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海林:基于《民法典》体例结构的解释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 次 更新时间:2022-06-28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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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海林  
对于营业的组织体(如公司、合伙企业)、营业所涉及的特殊交易关系(如保险、信托、票据)等,虽有所调整但几乎放任调整这些社会关系的法律自成体系的独立发展。商事单行法的独立发展,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结构和规范体系,要把《公司法》、《保险法》《信托法》等商事单行法“入典”,立法技术上会有相当的难度。在编纂《民法典》时,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几乎无人主张《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商事单行法“入典”。

   其二,司法实务上“民事”和“商事”审判的区分。我国法院总是沿着“民”和“商”区别的路径对民事纠纷和商事纠纷进行裁判的。“商事关系和非商事民事关系具备各自不同的特点;商事审判应该遵循自身特有的相关理念;人民法院在司法实务中必须准确把握商事审判的特殊性,并对商事案件和非商事民事案件采取差别化的应对措施”。我国《民法典》不区分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统称其为合同并予以统一规制,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间的差异,包括缔结和法律效力等方面的不同;关注这两大类合同在理念、法律构造和处理进路等方面的差异,会使个案的裁判结果更为妥当。在法律适用时,必须顾及商事合同的特殊性,不得僵硬地套用关于民事合同的规定。

   其三,在民法(或私法)理论上,许多学者长期以来尝试区分“民”和“商”的法律关系;甚至在《民法典》后,不少学者仍在继续进行“民”和“商”的区分,以图实现商事立法的独立(摆脱“民商合一”)。例如,我国的商事立法应当尊重自己的商事立法、司法、执法实践和商务创新,虽然没有必要采用大而全的单一“商法典”或“民法典/民商法典”模式,但应当采用《民法典》+商事(法)通则+商事单行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以上这些特有的现象对我国《民法典》全法域统合“民事”和“商事”关系的进程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虽有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典》属于“不完全的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但就民法的本土意识、观念、制度逻辑和体系以及法典编纂完成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言,《民法典》以“七编制”展示的民法制度体系已经是高度“商化”的现代民法典。我国《民法典》构建于我国民法学者创造的民法学基础之上,开创我国商业社会的基本范式,践行“民商合一”立法新模式,为我国颁布《民法通则》后最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抛开理论上的争议不难发现,在重构以市场交易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秩序的过程中,我国《民法典》实现了传统民法固有观念中的“民法”和“商法”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合一,成为不区分“民”和“商”的社会关系之法典编纂技术的经典背书。

   民商事单行法是否“入典”,在立法技术上似乎仅有以不同法律形式进行制度表达的意义,不会影响这些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应有功能。但应当注意到,《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专利法》等民商事单行法不“入典”,受益于《民法典》体例结构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效保持了其自主发展的空间;在立法技术上,民商事单行法无须采用“但书”条款即可根据其自身发展规律作出与《民法典》不同的规定,更有益于民商事单行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关系。如此一来,《民法典》外部体系便有了超越《民法典》分编的地位。目前来看,民商事单行法不“入典”,实益更为显著。

   (二)外部体系的法律适用:以《公司法》为例

   《民法典》外部体系是《民法典》“七编制”体例外的民商事单行法表达的民法制度体系,是《民法典》“七编制”体例所能表达的内容之延伸,更接近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现实。应当注意到,《民法典》总则在结构上以“扁平化”格局布置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等民法制度单元,正是这些制度单元促成《民法典》外部体系的存续和发展。例如,借鉴《公司法》第22条规定的“法人格否认”的制度经验,《民法典》第83条(禁止营利法人出资人滥用权利)为防止公司出资人“滥用权利”制度得以有效展开提供了解释论基础;但是,仅依靠《民法典》总则及分编的相应规定,不足以推动和落实“法人格否认”制度,“法人格否认”的制度发展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公司法》的细致和体系性的规定。再如,《民法典》总则对民事权利的类型化进行重构,通过分编对类型化的民事权利之变动和保护(包括救济)予以全面具体的规定,但就某些具体的民事权利而言,如知识产权、股权等投资性权利、个人信息权、数据权利、网络虚拟财产权、民事主体因自身特征而享有的其他民事权利,《民法典》分编难以提供周到的保护。通过民商事单行法对《民法典》分编“无暇顾及”的“具体民事权利”提供保护,制度效果灵活且更有成效。当然,《民法典》外部体系的存续和发展,与《民法典》内部体系之间会产生法律适用的竞争关系。为此,《民法典》第11条专门规定了“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对于同一事项,《民法典》外部体系对《民法典》总则或分编的相应规定作细化规定的,如补充性规定,限制性规定或例外规定,适用其规定。但是,《民法典》外部体系和《民法典》均没有规定的,法官可以适用《民法典》总则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裁判案件。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民法典》总则更新营利法人制度而作不同于《公司法》的规定,是否会导致《民法典》总则与《公司法》的具体规范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紧张?对此,《民法典》颁布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九民会议纪要》原则上按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规则,来处理《民法典》总则与《公司法》的法律适用问题,但允许例外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有两种情形:一是就同一事项,《民法典》总则“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应当适用《民法典》总则的规定;二是《民法典》总则在《公司法》规定的基础上增加新内容的,应当适用《民法典》总则的规定。有观点将这种解释方法归因于“防止民法总则对公司法所作的修改被完全架空”。应当注意的是,《民法典总则司法解释》第1条没有依循《九民会议纪要》的上述解释精神,是否意味着《民法典》与《公司法》之间的法律适用问题,不再考虑“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而应当一律适用“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

   (三)外部体系的更新和发展:以《公司法》的修改为例

   《民法典》以营利为区分标准而建立的组织体制度,将民法上的组织体以其性质或功能而进行的基本分类,使得我国民法本土化的内涵更加丰富,这是我国民法对民事主体制度的创新性发展。我国《民法典》拒绝以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来构造我国的法人制度,以组织体的目的对组织体进行分类,对组织体的民事主体地位的产生和存续更具价值。《民法典》以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对法人进行分类,以营利与否作为组织体的区分标准符合组织体制度(包括非法人组织)脱离自然人而独立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在《民法典》创新我国的组织体法后,《公司法》修改在立法结构和规范文本的取舍方面自应有所突破,在制度逻辑和表达形式上应当更具有特别法的科学内涵。在此情形下,《公司法》修改应当尝试从基础概念、基本原则、类型结构、规范表达等维度实现公司法的整体性重构,力争相关制度的改革、相关规范的设计能够围绕核心功能概念、重要原则规范、基本结构类型展开。但遗憾的是,《公司法》的修法过程并没有充分利用《民法典》为《公司法》改革提供的机会和空间。

   但是,《公司法》的修改是否应当遵循以上的解释逻辑?估计不能简单作出肯定的回答。有学者注意到,《民法典》后,就法典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分工协调问题,需要进行立法技术层面的研究,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立法科学原则问题。所以,《公司法》应当如何修改的问题,不能简单遵循《民法典》与《公司法》之间的“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公司作为法人,只是抽象的民事主体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更具体的下位概念,具有个体特征(如组织体的结构、营利的目的、意思表示机关的拟制法定等)而存在以特别规定进行调整的需求和可能,《公司法》具备以《民法典》“总则”关于法人乃至营利法人的规定为基点,进行相应的立法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条件和延展的空间。《民法典》以其开放、谦抑、包容的功能,通过抽象或一般性规范与《公司法》的规定发生关联。就相同事项的规定而言,《民法典》总则与《公司法》原则上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的逻辑关系;在概念的使用上也存在“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逻辑关系;但就其规范的位阶(效力)而言,只有“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可用。因此,凡属涉及公司的具体、专业层面的内容,修改《公司法》时应当交由《公司法》单独处理,不必纠结于《民法典》总则的规定。亦如意大利民法学家蒙那代里所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包含了一部没有总则的法典的法律体系可以与一种基于总则的理论和判例模式和平共处,而什么都不改变。总则的存在,不仅在经济上表现出绝对的无关紧要,即使在法律上也是如此。意大利法的任何一个操作性的规则都没有因为意大利的法学家引进了基于德国的总则的模式而被改变。法律行为的引进没有改变契约,没有改变遗嘱,没有改变代理行为,也没有改变公司决议。”这就是说,《民法典》后,《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仍将遵循公司组织体的自身的发展规律获得独立的发展,不会因为《民法典》总则从《公司法》中吸收借鉴众多组织体法的规范而受到局限。其他民商事单行法因为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象”更有个体特性,而且其规定又属于《民法典》外部体系,其他民商事单行法对相同事项,不仅可以对《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做出解释规定、补充规定、限制规定,甚至作出例外规定(特别规定),这是科学立法应有的逻辑。其他民商事单行法置身于《民法典》外,其就相同事项作出不同于《民法典》总则的规定,无须像《民法典》分编的规定那样要使用“但书”条款。无须“但书”条款的技术引导,其他民商事单行法所为规定与《民法典》总则的规定不同的,适用《民法典》第11条规定的“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

   民商事单行法不同于《民法典》分编,其有独立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条件。例如,《民法典》总则大幅度“收编”《公司法》规范,将公司的出资人权利归入“民事权利”的一种,将公司成员(股东)实现其权利的方式纳入“法律行为”的体系内,以“决议行为”加以概括,同时以体系化的民事责任制度对公司成员权利的实现提供保护与救济。但所有这些并不足以影响《公司法》的继续发展。相反,《民法典》的制度更新为《公司法》的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公司法》若“入典”而成为《民法典》分编,其独立发展的空间会受限于《民法典》“总则+分编”的结构固有的“前后与上下”的逻辑关系。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下,对于同一事项,《公司法》若要有不同于《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只能利用“但书”条款。然而,作为《民法典》外部体系的《公司法》,因为不受《民法典》总则和分编在结构上的逻辑关系的束缚,依照公司组织体的自身特点获得完善和发展的空间更大,完全有条件依照公司自身的生存规律作出不同于《民法典》总则部分规定之“营利法人”制度的规定,如营利法人的组织形式(《民法典》第76条第2款)、营利法人的机构法定(如《民法典》第80条、第81条和第82条)等。这就是说,因《民法典》总则“收编”公司法规范致《公司法》“空洞化”,而对《公司法》自身制度体系有所缺失产生的担忧,着实没有必要。因为《民法典》对法人制度的改造和完善,《公司法》是否应当转变“修法”思路以及究竟应当如何修改,会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引起巨大的争论也是难免的。

   《公司法》修改不应当是现有《公司法》的结构和规范文本的简单“加法或减法”,而是要抛弃束缚我们手脚的一些陈旧观念,对公司法进行全面彻底的修订:公司法的结构保持开放而免受体系封闭,公司法的制度保持柔性和活力而免受僵化局限。《民法典》以法人的目的而非法人的组织体结构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法人,使得法人制度更具适应社会的能力和更具包容性。基于营利法人制度,实难感受到法人成员之间的人合性或资合性,是否已经表明以此为基础而采取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二分法”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再者,《民法典》将私法自治提升到我国民法法典化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公司法》作为组织体法的理念、制度逻辑和结构会产生“法体系一致性”的驱动;随《公司法》的私法自治要素或影响力的提升,公司的组织形式乃至其治理结构是否可以通过公司股东相互间的自治进行安排?为达公司的营利目的,公司可以采取更多样化或者灵活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这是投资者对《公司法》的合理预期。《民法典》关于营利法人制度的创新,拓展了《公司法》修改的空间,限缩了《公司法》修改继续进行体系化表达的空间,但为《公司法》如何“转身”成为《民法典》的真正意义上的特别法提供了新的平台;如何体现和丰富《民法典》已经表达的制度逻辑和规范结构,全面审视《公司法》作为单行法的立法结构及与其相对应的规范文本取舍,将为《公司法》修改的首要任务和必经之路。在此意义上,《公司法》的修改无异于围绕《民法典》来重构《公司法》的理念、制度逻辑和结构而进行一次自我革命。

  

   邹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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