种新的、个人主义的内在道德戒律的胜利。对克拉丽莎,隐含作者有明显的善恶观念,但却无忠奸意识。

  

   其二,如果说中国古典小说用人物的伦理定位来统率人物行为,人物行为被纳入到伦理定位之中,西方小说总体上看则重视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千差万别,性格可以有道德寓意,但难以有伦理定位。西方小说对人物性格的重视,与叙事理论对人物性格的关注不无关系。黑格尔表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34);莱辛说得更直接:“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顾。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35);伍尔芙甚至认为“所有的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正是为了表现性格……才发展起来的。”(36)小说重视人物性格,是为了显示该人物的与众不同的个性,而不是为了该人物与其他人物共有的某种伦理品格。对人物性格的关注,可以折射出隐含作者对人物的某种伦理姿态,但由于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和复杂性,难以对人物进行统一的伦理定位。左拉《戴蕾斯·拉甘》中的戴蕾斯和罗朗为了爱情,谋害了戴蕾斯的丈夫格弥尔,但二人结婚后,杀人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他们一直为此备受折磨,最终以共同服毒自尽的方式结束折磨。隐含作者在谋杀格弥尔之前,对二人的真挚的感情表示认可;在谋杀结束不久,对二人表示谴责;在他们的婚事因谋杀阴影而踟蹰不前时,和他们一道表示纠结;对他们婚后为了向格弥尔母亲隐瞒谋杀真相而备受折磨乃至互相猜忌,最终以死解脱,又给予同情。对男女主人公而言,通过他们的行为和心理,隐含作者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伦理姿态,但始终没有给他们进行伦理定位。隐含作者对男女主人公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伦理姿态,折射出人物身上伦理色彩的复杂性,这和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所体现出来的伦理的相对单一性形成对比,也让伦理定位失去必需的基础。

  

   四、伦理笼罩情节与情节折射伦理

  

   就隐含作者对情节与伦理关系的把握来看,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一般处在规范伦理的氛围之中,伦理笼罩情节。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隐含作者通过伦理来引导情节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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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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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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