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花:试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1898-192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3: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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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花  
是因为在此之前,作家都没有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建设,只是零星地介绍、阐释苏联、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建设经验,而鲁迅在4月发表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序》中第一次明确地、自觉地提出“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20)并且在此之后,开始有了对苏俄、日本等国针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较为系统的译介和阐释。

  

   以上具体界定了“前史形态”的时间范围,以下将结合具体案例,分析目前“前史形态”的研究,并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第一,早期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讨论文艺的本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初步探讨、宣传“革命文学”,相关研究有王观泉《“天火”在中国燃烧》(1984)、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86)、吕德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1990)、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1990)、钱竞《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1999)、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2002)、刘勇《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2006)、刘永明《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2007)、童庆炳《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2)、季水河《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2014)等。

  

   第二,中国作家借鉴传统俄国文学及新生苏联无产阶级的文艺来辅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早期建设,相关研究有黄昌勇《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潮》(1992)、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2005)、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2005)、张立军《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2019)等。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受俄国、日本影响。理论来源的间接性,使作家在面对理论文本时产生误读,相关研究有黄念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2012)、《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2017)、段吉方《“五四”文学文化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图景》(2019)等。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研究没有充分展开,除了对“早期”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混乱(本文已经在第一部分进行论述),还忽视了1920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1920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的整体关联;忽视了作家文艺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同时并存的过渡状态;忽视了“其他”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资源的影响;忽视了非经典作家、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探索中的贡献。

  

   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研究要有所突破,就要打破既有的认知框架,第一,重新思考那些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文学研究的作家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并不是由个别人完成的,所以研究中也不能只关注李大钊、陈独秀等。其一,重新讨论那些看似已经研究较为清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思想。以往的研究中,多关注李大钊、陈独秀、萧楚女、恽代英、瞿秋白、蒋光慈、沈雁冰等在这一阶段的批评理论,未来还要对当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作家的相关文学活动给予关注,比如胡愈之、袁振英、李汉俊、沈玄庐、沈泽民等。到1925年4月,全国共有1667名党员。(21)尽管一些党员在实践中背离了革命,但要对他们曾经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给予肯定,比如沈玄庐。其二,要充分关注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比如,汪馥泉、周建人、黄幼雄、戴季陶等的相关无产阶级文艺实践活动,尽管他们的活动可能是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但现在看来也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研究中要辩证地看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史、思想史、传播史上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和实践、质疑与反思,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影响力。

  

   第二,在具体的历史中,看到底哪些因素参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前史形态的建构,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形成了怎样的问题。站在今天来看,不应该只关注哪些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关注在当时哪些因素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除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美学上的运用,具体来说,一方面,在更加深入讨论苏联、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经验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文艺建设影响的同时,还要关注英国“社会主义”,比如威廉·莫里斯、罗斯金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要特别关注那些在今天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资源,比如无产阶级文化派、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等思想。它们也曾经确实被应用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第三,关注作家在政治与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中可能存在的时间偏差。不能认为作家在政治观念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其文学观念也会立即转向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思想在转变过程中会有犹疑。比如,陈独秀于1905年9月首次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提到马克思主义,但到1919年4月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时,才在政治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其间发表的《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时局杂感》《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纲常名教》,显出他思想的徘徊与犹疑。他在1919年前后,即从1915年10月到1921年4月间的文学批评活动,基本上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今日之教育方针》《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答张永言(文学——人口)》《答程丹崖(新文学)》《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学说与装饰品》《答吕澂(美术革命)》《答胡适之(文学革命)》《致胡适信》《文学革命论》《答曾毅》《学术独立》中,他倡导欧洲流行的写实(自然)主义,着重文学的技术;《社会主义批评》《〈红楼梦〉新叙》中他肯定文学的独立价值和绝对自由。直到1922年8月,陈独秀才在文学上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科学与人生观序》《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中他以唯物史观阐释文学的发生,倡导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在打破既有的研究思路后,就要再挖掘、再分析历史文献了。学界尽量还原历史发生,把握一手文献。资料的有限,影响人们的具体分析和理性判断。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198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1983),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85),高军《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1986)等整理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李金花《胡秋原与左联的文艺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等整理了早期译介到国内的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建设文献。实际上,这些汇编类文献只能对当时的思想状况做出一个大致的呈现。在此之外,还有大量散落在历史中的文献没有汇集起来。要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要重新关注当时的期刊、报纸等,比如《万国公报》(1895)、《新民丛报》(1902)、《浙江潮》(1903)、《东方杂志》(1904)、《民报》(1905)、《天义报》(1907)、《新青年》(1915)、《晨报》(1916)、《新世界》(1916)、《每周评论》(1918)、《星期评论》(1919)、《少年中国》(1919)、《解放与改造》(1919)、《曙光》(1919)、《民国日报》(1916)、《共产党》(1920)、《劳动周报》(1921)、《先驱》(1922)《今日》(1922)等。(22)

  

   在扩大了文献来源之后,以下将较为详细地讨论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问题。作家掌握了苏俄、日本等国的哪些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经验,关注了哪些理论命题。这里的讨论将省略思想发生、转换的历史过程,只将问题呈现出来,且不特意区分译介文献和阐释文献。

  

   在1898年2月到1919年11月之间,作家是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部分并不打算做详细的探讨,尽管文艺研究领域还没有充分重视,但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已经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可以充分借鉴。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这一阶段被介绍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序言》《工资、价格和利润》《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阶级斗争》等;蔡尔康、罗大维、赵必振、马君武、梁启超、朱执信、廖仲恺、孙中山等不同背景的作家先后参与译介、阐释、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的文献还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辨析;另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等。在经典文献的研读中和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辨析过程中,作家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认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理论被作为新的文学观念的提出依据;对此,历来已经有很充分的研究。只不过,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到作家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文学上、转化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过程没有精细地再现。

  

   那么在1919年12月到1925年4月之间,作家接触和讨论了苏俄、日本等国的哪些经验,关注了哪些问题?那么,下面将大体上以时间发生的先后和持续的长短为顺序,谈谈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新的苏俄政府是文化的拥护者和创造者;布尔什维克不像资产阶级诋毁的那样阻碍世界文明的进步、摧残艺术和博物馆。相关文章有高尔基著、郑振铎译《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1920)、王统照译《新俄罗斯艺术之谈屑》(1920)、震瀛译《文艺与布尔塞维克》(1920)、《苏维埃政府底保存艺术》(1921)等。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的“文化遗产”问题,在1930年代得到深入讨论,比如如何对待“欧化文艺”“旧文艺”等。

  

   (二)创造为劳动民众的艺术,实现艺术的大众化;艺术应该为全体民众所有,而不是只有少数阶级能够享受。比如,(日)宫岛新三著、李达译《日本文坛之现状》(1921)、(日)平林初之辅著,海晶译《民众艺术底理论与实际》(1921)、陈望道《日本文坛最近状况》(1921)、(日)山川菊荣著、黄幼雄译《劳农俄国的文化设施》(1921)、胡愈之《俄国新文学的一斑》(1922)等。另外,平林初之辅的文章已涉及“文学遗产”“普及与提高”等。不过,国内作家还没有更多独立思考。左联成立后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可以追溯于此;作家还具体探索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

  

(三)诞生了表现“第四阶级”的文学,即“劳动艺术”“劳动文艺”,只不过这一文学还很幼稚。相关文章有胡愈之《劳动文化》(1921)、《德国的劳动诗与劳动剧》(1921)、《俄国新文学的一斑》(192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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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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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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