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岗:“拔本塞源”论:阳明先生的良知政治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7 23: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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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岗  
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幷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所谓善政,是可以人尽其才,而无有错位的。才力浅的,可以安于其所从事的职业,不致于希高慕外。才力深的,可以“出而各效其能”,以济天下。而无论才力深浅,皆能“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一个善政社会,其良知德性是人人共同的土壤,而才能则是百花齐放。人人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志向养成自己的才能,使才能得到自由发挥。而各自的才能表现虽然不同,但“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的终极表现。

   因此,人才不必由国家刻意培养,在良知善政之下,人自然耻其不能,而自勉精进于才能。就像尧舜之朝的皋陶、夔、稷、契,均是因其本来之才而受到举用,而非事先培养而成。刻意培养,未有不拔苗助长的,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因此,善政执政的重点,应该是着力于人所同者,而非强制于人所不同者。人所同者,天理良知也。人所不同者,才能也。正是因为知识才能是个人才华的自由发挥,不应该受到干涉,所以说“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如果一个社会,悖其道而行之,着力于人所不同者,而无视于人所同者,那么这样的社会,短期内或许可以靠强力维系,必然不可能长久。

   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如果一家需要盖房子,那么同村会做土坯的就会带着他的石锤来帮捣土坯,会砌墻的就会带着他的瓦刀来帮砌墻,会木工的就会带着他的刨子锯子来帮做梁柱门窗,其他没有手艺的就过来帮搬的搬、挑的挑,总之就是各人都可以自然贡献其所擅长的才能手艺,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做,这就是“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

   阳明先生在此指出的“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就是政教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致力于人所同者,而非求乎人所异者。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猖。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如果以道为标准来划分历史时代,那么尧舜是帝道时代,夏商周是王道时代,三代以后秦汉以降是霸道时代。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10]”阳明先生所说的“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就是孟子说的“以力假仁者霸”。

   霸道有两个特点:一是必然追求成为大国,二是只能以力服人,做不到让人心悦诚服。霸道之世,政教不从天理良知出,而是由“意”发出。意有诚有不诚,遇到能大体诚意的明君,政治就会清明一些,而对于不知诚意为何物者,政治就不可预期了。这样的政治,人所同的天理良知得不到培护,人所不同的才能技艺无所用处,自然也很难得到自由发挥;这样的社会,人心驰骛,得权势者必然贪污横行,乡野也必然是恶霸地痞猖獗。这种现象,不仅使在下之民遭受苦难,同样也危及在上之君,贪官恶霸往往是君民同所愤恨的对象。因此一旦贪官恶霸被正法,民众便“欢虞如也[11]”,感恩戴德,奔走相告。民对君的感情于是更加深厚,更加拥护,然而等平静下来,便一切照旧。

   贪官恶霸现象屡禁不绝、屡杀不尽的根源,恰恰在于所行的是霸道而非王道。霸道体制之下,人所同的天理良知得不到培护,蔽而不申,自然是禽兽之道横行,而人道往往被压制。“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这种现象,就是良知障蔽的普遍表现,它可以解释一切不可理喻的“野蛮战胜文明”的现象。要知道,良知是有力量的。良知的力量,“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只有建立在良知之上的政治,才可以征服一切野蛮。

   然而霸道之所以能维持,在于其一方面假行仁义以惑众,“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一方面假借民心以成己之私,屡行小惠以博取民众的拥护。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12]”“惠而不知为政”,这是霸道的通病。王道之下,人人由良知而行。而霸道之下,在位者长行小惠,民众便不再知有良知,而唯在位者之意是从,因此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任意兴起,“一切欺天罔人”。行小惠而坏大义,这恰恰是三代以降往往被称誉为政治清明的表现,却不知早已偏离圣学远甚。人治不免于意必固我。以良知教,行良知之政,使得人人“复心体之同然”,人人由良知而行,主宰于良知,而非被人主宰。摒弃人治,普遍发明良知,从而恢复尧舜之治,这就是阳明先生达致政治理想的仁术。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可复覩。于是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力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

   不明良知之学,则虽欲挽救世道,不仅枉费心力,更多情况下反而会助纣为虐。蒋先生说,世之儒者,仁心担当很容易做到,气魄担当也不难,难的是义理担当。义理不明,便可能连良知的门也望不到,虽依于仁心气魄,所为所行难免意必固我,反而越来越使得圣学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引进其他学术思想,众说纷纭,于是人民人心成了各家各派群起角力之场域。到这地步,民众沦为执牛耳者之利渊,人已不成其为人,更不用说良知了。世道沦落如此,与天下之人皆相视如一家之亲的尧舜之治,已不啻千里万里。

   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良知泯失,则良治善政亦不可得,于是人人生而自危,难免于向利而生。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3]”施政均平,使得天下人人居处安和,这是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做到如此,只有致良知,行“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于天下。发政施为,能做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充遍,就是“均”;使民养生送死无憾,就是“安”。政均而教安,天下人人甘之若饴,虽有大诱深惑不可动其心,权势名利自然见耻。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难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阳明先生此语虽为勉励君子而发,然直与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之气概相同。大概龙场悟道之初,阳明先生尚着意于生死焦虑[14],至此已然扩充良知之学至于政治焦虑、历史文化焦虑[15],从而形成其以良知为本的政治思想。此一政治思想,远绍尧舜,直承孔子,可称之为“良知政治思想”。对于“良知政治思想”,阳明先生深信虽处“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以下,虽面对的是人人不解而极度“劳苦而繁难”之世,“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

   阳明先生的政治思想,以致良知为根本一贯之道,以“天地万物一体”为统系,以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仁流行,而无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为终极目标。如此,天下人人皆能行乎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如此,功利之毒自然无所入间,民安而物美,万般百为皆可得而兴。然而,将良知之学推行于天下,不可能像平时教训弟子那般,人人启发之以精微、示之以心性工夫,必须有赖于政教施为。具体就是以“允执厥中”为根本,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之义为节目。由是可知,阳明先生所提倡之良知之教,实属“时义之大”。良知之教与良知政治思想合驱并行,则尧舜王道之治可期。

   良知政治思想的核心重点,在于通过政教,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这其实就是蒋先生以“政治儒学”保证“心性儒学”之说的先声,所谓“先圣后圣,若合符节”。然而有一点是阳明先生对于政治思想的独到贡献,这一原则虽尧舜孔子复起,亦不可易。这一原则就是:政教应当致力于人人所同之上,而非人人相异之上。人人所同,就是天理良知,圣贤与常人的良知并无二致。人人所异,就是才能秉赋。政教致力于人人所同的天理良知,“允执厥中”,是政均人和的根本。只有政均人和,才能使人人所异的才能秉赋得到自由发挥。政教致力于人人所同的天理良知,才可以避免以“君意”、“民意”、“权意”、“阀意”干政,从而避免各种主观臆断的人治,由此才可以避免使得人民沦为“君意”、“民意”、“权意”、“阀意”等等非法政权下的良知障蔽的奴隶,从而使得人人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良知人、自由人。若心体同然之良知不明于世,那么再沧海桑田,君权换了民权,只是风景不同罢了。

  

   刘怀岗 夏历壬寅岁五月望

   西元2022年6月14日于深圳

  

   注释:

   [1] 见《论语·为政第二》。

   [2] 见《传习录中》

   [3] 见《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传文何休注。

   [4] 见《传习录上》,阳明先生答希渊问。

   [5] 见蒋庆先生《政治儒学默想录》一书,或发表于儒家网的“圣王再兴说”一文。

   [6] 见《论语·尧曰第二十》。

   [7]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见《论语·里仁第四》。

   [8]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緜》诗句。

   [9] 见《传习录上》。

   [10] 见《孟子·公孙丑上》。

   [11] 孟子曰:“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见《孟子·尽心上》。

   [12] 見《孟子·離婁下》。

   [13] 见《论语·季氏第十六》。

   [14]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阳明先生至龙场,“时瑾憾末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云云。

   [15] 蒋庆先生于《心学散论》一文中指明,吾人之焦虑有两种:“生死焦虑”与“历史文化焦虑”。“人处世间,见草木枯荣,有情无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遂生出离解脱之想,此乃生死焦虑。”“压迫吾人心灵使吾人不安者,除自然生命之生死外,尚有非出于自然生命者。此种焦虑,吾名之曰‘历史文化之焦虑’。”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圣贤大学问,一定是“能将生死焦虑与历史文化焦虑以‘中和之道’解决之”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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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儒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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