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国栋:张学良与锦州弃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22-06-27 2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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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国栋  
则能够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争取国际援助。而张并不愿在锦州做最后牺牲,希望日本守信用,肯诚意商谈。12月9日顾维钧再致电张学良,劝其坚守锦州,“当此国人视线群集锦事之时,军队稍一移动,势必沸议全国,为兄着想,似万万不可出此”。顾维钧更向张表示,锦州局势因有视察员之存在,且国联已经决议中日各守原地“似不至有战事发生”。就当前局势来看,日人“诡诈多端,我退则彼进,彼时新政权统一东北,则不可挽救也”。对于锦州撤军一事,顾向张表示,“日方要求我方撤退锦州军队,企图以长城为边沟之界,计极险竦,中央对此点绝不让步”。顾维钧的劝告,从张的处境至全国乃至国际方面,均予以考虑,可谓中肯。但此时张学良仍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并再次给蒋去电称“良有难言之苦痛”,急盼熊式辉赴平商洽。

   张所谓“难言之苦痛”有其症结所在。原因在于12月7日矢野真再次找到张学良,为了说服张学良撤守,矢野真向张学良做了许多无法兑现的承诺。如“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军,日军将在大凌河停止”。锦州方面的“警察和通讯保障,由中国人承担”。为进一步表示日方的“诚意”,矢野真还称如果警察不够用时,“骑兵也可以留下来”。为促使张学良下撤兵的决心,当天矢野真还找到张学良的代表汤尔和,表示日方督促张学良撤守锦州“并无占领中立地带的意图”,请其尽力说服张学良撤兵。当天下午汤氏在王树常陪同下,面见张学良尽力传达日方意见,并劝张“这时候必须要迅速下定决心”。此时,张学良非常犹豫,国民政府要求其固守锦州绝不能撤兵,但如果拒绝日方建议,很可能会招致日方的军事报复。情急之下,张学良“命令王树常起草辞职电文”,汤与王从旁极力劝说:虽然与日本达成撤兵协议,张学良将遭受国民舆论和政府方面的责难,但“可以消除中日间的危机”。

   在他们的劝说下,张学良同意撤兵,但提出前提条件:1.希望撤兵后,日方“不要向新民以西出动军队”。2.锦州撤退一事,如果日方“对此强制执行的话,就无法解决了”。3.相关细节的商订“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缔结秘密协议。但如果此次撤兵是按照日方要求,或者准备缔结秘密协定的内容向外界泄漏的话,恐怕此事是不可能实行了”。

   当时,张学良之所以冒险接受矢野真的条件,是因为如果与日本达成满足上述条件的停战协议,可暂缓中日两国军事冲突。虽然此举将导致日军压至大凌河防线,但按照协议中国可以派遣警察、保安队留守锦州,当时警察力量是防卫锦州的重要力量之一,“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3个纵队”,即驻扎在锦州北边20里的三屯附近。原大凌河沿线防线依然可以调换警察总队予以维持。而且沿锦州北面的小凌河支流小哈喇河和二道河可以重新确立一道锦州防线,与大凌河防线相互配合,两道防线之间以北宁线为交通,运输敏捷,可共同承担锦州防务。

   张学良的想法是:“首先,这将表明我们对决议或联盟的尊重和信心。第二,它防止关外局势恶化。第三,它将排除战事在关内发生的可能性。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提议来完成,当时的提议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始终基于锦州在中国人手里。”因此,如果日本确有停战意向,就缓和锦州局势而言,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问题在于日方并没有履约的打算,谈判的目的只是为诱导张学良撤出锦州防守兵力,以达到侵占之目的。

   根据张学良的说法,矢野真在12月7日明确表示日军将停留在大凌河一线,此点与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彦所著《满洲事变》中的记载不同。《满洲事变》一书记载了日本给矢野真的谈判方针,其中,第二条为“驻满日本军有权通过流经锦州附近之小凌河以西的地区”。第三条为“从小凌河河口沿河溯至热河省一线,直至山海关附近之长城一带奉天省地区内,在治安发生混乱时均须由日中双方协商决定其解决办法”。该书还记载,矢野真秉持此种方针与张学良的谈判遭遇了军方的反对,因此尽管“张学良做出了主动撤退的回答”,但还是在12月7日就此不了了之。就该书观点看,似乎张学良同意就上述日本提出的条件谈判,并主动撤兵以示诚意,只是由于日本军方干涉才不了了之。

   首先,如果书中记载属实,那么张学良不可能接受谈判条件。原因在于该谈判方针将日军停留地点,推进至锦州附近之小凌河以西。从地图上看,这无异于将锦州让与日本,显然至少在谈判阶段张不会将锦州拱手相让。因此,大凌河的说法是可信的。其次,矢野真的谈判并没有诚意,其谈判条件随着日本在锦州方面军事的进展,从日军的停止地点到中国军政权力的保留,愈加苛刻。直到日军将发起对锦州的总攻之前,矢野真方才向张学良表明日本的真实谈判条件。

   张学良虽在12月7日与日方初步达成撤兵意向,但不久就被日本新闻予以披露。顾维钧于13日发电诘问,张十分顾忌南京的反应,“返电称此事绝对没有”。此外,一旦从锦州撤军,民众的反应也是张学良无法承受的。锦州已经成为中国在关外的主权象征,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因此张学良并没有从锦州撤守,而是选择观望南京的局势以及日本的后续行动。12月下旬,关东军方面已集合完毕,开始积极向锦州包抄。为动摇张学良,当月25日矢野真再次与张学良接触,敦促其迅速撤兵。张学良询问矢野真,“锦州是否还会留在中国人手中”。矢野真答以“以后再讨论”。张学良向矢野真诉苦,称如果从锦州撤兵,“国民甚至我自己的部下都将把我当敌人看待”。张学良希望日本政府能体谅他的难处,考虑他的将来,“采取彻底的方针”。即确保中国军队撤出锦州后,日方不侵占锦州。

   至12月29日,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日军已经占领了大洼站、盘山等要地,对锦州的总攻即将开始。当天矢野真找到张学良,要求其“立即就这项建议采取行动”。张学良告以“锦州方面的全部军队也就是三个旅将会撤退,当地除了保安队和警察之外,不会残留一兵一卒”。同时,张希望“(1)日军不可以追击;(2)不许向锦州方面进兵”。为给自己留有余地,张表示撤离锦州后,要通电声明自己“并非要抛弃锦州,而是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矢野真则强硬地表示,除了中国撤离锦州外,“日军要停在比以前更靠前的小凌河,中国军队也要全部撤退”。而且中国军队撤离时,矢野真并不保证“不会在山海关发生冲突”,仅表示“他们希望不会发生冲突”。另外,关于铁路保护的问题,矢野真在当月7日曾向张学良表示,“为了保护铁路,中国可以保留锦州和山海关之间的宪兵队”。但29日改口称:“宪兵队也将被视为军队。”关于锦州政权归属的问题,当月7日矢野真称锦州的行政权“应该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但29日矢野真改口称“中国应该放弃城市(锦州)的行政权”。最后,矢野真再次威逼张学良迅速实施撤兵,如有迟疑“可能会发生并非我(日)方本意的不幸事件”。及至12月30日关东军持续向锦州方向进攻,张学良从锦州撤出大部分的军队,矢野真仍在“开导”张学良,称锦州最终将被日军占领,“如果中国自愿撤退避免冲突,那么日本外务省将获得威望,这对中国有利”。

   需要指出的是,日方的劝诱虽对张学良防守锦州的态度产生影响,但张学良并非“在日本人威胁下受骗撤兵”,尽管矢野真奉命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密谈,张学良也同意撤出锦州守军,但张撤兵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日军不能向锦州进军,确保锦州中国政权不被颠覆。其次,撤兵事宜不能由日方强制执行。最后,撤兵的消息不能向公众泄露。如前所述,先是日方媒体公开披露了张学良与日方商谈撤兵的消息,造成张处境被动。而后关东军即向辽西进兵,导致张学良“撤兵保锦”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加之矢野真出尔反尔的谈判态度,很难获取张学良的信任。因此,虽然张在12月7日表达了撤兵的意向,但军事上仍然不断向国民政府求援,并在锦州外围抵抗关东军的进攻。直至张学良从锦州撤军的前一天,日军第二师团在沿营口支线向锦州推进时,尚与中方守军发生交火,“以一部击退了据守阵地之敌”。一言蔽之,张学良不可能仅凭矢野真的许诺,就从锦州轻易撤兵。

   那么,张学良在锦州沦陷前几天仍然与矢野真频繁接触,其意图何在?如前所述,张在12月4日的谈判中已经对日方的目的有所怀疑,所以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不仅是观察日方行动,也是在观察国民政府。在撤守锦州前,张学良早已知晓日本军事侵占锦州的意图,因此不断向孙科政府索饷索械。但张对锦州防守严重缺乏信心,急于从中脱身,而锦州又为国人视线关注的焦点,需要寻找合适的借口。在此情况下,与日方谈判撤兵则符合张学良“寻求让我也有所得的”心理,一方面可以为自己从锦州撤兵的行为辩解,以应对国内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也可借此揭露日本背信弃义侵占锦州的事实。张学良在撤守之后,即公开宣称此举为了“使日本丧失所有进一步侵略华北的借口”。

   因此,从实际效果看,日方对张学良的劝诱,最终成为张学良从锦州撤兵的说辞。而张学良对锦州的防守态度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平衡关系,即日本的进攻强度与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特别是12月中旬以后,日方武力夺取锦州意图已明,此时以蒋介石下野为标志的宁粤政争,则成为影响张学良下决心的关键因素。

   四、 宁粤政潮与张学良撤守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辞呈,请“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张学良随即致电蒋介石称,“连日亟拟入京面陈一切”,因天气之故“中途阻还”。张认为,蒋的辞职通电发出后,“人心大为动摇”,并拟跟随蒋“引咎辞职”。蒋向张学良表示,“诸事已托石曾先生面述,请兄驻平勿来京”。16日张再次致电蒋,请准予辞职。蒋下野后虽多次致电军政要员称要以“在野之身”协助政府,但人事更迭,不可避免地影响时局。当时,日本也观察到中国反张各派尚无实力开展行动,但“仍在进行阴谋活动”。此外,由于张学良与日商谈撤守锦州的消息传出后,民众团体反对情绪高涨,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促使张萌生退意,但锦州紧张的局势又令张学良无法卸责脱身。

   与此同时,日本则积极地为攻占锦州做军事和外交上的准备。在军事上,不断向中国东北增兵。在外交上派矢野真与张学良秘密“谈判”,拖住中国锦州当局,并在国联极力渲染东北匪患严重的假象,掩护日本侵占锦州的军事行动。1931年,日本“派遣混成第八旅团、战车1个队、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第二大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第四中队等”,向沈阳进发。当天,为掩护其增兵行动,日本致电国联称,“新的军队将从日本派去代替目前在满洲的军队。后者人数很少,按其所履行的职责已经连续执行3个多月了”。日本还称,将很快撤回由朝鲜派来的师团。

   及至12月21日,为了制造借口,不撤回朝鲜师团,日本向国联称,11月26日以来中国在锦州地区的兵力“达到了28000人,人数增加的来源是第二十旅和其他人员以及第七旅的残部”。而且锦州地区土匪人数也在增加,12月中旬,土匪人数上升到“30000人”。孙科政府也注意到了日本增兵的情况,17日蒋作宾致电外交部报告日本“添派第十师一部队,近卫军及第一、第十二各师之特殊部队赴东省”。18日,蒋作宾再电外交部,日本“预定自现时起至明年正月中旬,将锦州方面各军队扫除净尽”。

在此危急情况下,孙科政府虽察觉到锦州事态紧急,但无力给予处于前线的张学良任何实质援助,只是对内要求张死守锦州,对外向国联及列强求援并作抵抗声明。此种做法,令与粤方素来不睦的张学良更加不满。1931年12月21日起,关东军以“剿匪”为借口大举向锦州方向进攻,锦州形势岌岌可危。当天,张学良致电于学忠,“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此时,孙科政府正派颜惠庆寻求美国的帮助,由于之前史汀生表态反对日本进军锦州,暂时平息了危机,颜希望美国能再次出面抗议日军的侵占行动,“可能会再次产生同样的效果”。但此时不管是美方还是国联,对于关东军以讨伐匪贼为借口实施的侵略行动,在锦州尚未沦陷之前,并不愿意过度刺激日本。美国仅表示赞同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的决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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