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22-07-01 09: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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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飞  
(习近平,2021年)这是在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新论断。(参见《决议》)从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2021年的《决议》,百年党史上三大历史决议,在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体现出一脉相承,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彰显了与时俱进,为我们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提供了一把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习近平,2016年)经典文本的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为现实问题作注脚等研究进路,远远不能满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决议》)。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达、艾思奇等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的思想探索、学术探索相比,当代哲学界似乎缺乏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勇气,没有认识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自觉是建立文化自信必不可缺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能单凭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是中国哲学一己之力,需要包括中西马各学科,整个哲学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努力。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

   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首先要反思二者为什么能够结合,回答其可能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韦伯所言“选择的亲和性”,不同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结合,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姜辉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性,都具有开放性、辩证性和与时俱进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契合融合的内在基因”。(姜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翻转,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哲学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讲究一切从实际出发,而研究中国的实际离不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变易思想、知行观、义利观、大同理想、民本主义等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具有一致性,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长出实践上的参天大树,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突破近代以来制约中华文明发展的一系列瓶颈,实事求是、小康、大一统、民胞物与等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基因通过新陈代谢,获得了新的时代表达。而且,这种思想契合,在思维方式上体现出二者的类同性。“由于两种哲学在原本的思维范式上的类同性,便有可能由之而达成一种真正的融合,即一方面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融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使之深度中国化,另一方面则使传统中国哲学真正现代化”。(王南湜,2012年,第320页)下面,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结合分述之。

   一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4页)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通向真理之路,是开放的思想体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并运用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实践建立起本质规定性和内在关联性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抽象规定性,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毛泽东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从历史经验看,恪守教条、墨守成规只会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习近平,2018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规定性和学理规范性。

   二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需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但需要“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更需要“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通过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之改造提升,创建了一套实践辩证法理论体系”。(王南湜,2020年)在冯契看来,“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为要实现这种结合,那就必须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包括研究民族的历史遗产”。(《冯契文集》[增订版]第7卷,第562页)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如果不顾中国具体实际,无视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那么即使不是像王明那样葬送中国革命的前途,也会随着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终结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悠久绵长的中华文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脉。

   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中,创造性地把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继承和接续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体和承担者。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习近平,2014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既有革命传统,也有历史文化传统,不理解传统就无法把握当代的中国,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历史研究从来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不仅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紧密联系。西方学界始终不愿意承认夏文化,不乏否定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之因素,试图从根本上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近年来大力支持仰韶、良渚、二里头、陶寺、石峁等中华文明的早期遗址研究,充分发挥了考古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价值,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重点是反思二者怎样实现结合。在当代哲学家中,张岱年、冯契、高清海、方克立等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进行过探索,提出了“综合创新”论、“智慧”说、“类哲学”、“马魂中体西用”等标识性概念。如高清海就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域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高清海)这里,就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论述四点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2016年)张岱年、冯契、高清海、方克立等对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探索,无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激活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传统文化研究就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往往会陷入保守主义、复古主义。

   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立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理论原点和思想地平线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理论和思想标识。冯契认为,“必须正确解决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克服各种错误倾向,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冯契文集》[增订版]第7卷,第578-579页)无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抑或是探索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首要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在佛教东传、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等一次次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中华民族一直善于学习各大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吸纳基础上再创造以补自身之粗疏,不是亦步亦趋,不是剪除异己,之所以亘古亘今乃是源自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

   纵观上下五千年,但凡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之世,无不体现出文化的开放性和创新性,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在民族复兴、国家崛起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汉之开疆拓土,显示出刚健有为;唐之兼收并蓄,体现着天下大同;宋之文化繁盛,开显出极高明而道中庸。德治、仁义、变易、无为、法治、民本、经世、和合等一系列思想,无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习近平,2014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泾渭分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隐忍、平和、大同与西方文化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成为治理模式分野的重要文化根源。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不容忽视,近代中国衰落与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积弊密切相关。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闭关锁国、文化上的复古保守、社会上的一己之私等糟粕在封建王朝的末世沉渣泛起,以至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因此,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发挥当代价值。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堪称黑格尔意义上“文化结合”的典范,既广泛地学习外来文化,又深入地适应中国传统,在儒家心性论和佛教宇宙论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了禅宗。从汉明帝时期佛教入东土,历经魏晋“三玄”大盛,到隋唐佛学之滥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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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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