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国栋:张学良与锦州弃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 次 更新时间:2022-06-27 2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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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国栋  
对于锦州当下的危机,美方认为已向双方政府说明,锦州问题是“一个争议双方应该可以达成协议而不发生冲突的问题”。

   对于中国当时的处境,美国也是很清楚的,“国民政府被认为无力应对日本进攻锦州的危机,但人们普遍相信,在锦州不战而退的提议所引起的民众反对之下,张学良或任何中央政府均无法生存”。随着日方军事行动的开展,张学良与孙科政府的矛盾逐渐增多。据张学良12月25日致孙科政府电称,日军北路“进攻法库,以窥川武”,南路“由营口攻取田庄台”,中路“沿北宁干线,虽尚未积极前进,然彼集中新民之军队,约在1师团以上,一二日内势将向西猛烈出动”。

   张学良在25日电中更表示,“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而且天津塘沽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迫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东北军自身能力亦有限制,因“东北根据,既已全失,枪炮药弹,极感缺乏,稍一支撑,即难为继,至饷项一端,尤无办法,此间收入,以之供平时开支,尚属不敷,战时需款浩繁更何以筹措”。为此,张希望孙科政府能“火速拨现款百万元,用发目前伙食饷需”,各类炮弹50万发“于一星期内发到”,子弹“一千六百万发”,“尤请日内照拨”,并请国府调遣大军支援,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

   当天,张学良也借助东北民众救国会的声音,表达对现政府“既不宣战又不言和,既不言和又不宣战”的不满,批评政府“徒唱空言,使一隅之兵而敌敌人全国之力,存意牺牲东北健儿,以固二三人包办政府之地位”,并痛切表示,“政府自绝于东北民众,非东北民众绝于政府也”。张以此向孙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援助锦州,同时也反映出张对粤方存有猜忌心理,担心自己的生存地位受到威胁。

   对此,孙科政府当天向张学良传达中执委决议,“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应即电令该主任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12月26日,孙科政府再次致电张学良,告以所需粮械援军各项“已由府密令财政、军政、参谋各部,迅即筹发,并分送特种外交委员会”。当天陈铭枢还向国联声明,为了避免东北局势的恶化,中国履行了国联历次决议所规定的义务,但“中国不能容忍任何人侵占领土”。顾维钧亦致电张学良“锦州方面形势紧急,日借‘剿匪’为名,势必攻取”,并传达了李济深期望张能够“饬属严密防范,悉力抵抗,以示自卫之意”。张学良于26日当天致电孙科政府称,对锦州“必尽力设法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而且我方粮、械不充,“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张学良希望孙科政府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另外,日军在天津集结重兵,“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张并在电文中称自己并非“有何畏惧,关系全国存亡,情势所在”,因此不得不询问应该如何处理。28日,孙科政府再次安抚张学良,所需之补充、增援,“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

   然而,核办并不等于已办,张学良方面仍没有得到孙科政府的任何实质性支援。28日,日军第二师团“沿营口支线开始前进”,张急切致电孙科政府“迩来日军着着进逼,锦县危急万分”,目前前方“款弹两缺”,“钧府既迭责其尽职,自应即援以实力,事出急迫”,希望政府能够“火速照拨,以济眉急”。对此,29日孙科政府告知张“已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从当天张学良的回电中可知,锦州前线仍然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援,张学良在致外交部电中,明确表明其态度。首先,锦州战事是“职责所在,何敢诿卸”。但“关于补充、增援诸端,倘政府不筹有确切办法,则恐空言固守,实有未能。东北军尽数牺牲,固非所惜。唯事关全国,无补艰危。而善后诸端,益难收拾”。张学良在电文中指出,目前日本在天津集结重兵,随时有截断锦州驻军退路的可能性,“锦州若一接触,华北大局必将同时牵动,此节尤须妥加预筹”。为此,他希望中央能拿出切实办法,而不是空言固守抵抗。

   孙科政府在接到张的质询电后于30日答复,再次强调张要履行守土之责,“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盖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而对张学良提到的各种困难,则表示“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并指示张,“日军攻锦时,在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让其自行决断办法,但并没有提出解决困难的实际方针,仅要张“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30日,锦州危急,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撤至滦州,“辽省府仍留锦州办公”,另外锦东、锦西均遭日军进攻,沟帮子一带已失守。孙科等人既无具体办法援助锦州,又无法把控张学良,只好于12月31日致电蒋介石称,“日军攻锦紧迫,张主任有撤兵之情势,中央刻正责令积极抵抗,竭尽守土之责”,目前国难危急,希望蒋能够“迅速来京主持大计,集全党力量整齐步骤,以与人民共赴国难”。当天(31日)日军已经在锦州周围展开,日军第二十师团从沟帮子向锦州方向前进,与30日从新民出发的日军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密切相连。“第二师团仍一并指挥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向大凌河一线前进,掩护军的集中。”锦州最终于1932年1月3日沦陷。

   弃守锦州是张学良个人决断,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张学良对于处置锦州乃至华北局势,有着充分的自主权。尽管检索各类史料,不乏中央或个人对张学良处置锦州问题予以建议,但由于华北地区地处中日冲突的前沿,局势复杂多变,民众反日情绪亦十分高涨。在张学良看来,“情况很难处理”。等候南京的指示是不现实的,许多事情需要张临机处置。张学良在1932年与国联调查团李顿一行谈及锦州危机时也表示,“我从中央政府得到的指示就是这样的,我应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我应该使处理办法不至于因为涉及日本而使军事形势恶化,又不激起国人的情绪,也不伤害国人的爱国责任感”。可见,张学良在当时局势下,有全权处置华北问题,但事情的纷杂程度,颇令他头疼。

   在锦州问题上,张学良虽有决断的权力,但东北军力量有限,防守存在诸多困难。其一,如前所述,锦州的防守兵力不足以抵挡日军优势兵力和武器的进攻,对此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都十分清楚。其二,从战略上讲,即使锦州战事胶着,日军也随时可能进攻天津,如宋子文所预判,日军将封锁锦州军队向关内的退路,并断绝锦州守军的援助,则锦州势不能守。其三,国民政府先后承诺的财政与兵力支持,随着国民政府内部的政争也没有了下文。其四,粤方掌权后,仅严令张学良守锦州,并无实力援助之办法。因此,守锦州的问题从一开始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掺杂政治与外交因素的各方角力。孙科政府在援锦问题上,屡屡食言,并非因派系隔阂不愿真心助张,而是心有余力不足。自蒋下野之后,“军饷无人负责,各将领尤为惶惑”,财政极为困难。原财政部长宋子文,虽然“辞职尚未被接受,但他在上海显然对事态发展漠不关心”,短时间内孙科政府难以提供张所需粮械。至于援军,早在1931年12月初朱培德即在特外委会中说明,“关内队伍无论从何方面计划,皆无出关援助之可能”。由此观之,孙科政府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却不能实力支援,加重了张学良对粤方的猜忌心理,亦是张学良在日本进攻锦州的最后关头撤守的关键因素。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锦州防守不但要靠军事力量,还要依靠中央政府支持以作后盾,而给予锦州方面以粮械、兵员的源源支持。外则需要积极利用国际力量斡旋,但仍要有中央政府以一贯之政策从中平衡。而此两方面条件,在锦州危机的演变过程中均发生变化。尽管宁粤双方依靠张学良坚守锦州的方针是一致的,但张学良在蒋去职前后,对锦州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因东北丧师失地,张学良广受批评。南方的广东派、北方的阎锡山都是“倒张”的主力,可以说张学良地位的维持,离不开蒋的支持。因此张在对日问题上,基本与蒋介石保持一致。蒋下台前,张曾表示要坚守锦州,所谓“至万不得已时,亦只有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持国家之人格”。即便后来张学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锦州危机,但对蒋坚守锦州的命令,也表示自己有苦衷,希望蒋派亲信人员北上统筹。而粤方上台后,孙科政府对锦州多空言坚守而无实际援助,双方本有芥蒂,使得张态度更趋消极,屡屡发表对孙科政府不满之言论。美国方面也认为,“南京对张学良强烈的敌意以及在锦州缺乏支持,导致张做出目前(撤兵)的决定”。

   在国际外交方面,国民政府在国联决议派遣中立观察员之后,并没有持续地推动国联在锦州地区发挥缓和地方冲突的作用,而是陷于内部政潮的纷争当中,后来更是疲于应付日本的外交攻势,并不能提出具体办法,仅空言希望国联以及列强的干涉,于事无补。日本则不断与张接触,以虚假之条件诱使张学良直接谈判。虽然张学良大受诱惑,但最终的撤守并不是由谈判促成的。有关“撤兵保锦”的谈判,仅成为张学良应付各方指责的说辞。在撤出锦州守军后,张学良按照日方许诺的条件,在锦州地区留下警察力量和骑兵部队,以维持秩序和保护铁路。日本则毫不意外地再次食言,经过短暂的交火之后侵占锦州。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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